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国军江防部署淮海战役结束后，校长和国防部决定放弃淮河防线，将军队撤至长江以南地区，在“和谈”掩护下，加紧部署长江防线，以阻止解放军渡江南进，确保江南半壁河山，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1949年1月25日，校长在溪口召见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等人，讨论研究长江的防御问题，决定将长江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
 校长的企图是:“用海、空优势，与长江天险之利，拒止匪于长江以北，争取适当时间，重新整备新生战力，企图再举”。（《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版，第 41 页） 校长等人认为：只要坚持半年，国际形势就会发生重大变化，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到那时，即能在美国政府的支援下举行反攻，消灭人民革命力量，重新恢复其在全中国的统治。  李宗仁上台后，也积极督促加紧组织长江防线。 在校长的命令和李宗仁的督促下，汤恩伯、白崇禧积极部署长江防御。 至1949年4月，国军在上海至宜昌间长江沿线，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其中汤恩伯集团75个师约45万人，白崇禧集团(时改称华中军政长官公署)40个师约25万人。 另以海军海防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共有军舰15艘、炮艇62艘，分驻于芜湖、南京、镇江、江阴等地江面，支援汤恩伯集团作战；以江防舰队主力计舰艇40余艘，分驻九江、武汉、宜昌江面，支援白崇禧集团作战。以空军第4军区第1第3第5第8大队，以南京、上海、武汉为基地，协助陆海军防守。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历来称为天堑。下游江面宽达2至10公里，虽河道坡度不大，平时水流平缓，但在4、5月间水位即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桃花汛期，不仅水位猛涨，而且风浪高达50厘米，如遇大海潮，则入海地段江水倒流，使航渡更加困难。长江流域广阔，两岸支流其多，江中沙洲交错，地形复杂，给防守带来一定困难。反之，进攻者则易于寻求空隙或弱点，争取主动。  长江两岸土质均为沙土结构，虽容易构筑工事，但抗力不强，尤其是江南雨季，江水沙滥，工事多易崩塌，给攻防双方都增加不少困难。江南地势平坦开阔，铁路、公路发达，交通便利，有利于大部队机动，惟沿江各省多为水网稻田地，河流湖泊较多，不利于大部队行动。 长江芜湖至江阴段，江身逐步向北突出，成弓字形，并有沪宁、宁芜铁路与之并行，有利于守军横向机动兵力。但也有利于攻方实行钳形突击，切断交通动脉，限制守军机动，迅速达成对南京、芜湖、镇江地区守军的分割包围，并隔绝这些要点的守军与纵深地域机动兵团的联系。 国军统帅部“鉴于长江江防过于宽广，处处设防，绝难周全，为保持作战弹性”，决定“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江防之重点，而淞沪地区，又为其核心，以战略持久之方针，在台湾支援策应下，最后必须坚守淞沪，以为尔后反攻之跳板。”（《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版，第41页） 汤恩伯依据上述方针，制定了具体的防御计划： 以一部兵力前出长江北岸，控制江北三江营、瓜洲、十二圩、浦镇、浦口、裕溪口、枞阳等主要据点和若干江心洲，作为警戒阵地，阻止解放军迫近江岸，掩护南岸主阵地的安全，保障海军舰艇在长江中往来巡弋，并破坏解放军的渡江准备。 以主力沿长江南岸布防，重点置于南京以东地区，并在纵深控制一定兵力，在解放军渡江时，凭借长江天险，依托既设工事，在海空军配合下，大量杀伤解放军于长江江面，或将其消灭于滩头阵地。如江防被突破，则分别撤至上海及浙赣铁路线组织新的防御。同时规定，如解放军由镇江、南京地段渡江时，以控制于丹阳、句容地区的机动部队，趁其半渡而歼灭之；如未能奏效，守军即由镇江沿公路及铁路线，迟滞解放军前进，并逐次向上海撤退。 如解放军由皖南一带渡江时，守军应独立作战，以机动部队适时反击，确保江防的完整；如不奏效，则适时向南撤退，确保浙赣铁路；但此时南京以东部队仍应确保长江、钱塘江三角地区，不得已时退守上海。如解放军由南京正面渡江时，各部队应依据上述两项要领，指导作战。海军应避免作放哨式的分散使用，将主力集中于南京两侧地区，以击沉解放军渡江之船只，阻止其南渡为主，而以支援北岸桥头堡阵地作战为辅。  汤恩伯集团的具体部署是: 以主力18个军54个师沿长江南岸布防，其中以淞沪防卫司令部石觉部第37、第52、第75军和淞沪警备司令部陈大庆部交通警察第1、第5、第7、第11、第18总队，防守金山卫、吴淞、白峁口段和上海地区; 第1绥靖区丁治磐所属第4、第21、第52、第123军和江阴要塞部队，防守白苑口至镇江以西桥头镇段;  第6兵团李延年和首都卫戍总部张耀明部第20、第28、第45、第96军，防守桥义镇至铜井地段，置重点于南京地区; 第7绥靖区张世希部第66第88军防守铜井至铜陵段; 第8兵团刘汝明部第55、第68军，防守铜陵至湖口段。 另以机动部队第54军位于丹阳、武进、句容地区，随时准备支援第1绥靖区作战:第99军位于龙潭，下蜀地区，准各支援第1绥靖区和南京地区的作战; 第17兵团第106、第73军集结于泾县，宁国、献县地区，准备支援第7绥靖区和第8兵团作战。 以战车指挥部所辖4个营又1个连计各型战车136辆155口径榴弹炮20门，控制于上海地区，以炮兵指挥所辖5个团于南京、上海地区，随时准备机动作战。 以海军海防第1视队一部，支援上海地区陆军作战;；以海防第2舰队计舰艇52艘，支援第1绥靖区和第6兵团等部作战；以江防舰队主力计舰艇37艘，支援第7绥靖区和第8兵团部队作战。 此外，以第12、第18、第67、第73、第74、第85、第87军位于浙赣铁路及其以北地区及浙江东部地区，担任第二线防御。 对于汤恩伯的部署，国府国防部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解放军的主要渡江点，可能先为皖南地区，次为江阴、镇江地区，其他地区则为助渡及佯渡，因此，皖南与南京以东地区同样重要，汤恩伯集团的江防部署，不应过于偏重于南京以东正面，应将上海及宁沪间控制的一部分部队，移往芜湖、安庆间地区，以阻止解放军主力的渡江。 但汤恩伯在校长的支持下，认为：芜湖以西及江阴、镇江正面，均是解放军渡江地段，国军主力无论集中任何方面，皆难以长久阻止解放军渡江，一旦江防被突破，皖南交通不便，部队转移困难，宁、镇地区则较容易组织撤退，这样，则可保存军力，以图后策。因此，其主力应配备于南京以东地区，不愿意抽调南京以东的部队至皖南。  经过激列争吵，汤恩伯才同意将第96军由浦口调青阳，归第8兵团建制；第20军由南京西调芜湖，归第7绥靖区指挥，以加强皖南地区的防御力量。这一部署，到解放军渡江前夕尚未完全调整好。（《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版，第44、45页） 汤恩伯在确定江防部署的同时，积极构筑江防工事，不断派遣高级将领到江边视察。从1949年2月起，即封锁长江交通，禁止南北通航，在北岸的入江口和港口码头沉船布雷，在镇江、南京、芜湖、铜陵等江面敷设水雷，江滩埋设地雪，并在南岸沿江地段增筑公路，加强部队机动能力。同时，加紧“清剿”江南游击队，以求巩固后方。 汤恩伯集团的部队，除第54、第4军等少数几个军尚未遭解放军歼灭性的打击，有一定的战斗力外，其余部队都系被歼后重建或新建的，兵员仅为编制数的1/2，且训练不足，装备残缺不全，战斗力不强。由于防线长，兵力少，汤恩伯只能采取一线式的防御部署，将主要兵力置于沿江一线，纵深十分空虑，在沿江兵力部署中，又只能将重点置于南京以东地区，以确保南京、上海地区。对于这种部署，刘伯承在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国军的长江防线，因淮海战役基干兵力的丧失而无法实施前进配备，同时，因兵力少、江防宽，及南岸交通困难而不能进行后退配备。因此，就只能着重于直接配备，但还是因兵力少而不容易做好。武汉以下长达2000余里的长江防线及其必要的纵深配备，太费兵力。遂使这样漫长的江防，成为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撼。江防舰队在北岸没有掩护、航线极受限制的条件之下，到处易遭短兵炮火的袭击，也不易起撞沉木船的作用。  国军战史在检讨江防作战时也承认：由于“各部队均直接配备，缺乏打击兵力，致使匪一旦渡江成功。国军江防全线即告溃决。”（《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版，第84页） 防守湖口至宜昌段的白崇禧集团，以27个师直接担任江防，以13个师位于长沙、南昌地区。 贰｜ 渡江任务和时间渡江南进是中央和军委长期以来周密筹划的战略决策。早在1947年7月和1948年1月，军委曾两次提出由华东野战军一部渡江南进作战的计划，但均因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实施。  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中向华野指出，在淮海战役(当时的计划是歼灭国军第7兵团和海州、淮安、淮阴地区的部队)结束后，华东野战军 “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菏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并指示：'你们以十一、十二两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一月休整，三至七月同刘邓协力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12月，辽沈战役早已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平津战役也已开始。根据上述战争形势，军委于12日就今后作战方针致电淮海战役总前委，指出： 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休整两个月(分为四期，每半月为一期)，并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货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在江淮现有诸敌未退至江南的条件下，两军协力以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举行江淮战役，歼灭江淮间诸敌，占领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平汉以东、大海以西诸城镇。主要是安庆至南通-带诸城镇，控制长江北岸。”“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其时间大约在明年五月或六月。”  电报要求总前委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渡江作战计划。12月下旬，刘伯承、陈毅在赴中央参加政治局会议期间，汇报了两大野战军联合举行渡江作战的初步方案。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残存的国军纷纷退守长江以南，长江下游以北地区基本获得解放。据此，军委于12日电示中原、华东野战军领导人邓张，粟陈，规定两野战军从1月15日起至3月31日止，分5期进行休整，并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2月3日，中央在《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中指出： 在总前委主持全局的邓陈接到中央上述电文后，于4日回电表示，决定于3月初行动，向南进军，并认为，如果东北野战军于3月10日以后出动，则与中原、华东野战军出动会相距1个月以上。这样就会给敌人以抽调武汉兵力转用于南京、上海的机会，不利于中原、华东野战军的渡江作战。 因此，建议先抽派东北野战军一部提前南下，在中原、华东野战军实施渡江作战时，及时包围武汉、牵制白崇禧集团，使其不敢增援，以利于中原、华东野战军渡江和夺取南京、上海等地。  2月9日，淮海战役总前委召开会议，具体讨论了渡江作战的有关问题，并于当日将讨论结果电告军委，建议渡江作战的时间“以在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因为那时国民党内部矛盾尚未解决，在军事部署上，尚在守沿江南岸和宁，沪、杭诸点，或将主力撒至浙赣路沿线两策之间徘徊，这时渡江较为有利。在季节上，4月初雨少长江水小，更便于作战。虽然准备工作较仓促，但只要前后方加紧努力，当可成行。如推迟到4月出动，4月底5月初渡江，虽然准备工作方面略较充分，但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有更多准备，特别在季节上，已届春雨桃汛时间，渡江作战困难增多。如提早在3月初出功，3月中自过江，虽在政治、季节诸方面更有利，但许多必要的准备工作都来不及。并建议，东北野战军即以3个军约20万人迅速南下，于3月底进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集团，保障中野、华野的行动。 2月11日，军委复电指出: “同意你们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为加强渡江作战的组织指挥和接管江南，中央军委还决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四同志参加华东局为委员”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12日，军委又致电林罗聂并告刘陈邓，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 “为配合华东中原两野战军三月半出动，三月底渡江之行动，决定林罗先出两个军约十二万人左右，于三月二十日以前到达郾城、信阳间地区，于三月底夺信阳、武胜关，四月十五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待命，钳制白崇禧部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刘陈邓夺取南京。为执行上述任务，该两军应于二月十八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二月一九日由平津线出发。“ 根据军委指示，四野领导人决定：由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率第40、第43军和炮兵第1团、后勤部第2分部及2个工兵营共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先行南下，执行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3月20日，军委进一步明确了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的任务：是协同桐柏、江汉、鄂豫三军区力量牵制白崇禧部，使白部不能向东增援，妨碍第二、第三野战军之渡江。为此，先遣兵团受刘邓指挥，一切依刘邓意旨行动。 3月中旬，中央决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3月17日和19日，军委分别电示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领导人：国共谈判决定于4月1日开始，大约在4月5日以前即可判明谈判有无希望，第二、第三野战军可以在4月6日左右实行夺取江北岸国军据点之作战，“于四月十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六十个师举行攻击”，迫使对方或者签订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协定，或者破裂和谈担负继续战争的责任。并规定，总前委的电台须昼夜密切联络，不使稍有间断。 第三野战军领导人在接到中央军委上述电报后，于3月19日致电中央军委，认为：如4月6日发起攻占江北各据点，需4至5日才能完成任务，然后又需一周时间疏开港口，将内河船只拖至长江出口处。因此，建议正式渡江作战，延至16日为宜，3月20日2时，中央军委复电指出，可提前于4月2日开始攻占国军江北岸据点，4月5日或6日完成此项任务，再以一周时间开辟港口，布置船只，4月13日或14日开始渡江，这样对谈判有利。 3月26日，陈邓谭致电中央军委，认为4月13日正是阴历16日，月光通宵，我军渡江作战无法隐蔽，不能求得战役战术上的突然性。因此，建议推迟至4月15日黄昏发起渡江，因那时止值阴历18日下午9时前，昏夜有利我平渡江。3月27日，军委复电同意于4月15日发起渡江作战。 至此，实施渡江作战的任务和时间基本确定，即以第二、第三野战军于1949年4月15日黄昏开始，在湖口至上海段实施渡江作战，消灭汤恩伯集团。以第四野战军一部，位于武汉正面牵制白崇禧集团，保障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的侧翼安全。 4月1日，国共两党代表团在北平开始和平谈判，为争取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在解放军渡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的情况下，军委就推迟渡江时间问题与总前委进行了反复磋商。4月10日1时，军委致电总前委并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指出：国共两党和谈代表团的和平谈判已有进展，可能达成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1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竞如何，推迟渡江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4月10日13时，总前委复电指出：每年5月初开始大水，而且5月的水比7、8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大江不易克服时准备推延至秋后过江。按目前部队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长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第二、第三野战军首长也向中央军委反映了推迟渡江的各种不利条件，主张按原计划于4月15日发起渡江作战。 根据上述情况和谈判进展情况，中央军委于4月11日5时决定：渡江作战推迟一星期，即由15日推迟至22日，并指出，这样做，充分体现中共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仁至义尽，对方如有反悔，曲在彼方，我则理直气壮。4月11日12时，总前委复电表示坚决按照军委的指示，准备在22日开始渡江作战。同时建议：如能比22日更提前两三天更好。4月15日，国共双方代表团签署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18日，军委致电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 渡江作战发起时间的最终确定，充分体现了中共对国民党政府的宽大为怀和仁至义尽，但国民党政府却最后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府假和平真战争的真面目。 叁｜ 渡江作战的部署(一)总前委的部署 如何进行渡江作战，是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精心筹划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和国民党军的江防部署，渡江战役总前委全面分析了实施渡江作战的各种困难和有利条件，认为：渡江作战是解放军的一个新课题，参加渡江作战的指战员大部分是北方籍，不习水性，对长江情况了解不多，存有各种思想顾虑；各级指挥员缺乏组织指挥大兵团强渡江河的经验，而且又无现代化航渡器材，只能以木帆船为主要运载工具。 在上述情况下，要突破国军以陆海空军组成的长江防线，困难将是很大的。但是，总的形势对解放军十分有利，防守长江下游的汤恩伯集团，战斗力不强，缺少骨干力量，且战线长，兵力不足，防守漏洞很多；长江在5月桃汛之前水流平稳，利于航渡；南京以西江面较窄，国军防御薄弱，更有利于解放军组织渡江；芜湖、江阴段，江身逐步向北突出，沪宁、宁芜铁路与江平行，利于解放军对南岸的国军实施钳形突击，迅速达成对南京、镇江地区国军的包围，并在渡江后可立即占领控制铁路线，使国军无法利用铁路进行机动。 根据上述分析判断，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对渡江作战的部署进行了详细而又周密的研究。在2月9日召开的总前委会议上即初步确定，以第三野战军的4个兵团，第二野战军的1个兵团为渡江作战的第一梯队，其中第三野战军的4个兵团分别在汇阴至扬州段、南京东西段、芜湖东西段和铜陵至贵池段实施渡江；第二野战军以1个兵团在安庆东西地段渡江，其余2个兵团除以1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实施佯动外，其余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紧随着第一梯队渡江。预定将渡江突破的重点置于芜湖至安庆地段。 3月下旬，总前委在蚌埠南郊的孙家圩子再次召开了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研究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 31日，总前委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于4月1日上报中央军委。《纲要》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于4月15日18时发起渡江作战，歼灭国军汤恩伯集团全部或大部，“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30页） 《纲要》对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成功后，汤恩伯集团可能采取的行动作了如下的判断: “(一)收缩兵力于宁、沪、抗三角地区和南京、芜湖地区，控制南京、上海、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诸要点，并图于我东西两军相距尚远之际，集结兵力与我突进至京沪线上之东线兵团实行决战，而以芜湖以西各部退至浙赣线上，以保障其退路。 (二)向后撤收，一线在无锡、南京、芜湖及其以南地带布苦防线，利用浙赣铁路迅速转运兵力控制浙解沿线，确保南京、芳湖两要点，并求得割断我东西两军之联系，然后再视情况，或在宁、沪、杭三角地区与我决战，或退至浙赣线上与我决战，或沿浙赣线作战略之撤退。 (三)主动放弃武进、镇江、南京、芜湖地段，沿江各敌全线向南退集浙赣线上和无锡、上海、杭州沿海地带，以便利用铁道和海口作顽强之抵抗，或作有秋序之撒退。 (四)在情况不利于撤退的时候，分别固守宁、沪、杭诸点，以图顽抗。” 《纲要》强调指出:“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30~第131页） 据此，《纲要》规定，如汤恩伯集团实行第1方案，则应集结第三野战军4个兵团的主力，甚至全力于宁沪线上的决战方面，而以第二野战军之1个兵团进至衢州及其以北以西地区，截断浙赣线，第二野战军主力应沿江东下担任攻占芜湖及准备攻取南京之任务。如汤恩伯集团实行第2方案，则可改以第一野战军主力出浙赣线，其余同第1方案。如汤恩伯集团实行第3方案，则以第二野战军一部接替南京警备，主力解决浙赣线之国军，第三野战军全力负责解决上海、杭州、无锡地带之国军。如汤恩伯集团实行第4方案，则以第二野战军解决南京，第三野战军解决上海、杭州。在整个作战步骤上，宜将上海放在最后解决较为有利，如国军完全混乱，则依实际情况临机处置。 《纲要》着重指出，战役的准备，应以能够应付上述第1、第2两种情况为出发点，要充分估计到东线集团渡江成功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因此，西线集团应给以及时有力的支援。 “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西线之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除留必需兵力协同二野歼灭当面之敌外，主力应与东线三野之第八、第十两兵团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此着成功，既可使东线兵团不致孤立，使东线主力作战有必胜之把握，又可做到打乱敌人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用敌人之目的。故此着实为全战役之关键。” 《纲要》预定将战役分为3个阶段进行。第1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行战役展开；第2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国军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切断国军的退路；第3阶段，分别歼灭包围的国军，完成全战役。 《纲要》确定第1阶段的作战部署是： 以第三野战军第8、第10兵团共8个军，3个独立旅35万人，由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2副政委粟裕、参谋长张震指挥，组成东突击集团。其中以第8兵团指挥之第34、第35军以积极佯攻的手段，吸引和牵制浦口、浦镇地区的国军，并伺机渡江。主力6个军由三江营、口岸、京口段及张黄港至龙稍港段渡江。成功后，以一部兵力歼灭当面守军，主力迅速向宁沪铁路挺进，控制该路一段，力求先立稳脚跟，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巩固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张战果，对国军作有后方的，有秩序的进攻。如条件许可，应派部队向西发展，截断宁杭公路，如国军进攻，则求得在野战中逐步予以歼灭。如力量不足，则继续巩固阵地，以待中突击集团赶到后歼灭之。 以第三野战军第7、第9兵团7个军共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由野战军第1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由裕溪口至姚沟段及由姚沟至枞阳镇(不含)段渡江。成功后，以足够兵力歼灭当面守军，并监视芜湖守军，主力迅速东进，与东集团会合，截断宁杭公路，完成对宁、沪、杭地区国民党军的割裂包围，尔后会同东集团歼灭宁、镇地区之国民党军。 为求得中、东集团行动上的协调，迅速合围宁、镇地区守军，中、东集团归粟裕、张震统一指挥。 以第二野战军第3、第4、第5兵团9个军及地方部队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政委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指挥，由枞阳镇(含)至望江段渡江。成功后，以一部歼灭当面守军外，以1个兵团以最快速度迅速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浙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切断国军退路。主力则应迅速东进接苦第三野战军留置部队的任务，歼灭芜湖地区守军，并准备参加攻取南京的作战。 《纲要》最后要求：各部队于渡江成功后，应派队接引左右友邻兵团渡江，各部队应与友邻部队切取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为将国军的注意力吸引到芜湖地区，有利于东、西集团渡江，以及估计到东集团在渡江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总前委随后又决定中集团较东、西集团提前一天渡江，以便能尽快有力地支援东集团作战。 4月1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陈毅率新组成的精干指挥部去合肥东南的瑶岗村，统筹全局，指挥整个渡江作战。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肥东瑶岗总前委旧址 4月17日，总前委根据皖南地区的道路和粮食情况，为便于部队展开就粮和避免过分拥挤，对第二野战军渡江后的部署作了一些调整，以2个兵团并肩直出浙赣线，1个兵团沿江东进，首先接替第三野战军一部监视包围芜湖地区的任务，尔后准备参加攻取南京的作战。18日，军委同意上述调整。根据总前要总的部署，第二、第三野战军结合自己和当面守军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 (二)第二野战军的作战计划 第二野战军首长认为，该野战军渡江地段为汤恩伯集团和白崇禧集团的结合部，当面守军第8兵团刘汝明部仅3个军7个师4万余人，战斗力较弱，因此决定以3个兵团并列在贵池至马当间宽约100公里的正面，同时实施渡江，将重点置于安庆东西地区并于4月8日和4月17日相继向军委和总前委报告了实施渡江作战的具体安排: 以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谢富治指挥第10、第11、第12军。除以第10军以佯攻手段包围安庆守军，并封锁安庆及其东西江面，掩护主力渡江外，主力第11、第12军由安庆以东至枞阳镇段渡江。登陆后以一部兵力巩固滩头阵地，第11军向殷家汇、灌口、吴田铺地区攻击前进，攻占该地区，并以部经唐镇出张溪接应第5兵团渡江；第12军向贵池以南前进，接替第7兵团监视并歼灭贵池地区守军的任务。尔后第11军经钓鱼台、黟县、休宁向屯溪攻击前进，割裂、包围并视机歼灭歙县、屯溪守军。第12军经青阳、石埭、太平向歙县攻击前进，并以一部进击绩溪县城，截断徽杭公路。 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指挥第13、第14、第15军由望江至马当段渡江。其中第13军附第14军第41师和第15军为第一梯队，第14军主力为第二梯队。登陆后沿江东进，接替第9兵团监视芜湖守军任务，并准备参加夺取南京的作战。 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指挥第16、第17、第18军，由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其中第16军为第一梯队第17第18军为第二梯队。突击登陆后，以一部兵力控制滩头阵地，主力包服并相机歼灭东流、至德两地守军，接应第4兵团渡江。尔后沿浮梁、婺源、景德镇向浙赣线攻击前进，控制衢县、江山段铁路和衢县、歙县段公路，切断守军退路。 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第40、第43军和江汉、桐柏、鄂豫军区部队，共20万人，由萧劲光统一指挥，第一步先遣兵团进至广水，河口、黄安、中馆驿一线及其以北地区集结待机；江汉、桐柏、鄂豫军区部队进至应城地区集结待机。第二步在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时，分别进至武汉以东、以北地区积极活动，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野战军渡江。 (三)第三野战军的作战计划 第三野战军为了更好地发挥各部队在渡江作战中的特长，对各兵团的序列临时作了一些调整，将熟悉苏南情况的第23军和第20军，由中集团第7、第9兵团分别调归东集团第8、第10兵团指挥；将熟悉苏浙边区和皖南情况的第24第25军分别调归中集团第7、第9兵团指挥。2月20日，第三野战军即下达了《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随后，根据总前委的意图，于3月30日下达了《京沪杭战役作战命令》，规定了各部队的部署和任务。 第7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启龙指挥第21、第22、第24军及特纵炮兵第2团、骑兵团，由枞阳镇(不含)至姚沟段渡江。其中第21、第24军为第一梯队，第22军为第二梯队。登陆突破后，以一部兵力向两翼扩张，攻占铜陵、顺安、大通、观前，扫清沿江防御的国军，控制有利阵地，接应友邻渡江，另以一部包围并相机歼灭贵池、青阳地区守军，主力沿南陵、宣城、十字铺之线以南，泾县、宁国之线以北之间地区迅速向长兴、吴兴、安吉地区挺进，截断宁杭公路，并在该地集结待机，同时派部队向德清、杭州方向搜索。尔后视情况或协同第8第9、第10兵团歼灭南京、镇江地区守军；或夺取杭州。 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指挥第25、第27、第30、第33军及特纵炮兵第4团和第1团1个营，由姚沟(不含)至裕溪口段渡江。除以一部兵力在当涂、芜湖正面牵制对岸守军，并视机渡江外，第25、第27军为渡江第一梯队，第30第33军为第二梯队。登陆后，以一部兵力围外繁昌、二山街、日县地区守军，控制有利阵地，接应友邻渡江，另以一部兵力监视芜湖守军，主力沿南陵、宣城、十字铺之线以北，经郎溪向溧阳、宜兴地区疾进，切断宁杭公路，堵击南京、镇江地区可能南逃的国军。尔后协同第8、第10兵团聚歼守军。并准备在东集团和第4兵团有攻击南京时，东进无锡地区，对上海方向警戒，待命配合野战军主力夺取上海或单独进占上海。 第8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委袁仲贤指挥第20、第26、第34、第35军及警备第7旅、特纵炮兵第3团和第1团1个营，除以第34、第35军和警备第7旅位于乌衣、全椒、仪征、扬州地区，逐次歼灭浦口、浦镇、瓜洲地区守军，封锁长江江面，牵制南京、镇江地区的国军，并视机白南京、镇江正面渡江外；第20、第26军由三江营、口岸、京口段渡江，首先歼灭扬中、大港等地守军，尔后进至武进、丹阳间，协同友邻兵团围歼南京，镇江地区的国军，或夺取南京。 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指挥第23、第28、第29、第31军，警备第6、第8旅及特纵炮兵第5、第6团、第1团1个营，由龙稍港至张黄港段实施渡江。其中第23第28第29军为第一梯队，第31军为第二梯队。登陆后，首先攻歼江阴地区守军，控制沿江阵地。继而第29军沿江阴、无锡公路向南挺进，相机夺取无锡，阻击可能由常熟、苏州西援之国军；其余各军向宁沪铁路挺进，攻占丹阳、武进段铁路。确实控制江阴、无锡、武进三角地区，坚决歼击国军的反击，并视机乘胜扩展，开辟镇江、无锡段南北广大战场，以利野战军主力尔后作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