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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0日夜，江苏泰州白马庙，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里灯火通明，热闹非常。 这一天注定是载入史册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我军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役——渡江战役发起，百万大军从一千多公里的战线上千帆竞渡，直冲敌阵。古从远古走来的滔滔长江，又一次记下了这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辉煌时刻。 按照战役部署，第三野战军与第二野战军组成三个突击集团，从东起江阴、中间经芜湖、西至湖口的1600华里宽的战线上，采取中央突破的战法，向对岸的45万国军发动全面进攻。第三野战军将承担中路和东路的突击任务，由中突击集团先动。  这一天夜里，中突击集团第7、第9兵团30万大军在三野第一副政委谭震林指挥下，乘风破浪、势如破竹。最快的部队仅用15分钟就冲上对岸，当时针划过24日零时的时候，在长江南岸东西长120公里、纵深20公里的区域内，我军登陆部队超过了20个团！
凌晨，27军军长聂凤智发出了渡江战役开始后的第一封电报，也是第一封捷报！ 首战告捷，司令部里一片欢腾。但是粟裕却没有高兴的时间，此时此刻，腰挎手枪的粟裕正拿着指北针，一个人在屋子里盯着地图聚精会神地看着，似乎根本不清楚有捷报传来。 众所周知，手枪、指北针、地图是粟裕大将一生最为钟爱的三样东西，战争年代更是须臾不离。三样东西仿佛正如他的特点：胆识过人、忠诚担当、深谋远虑。晚年毛主席身卧病榻之际，对这位在井冈山时期就跟着自己出生入死、忠诚不二的大将依然念念不忘：
此时盯着地图出神的粟裕，正在谋划着一场足以载入传奇史册的行动！  根据战役计划，三野第8、第10兵团35万大军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粟裕亲自指挥，于4月21日19时发起进攻，从扬中至江阴段渡江。 这一地段与南京近在咫尺，所以是国民党军重兵布防的地段。从湖口至江阴，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一共部署了14个军，单是在东突击集团的正面就摆了7个军，还有4个军放在苏州、丹阳、上海，随时可以通过京沪铁路增援。 不仅如此，汤恩伯还把海军江防第二舰队25艘舰艇摆在南京江面，东面的江阴要塞上，100多门大口径火炮也足以封锁这一地段。 但是，粟裕对突破长江早就满怀必胜的信心。 因为国民党海军江防第二舰队和江阴要塞部队已经做好起义准备，只等我渡江大军炮声一响，立即举旗。尚未开战，对手的舰炮和大炮就已经调转炮口，胜利还有什么悬念？ 按照渡江战役总前委制定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要求，东突击集团过江后，马上切断京沪铁路，与东进的中突击集团、第二野战军主力东西对进，一举合围集结于沪宁杭地带的几十万敌军。 简而言之，渡江战役的主要任务和之前我军的作战原则一样，就是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 但是，当中突击集团的捷报送来时，一向深谋远虑粟裕突然察觉到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问题，敌军为何如此不堪一击？ 要知道，千里江防是敌人“自鸣得意”之作，而且芜湖段自古以来就是守卫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历史上，元灭南宋之战，元军襄樊出动，在芜湖大败13万宋军，与从江淮南下的部队一道，攻取南京、杭州，灭亡南宋。近代湘军进攻太平天国国都天京，也是沿袭这一路线。 湘军创始人曾国藩是蒋介石一辈子崇拜的偶像，不可能不清楚这段历史，而长江防线又是梦想“划江而治、卷土重来”的老蒋一手策划交给汤恩伯执行的。 但敌军的迅速溃退已经是事实。粟裕没有时间再去追查子丑寅卯，他此时想的是自己对面的敌军会不会也会一触即溃。 那样一来，两股败退的敌军势必向上海、杭州亦或是华南腹地逃窜，届时我军势必要长驱万里追歼，亦或是攻打碉堡环绕大城市。 无论哪种局面，都与《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以及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背道而驰。 早在1949年2月8日，毛主席给渡江战役总前委的电报中提出了“把军队变工作队”的重要指示。要求：
“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的前提，首先就是要保护城市。一座城市如果被战火夷为平地，也就谈不上接收和管理了。 在过去20年的革命战争中，由于敌强我弱的原因，我军长于运动战，很少有在一座城市扎根的情况。 解放战争中后期，攻坚战成为消灭敌人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敌军兵力强大，据城死守。往往一仗下来，城市会遭到很大程度的摧残。  如今敌军主力虽说被大部消灭，但是南方地区仍然有近200万部队，并且南方城市特别是沪宁杭地区一直是全国最为繁华的地带，又是反动派经营时间最长的地区，一旦敌军据城死守，势必会对这一地区带来严重破坏，影响大局。 因此，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运用我军最擅长的运动战，将敌军消灭在城外。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正是立足于“军队干部应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的原则来制定的。 渡江战役总前委委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回忆说：
由此可见，在战役发起之前，指挥百万大军的邓政委、陈毅、刘伯承、粟裕、谭震林这5位渡江战役总前委委员甚至是毛主席，都对这场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役抱有“打硬仗、打恶仗”的态度，丝毫没有任何轻敌的念头，依然保持着最艰难的时候练就出的那种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  也正因为统帅们头脑清醒、决策果断，百万大军才能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创下了一个千古奇迹。正如陈毅所说：
而这个历史上空前伟大创造的起点，正是始于1949年4月20日晚拿着指北针看地图的粟裕。 但是粟裕却没有什么创造历史奇迹、扬名立万的虚荣心和功利心，有的只是优秀将领追求胜利的使命担当，有的只是一位革命军人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赤胆忠心！ 就在这个时候，胆大心细、深谋远虑的粟裕谋划出了一个大胆方案！ 从地图上看，中路敌军和东路敌军如果撤退，上海、杭州方向的可能性最大。而如果向这两个地方退却，必经之路不外乎京沪铁路和京杭公路。我军如果要围歼南逃的敌军，就必须修正战役计划，渡江后一刻也不停地向纵深穿插！ 从事后来看，这的确是我军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使江南大地最大限度地免遭战火蹂躏的唯一战机，稍纵即逝。  然而改变百万大军的作战计划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百万大军猛然加速、作战地幅骤然扩大，后勤补给如何保障？突然这么一个大尺度动作，势必会造成部队混乱，上级能否同意？这毕竟是兵家所忌。 果不其然，东突击集团的渡江行动还没开始，主持全局工作的邓小平和陈毅就发来了电报：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古训，渡江战役计划制定之前，粟裕也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渡江战役原定时间是4月15日，后来因为有北平和谈，毛主席要求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并且询问推迟渡江时间会对战役造成哪些不利因素。 粟裕马上回电：
渡江战役不仅我军投入兵力空前，动用各种保障力量也是空前的。为了不使敌军破坏渡江船只，我军采取了一个叫“掘渠翻坝”的办法来隐藏船只。单是这一项工程所动用的人力，总前委邓书记说：
显然，这2100个人工不单指我军百万官兵，更有同等数量下的老百姓。“掘渠翻坝”成为我军成功渡江的重要因素，敌军根本无法对我军渡船造成任何伤害，也为我军出奇制胜提供了保障。以至于中突击集团的船队在距离对岸仅有两三百米的时候才被发现。 人多了消耗的粮食也就多。上文中说到陈毅谈到的“或者渡过去了站不住脚被打回来，或者只能占领滩头阵地逐步发展”绝不会是遭到国民党军多么强烈的抵抗，顾虑仍在于巨大的后勤压力。 毛主席要求推迟战役时间的时候，邓、陈也谈道：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军逼近上海时，总前委的领导们和毛主席一致要求部队暂停前进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换成一般的干部，既有工作计划又有上级明确指示，按部就班地执行就可以了。更何况在敌情并未完全明朗的情况下，擅自行动再酿成大错，得不偿失。 但粟裕就是粟裕，只要战机来临，纵有千般困难，也要紧紧把握。纵观粟裕大将的戎马生涯，哪一场胜仗不是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取得的辉煌战果？ 粟裕有自信，更相信他麾下这支从红军时代起经历了无数战火和鲜血锤炼起来的雄师劲旅，和他一样拥有着对争取胜利的使命担当，和他一样拥有着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 所以，之后粟裕在给部队下达命令时，没有激情四射的煽动词句，只有简单简简单单的14个字：快追、快堵、快截、快歼，跑得、打得、饿得。  几十万大军面对的不仅仅是夺路逃窜的敌人，还有脾气阴晴不定的老天爷。我军就是要赶在桃花汛来临之前，在雨季稻田放水之前，把数十万夺路逃窜、惊魂未定的敌军全部歼灭，早早还江南大地一个朗朗乾坤！ 看到邓、陈两位领导发来的电报，粟裕没有片刻犹豫，又拿出了他“斗胆直陈”这一独特的沟通方式。 在得到三野参谋长张震的同意后，两人联名向总前委、中央军委和第二野战军指挥部发去一封电报：
根据粟裕的谋划，中突击集团第9、第7兵团应迅速向东挺进，争取在4月26、27日分别到达靠近江苏、浙江边界的郎溪、广德，与南下的东突击集团第10兵团东西夹击向杭州、上海溃逃的敌军。 短短一封电报，一个当机立断、决胜千里的粟裕跃然纸上！ 发完电报后的粟裕立即指挥东突击集团渡江，由于有江阴要塞炮兵的接应，我军的进展十分迅速。从4月21日晚7时开始行动，仅仅24小时，35万大军除了担负牵制任务的第34、第35军进攻仪征、浦口牵制南京守敌外，其余部队全部登岸，占领扬中、镇江、江阴，先头部队甚至冲上了京沪铁路镇江至无锡段。 与此同时，西突击集团第二野战军3个兵团35万人在刘伯承司令员、李达参谋长指挥下从湖口至安庆间渡江成功，奋力向南推进。 就在东、西两路大军渡江的同时，粟裕之前的预言应验了：汤恩伯于22日下午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 事实上，早在汤恩伯下令之前，千里江防上的几十万国军就如洪水决堤般溃退了。1600华里战线上，蒋军11个军除了东线有3个军象征性的“反击”了一下之外，其余各军一碰见我军马上掉头逃窜。  几乎是在汤恩伯下达撤退命令的同一时刻，总前委下达了“我7、9兵团向东挺进，不为沿江敌据点所抑留”和“7、9两兵团归粟裕指挥”的命令。早有准备的粟裕则当机立断，向第7、第9兵团及东突击集团各军下达了向郎溪、广德方向急行军的命令，并将这一部署上报总前委和中央军委：
这样的措辞，如果是一般的领导人，多半会认为这是越权行事而产生不必要的桎梏。 但作为百万大军实际指挥者的邓政委和陈毅，非但不会为此有不悦，反而感到高兴。 在敌情变幻莫测的关键时刻，前后方在几乎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居然能够不谋而合，除了思想高度统一外没有任何原因可以解释。对于任何一个团队来讲，这都不失为一个天大的幸事！ 于是，陈、邓很快回电：
如果要评价渡江战役敌我双方的胜败得失，单就指挥层协调沟通就足以说明问题。与我军指挥层高度默契、深度融合的情况相比，蒋军的指挥层则是支离破碎、杂乱无章。 蒋军的长江防线和我军渡江战役的准备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渡江战役总前委的前身是淮海战役总前委，1949年1月初，淮海战役第三阶段还在进行时，毛主席就指示刘、陈、邓、粟、谭5人就渡江作战研究方案。 1月21日，经历了150万大军全军覆没、半壁河山“沦丧”全过程的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在政客们的一片指责声中宣布“下野”。但是折腾了大半辈子、屡败屡战的蒋介石并不甘心认输，“下野”后第4天，就召集何应钦、汤恩伯、顾祝同在他的住地溪口，商讨构筑长江防线。 严格来讲，蒋军长江防线是从宜昌至上海，长度接近3600华里，总兵力有80—90万人。淞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45万人连同绝大多数海军、空军、装甲兵、炮兵防御从湖口至上海1600里地段，湖口至宜昌2000里地段由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40余万人防守。 从部署上看，蒋军兵不可谓不多，将不可谓不精。绰号“小诸葛”的桂系军阀二号人物白崇禧自不必说，代总统李宗仁的亲密战友，凭借数十万广西子弟与蒋介石分庭抗礼20多年不落下风，最后甚至临门一脚，将李宗仁推上总统宝座。  如此做派，岂能被睚眦必报的蒋介石所容？ 汤恩伯，相当的的抗日名将，就连日军名将冈村宁次也对其刮目相看。更重要的是对蒋介石耳提面命，甚至不惜出卖对自己有养育之情、提携之恩的叔父陈仪。 能打仗又听使唤的将军，蒋介石没有理由不以大事相托。 早在淮海战役时，蒋介石就有心调这支人马前来解困，但由于白崇禧作梗未能成行。  耿耿于怀的蒋介石在北平和谈期间专门找到宋希濂，向他下了一道密令：
老蒋一招“釜底抽薪”，抽去了白崇禧一半人马。单靠白崇禧那25万没有海空军掩护的桂军守2000里江防，即便是真诸葛亮在世，也只能望江兴叹。 再看汤恩伯的防区，自西至东，由轻到重。最从湖口至芜湖只有6个军，而且多半是杂牌军或被歼灭后重建的部队，和拥有11个军呈纵深配置、海空军主力配合的南京至上海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拿最西段从湖口至铜陵的800华里地段来讲，蒋军部队是从淮海战役中侥幸逃脱的第8兵团，虽然有3个军的兵力，实际上不过5万人左右。兵团司令刘汝明，原是西北军冯玉祥旧部，赫赫有名的“逃跑将军”。西突击集团渡江后，刘汝明带着嫡系第55军向浙江方向逃窜，我军居然没有追上。 千里江防，如此薄弱，就连汤恩伯也感叹:
两个防区的结合部，竟然如此薄弱，距离白崇禧所在的武汉仅400多里，蒋介石如此布置，是否可以理解为他有意想让渡江的二野大军掉头向西与桂军打个昏天黑地，借刀杀人？要知道，蒋介石部署长江防线都是秘密进行的，不要说远在武汉的白崇禧不清楚，就连在南京城里当代总统的李宗仁也一无所知。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另有企图。 投机商出身的蒋介石秉承了投机者的一切特点：精打细算、小聪明大糊涂。 想“借刀杀人”的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我军的三把军刀，刚出鞘便齐齐挥向了汤恩伯集团头部、背部、腰部，刀刀致命。 单靠45万部队能守住千里江防，恐怕连自己也不相信。试想，徐蚌会战中的80万精兵尚且守不住江淮这个弹丸之地，如今45万乌合之众就能守住偌大的长江？  所以，不是蒋介石不晓得元灭南宋之战和湘军攻南京之战，而是他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斤面无论如何摊不出十斤的大饼，而且摊得越大，饼就越薄。
这是蒋介石给汤恩伯的又一道密令，更是构筑长江防线的真实意图。 熟悉历史的朋友应该很清楚，从清末到民国，宁沪杭地区始终是帝国主义在华最大的势力范围，也是国内大资产阶级财富聚集的地方，更是蒋家王朝的“龙兴”之地。 1937年淞沪会战，蒋介石不遗余力调集重兵到淞沪地区与日军作战，目的就是让无情的战火将帝国主义拖下水。当主力部队与日军血战的时候，一艘艘满载文物古迹的船只和一列列满载生产设备、金银财宝的列车，缓缓向西开进。 如今我军大兵压境，蒋介石故技重施。 根据李宗仁的回忆可知：
不得不说，蒋介石的确精于算计，但也只是算计，谈不上谋略，更谈不上智慧。 无论长江南岸的蒋军如何辗转腾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战场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军手中。 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大军的打击目标就是盘踞宁沪杭地区的45万蒋军，至于武汉方面的桂军，则是双管齐下、软硬兼施。 毛主席一方面利用北平和谈的机会尽量争取和平解决，一方面又调集四野第12兵团连同地方部队约20万人予以牵制。 “乱而取之”。尚未开战，对手内部就乱象显现。我军一动，对手便乱作一团。如果攻击再猛烈一些，对手更是方寸大乱。 粟裕要的就是对手方寸大乱，自己趁乱取之！ 4月23日，当东突击集团各部队全部登上南岸之后，几天几夜没合眼的粟裕抖擞着精神随部队一道渡江，同时命令部队继续按照既定部署快速前进。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敌军乱窜奔逃，我军求战心切，免不了也会出现组织混乱、部队疲惫的情况。 但就是在这场以乱制乱的追歼战，我军指挥层再次体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默契。  就在粟裕过江的当天，总前委收到刘伯承发来的电报，大意是西突击集团改变原定作战方向，不再向西夺取芜湖、南京等地，而是以全军南下直插浙赣线，歼灭当面溃逃之敌的同时斩断汤恩伯与白崇禧的联系，让粟裕在东线放手大打。 陈、邓二人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同意这一计划，同时上报军委。 这样一来，原定计划由三野大军野战歼敌、二野大军攻城略地这一配合作战的格局编成了的机会变成了两大野战军联合进行歼敌、攻城的格局，一如几个月前的淮海战役。 “配合”与“联合”，一字之差，结果却是天壤之别。 一个横扫千军，一个风卷残云。一东一西，犹如一把铁钳，开合自如，相得益彰。几十万蒋军的命运，就此注定。 4月25日至29日，三野第9、第10兵团将从芜湖逃窜的蒋军第20军，从南京、镇江逃窜的蒋军第4、28、45、66军和51军一部全部歼灭于行进途中，歼敌数量多达11.6万余人。之后，第7兵团一路向东急进，抢在蒋军破坏之前跨过钱塘江大桥，于5月3日解放杭州。由于毛主席下令暂停进军上海，从5月3日起，连续奋战20天、纵横千余里的三野大军这才慢慢勒住缰绳。 西线的第二野战军也不甘落后，从4月23日起开始行动，5月6日便控制从义乌至东乡段的800里浙赣线。之后，二野各兵团继续追歼南逃的敌军，直到5月14日为了配合三野发起的上海战役、做好迎击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准备，奔袭千里、歼敌10万、解放城镇86座的二野大军暂时停住了脚步。 就在第二野战军还在狂飙突进的时候，陈毅在丹阳主持召开三野干部会议，在高度评价了我军的历史功绩后又满怀激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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