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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有观点:“艺术的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见《金明馆丛稿?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敦煌遗书中写经书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敦煌 敦煌遗书中的写卷，从最早西晋永兴二年（305）,至最晚的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时间跨度700年。于中国书法，正是从两晋、南北朝、隋唐至北宋，书法发展的鼎盛时期，在700多年，书法书法名家辈出，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唐代的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宋代的苏、黄、米、蔡等，书法审美取向也历经“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的时代更迭。  灵飞经 写经，若归为书法范畴，是不能独立存在的，与所谓正统的主流书法一定会相互借鉴而又相互影响，在当代书坛对中国书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书法大发展这几十年，当代书家学习、借鉴敦煌写经，并融合时代审美意识，开创中国书法的新境界。书法家沈增植书法之路是碑贴结合的代表，除此他还借鉴过敦煌写经，他的学生章草书大家王遽常说：
在700年期间，写经者虽身处偏远的西北敦煌，但也没有失去和内陆的文士、书法家的联系。于中国大书法而言，写经书法与主流书法并行发展，形成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相得益彰的局面，毕竟写经是一类具有实用性的书写，写经生的水平也良莠不齐，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写经体，具有生动、自然、质趣的特征，共同反映了古代书法艺术的审美取向。 中国书法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一直重复着濡染和被濡染的过程。作为正统、主流书法家，也会吸收写经书法的营养，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我们从苏东坡的存世书法中就能看到写经书法的影子。  苏轼行书《覆盆子帖》 苏东坡宋代“尚意”书法的最杰出代表，其书法结体特点“肥腴、偏扁、欹侧、偃卧”八字艺术特征。其书法字形多欹侧而向右倾斜，字形扁阔丰肥，执笔稍偏下，左秀右枯。笔法自然不拘，多带行书意，且用墨必浓，构成了别于前人书法的“苏体”。“苏门四学士”之黄庭坚，称苏体书法是“石压蛤蟆”，成为书坛佳话。字形偃卧在于用笔之偃卧。 苏东坡的书写习惯是以手抵案，腕时贴桌面不动，以运指为主，笔锋欹侧，锋颖入纸与纸面成一定角度。  苏轼《亡伯父苏涣诗帖》  甘肃博物馆《阅紫录仪三年说》 苏东坡书法是典型“讨百家米，煮一家饭”，晋唐各家他都有所取法。如：苏轼29岁，在凤翔时所写的《亡伯父苏涣诗帖》(宋拓本)，极具典型的晋人小楷风味；34岁在京师时所作的行书信札《治平帖》，不仅笔法精细，字体遒媚，而且已明显具备了肥扁欹偃的特征，这说明得到李邕、徐浩的书法营养，而后有兼善颜鲁公式的宽博。如果说《治平帖》是他书法标志性元素与风格的开始，那么，楷书《滕王阁序》《金刚经》和《养生论》不断巩固和强化了这种风格，加深了人们对他特有风格的认知和印象。  苏东坡画像  苏轼《治平帖》卷局部 再，我把苏轼的不同时期的作品与写经书法做个对比。 苏轼早期小楷诗稿《亡伯父苏涣诗帖》与《阅紫录仪三年说》(《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的比较。《阅紫录仪三年一说》是唐代经生许子颙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写于河南府大弘道观，是经生抄写的道教经典。其书法娴熟流利，端正有法。二帖的品相与气息具有惊人的相似，可是两帖相差了330年！这不能不让我们臆测苏轼的小楷几乎托钵于此。  苏轼行楷书《祭黄几道文》  《祭黄几道文卷》局部  煌遗书中西魏时期的《贤愚经卷第一、第二》局部
此卷应写于西魏大统八年(542年)以前，它出自一不知名的经生高手，字形趋扁欲方，结体茂密，气象从容。横画大幅度斜耸，与肥厚凝重的捺笔相呼应，显得形势伟岸傲然，与苏东坡的书法颇有相通之处。而两者相差了近550年！它似开启了500年后的“苏轼体”。 这种的结论虽不是翔实史料考据，但是，史料没有记载并不等于没发生过。以苏东坡的见识和才情，慧眼识“经”当在情理之中。  敦煌写经《更漏长》法藏30册 《薛廷珪撰颍川郡王韩逊生祠文》 书法风格是相互学习、借鉴、融合：两件写经书法具有明显的殴楷风格，可见名家书法的典范作用，可由中原传播到偏远的西北。 写经书法艺术价值到宋代被逐步认识，宋徽宗时，御府开始收藏唐经生手写的卷子，此后影响越来越大。元代的书画家倪瓒，书法简远萧疏、枯淡清逸、笔力险劲的特有风格，明显有写经书法的影子。据资料，倪瓒曾认真地临摹过写经书法。 史上任何一位书法名家的学习过程，览遍历史经典名作，吸收积累、反思，反复熔炼，最终形成面貌风格，是多种营养元素叠加和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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