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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将自然作为道的最高境界，故希言自然，将自然看成比道更高的东西。 “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此处“希”为“大度形”，是说自然之大，乃万物之根，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人只不过是自然之一物，至于天地也不过是自然之一物，天地尚且不能久长，而况人乎，故人在自然面前表现为有始有终。因此，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故曰“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意思就是说，自然之大，道亦乐，得亦乐，失亦乐，即无所谓得失，无所谓道德，无所谓信与不信。一切皆自然。 老子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道家看来，人为万物之灵，为天演中最为进化之物，故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但是此“大”又向返回于“自然”，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视地为其母，而地以天为覆，故天生地，而天地人三材又以道而生，而道又以自然为师法。 可见，道家的自然观是一个完整的自然宇宙观。其次序是：宇宙（自然）——道（客观的规律）——天（太阳系）——地（地球万物生成）——人。 道家颠覆了任何社会层面的人性，人的所有行为都应以“自然”为最高境界，方可不离“道”，凡事应“自然而然”。 第一，“自然”的境界落实到行动上就是“无为”。“自”即“本身、自己、自我”之意；还具有“开始、起源”之意。“然”，指“如此、这样、那样”之意。“自然”，具有“天然，非人为”之意；也指“无穷变化的各种事物”，与“宇宙、物质、存在、客观实在”等范畴同义；还包括“不做作，不呆板，非勉强”之意；同时，还具有“当然”、“事物按其内部的规律发展变化，不受外界干预”之意，如“顺其自然”。 “自然”一词，在道家看来，就是各个事物自己按照自己的运动规律进行变易，故“自然者，道也”。任何其他事物皆不可强制，而应当顺其自然，故“无为”。无为是自然的必然结论，如有意而为，事物便不可能“自然而然”。 自然作为道家的最高境界，平等地对待万事万物，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各自的变化规律，任何一物均不比另一物高级，各种事物都遵循一定的“道”在进行变化和发展，故不应将人的意志强加到其他事物之上，否则就会与“道”相悖，违反“自然”，违背规律，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 “无为”就是顺万物之本性，不加以过多的干涉，故“无为”实者“大为”。老子曰：“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也就是说，功成不居，而不居非真不居也，是不去也。“《论衡自然篇》曰：'故无为之为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亦即此章'夫唯不居，是以不去’也。” 如此看来，无为便具有特殊的涵义，即不做违反自然之事，而应顺其各自物性，顺其自然，实际上就是“大为”，而不是“小为”，小为即强为。 陈鼓应也说：“在一个社会生活上，老子要人发挥创造的动力，而不可伸展占有的冲动，'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正是这个意思。'生’、'为’、'功成’，正是要人去工作，去创建，去发挥主观的能动性，去贡献自己的力量，去成就大众的事业。'生’和'为’即是顺着自然的状况去发挥人类的努力。然而人类的努力所得来的成果，却不必擅据为己有。'弗有’'弗恃’'弗居’，即是要消解一己的占有冲动。人类社会的争端的根源，就在于人人扩张一己的占有欲，因而老子极力阐扬'有而不居’的精神。” 第二，在“自然”的境界上任何事物都是“齐一”的、平等的，但是按照“自然”本性，“自然”就是具有差异性的自然，因此，差异性和平等性都是自然的本性。 就人而言，一方面，老庄主张“人人平等”，是说任何一个作为自然的、最高境界的人都是一样的，无论什么人，或善或恶，或美或丑，或贵或贱，在最高意义上都是自然的产物，都是平等的，齐一的，都依照“道”而行，皆有生有灭；因而无寿无夭，无善无恶，无美无丑，无愚无智，无强无弱。 老子说过：“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大道废，有仁义；智惠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或。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庄子也说：“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夫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圆而几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 此类文章，在老子、庄子书中比比皆是，也就是说，在“自然”这个最高境界里，万事万物都是一样的，齐一的、平等的。但是，就道家自然中的人，又是有差异的，差异性同样是“自然”的。所以，道家将人分为“方外”之人与“方内”之人。 所谓“天人”、“神人”、“至人”都是理想中的人物，是“方外”之人。“君子”、“百官”、“民”是现实中的人，是“方内”之人。道家在论述人时同样存在着一个“目的论”问题，即由“方内之人”向“方外之人”的上升过程，“至人”、“真人”、“道人”是道家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故道家也是一种入世的哲学，甚至具有很强的民本思想，故曰“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第三，道家由“自然”这个最高境界出发，在谈到人的入世时，存在着一个“为”的问题，也就是说，道家是一个“目的论”者。如何遵循着“道”使人合于“自然”，合乎规律，合乎人性，就需要尊重人特有的“自然”性，而人作为类有着与物不同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也就是人的“自然”。 故在人的“自然”层面上必须做到“无为”，然而人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也是人的“自然”性，所以说，道家思想的深层次又暗含着一种“为”的思想，是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目的论”。只不过这种“为”要限定在“人”这种“自然”的层面上。 因此，作为“自然”的人是“无为”，同样作为“自然”的人又是“为”，故道家讲“为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就是说，当道家遵照万事万物自身内在规律，而不可戕贼人之性，即不可将“外力”强加于人的“自然”属性之上时，与儒家所主张的“道德人”自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 所以说，道家思想就“无为”的字面意义上，具有消极性，具有“宿命论”的特征，具有消解管理科学的可能性。但是，就其“自然”本意的深层次上说，道家的“无为”思想正是反映了作为人的能动性发挥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将人的能动性、创造性牢牢地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在尊重“自然”、“道”、规律的界限之内，是“无为而无不为”，是一种更高意义、更高境界上的“为”，是建立在对“自然”宇宙观认识基础上的认识论和实践论，是一种目的论。如果违反了“自然”，人的所谓的一切“为”，皆是有害于人性的“小为”、“强为”，是对人性的压迫。 在“自然”的境界里，道家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起来，合规律性是合目的性的前提和基础，是一切“为”的根据，而合目的性则是合规律性的表现与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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