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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大上海 解放大上海是渡江战役的最后一战，也是一个相对独众的战役。如果说，我军百万雄师过大江，适时地转入战略追击，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南北朝”的企图，那么，淞沪战役则为这场京沪杭大会战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海当时人口已近600万，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 1921年7月，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r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在这里疯狂屠杀共产党人，从而建立了新军阀统治。多少年来，上海一直是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方。如果我军在胜利渡过长江后，继续向上海进攻，会不会引发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武装干涉?实为国人所瞩目。 穷途末路、垂死挣扎的蒋介石，希望上海在这场大战中被打烂、搬空，而我们则要在枪林弹雨中尽力保全它，使它获得新生，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发挥骨干作用。蒋介石希望我们“红着进来，黑着出去”，停工停产，发生混乱，在这座国际大都市里站不住脚，而我们则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说明，国民党反动派是永远回不来了。所以，毛主席曾经讲过: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 郎广追歼战以后，我们第三野战军依据中央军委指示，放慢了进攻的势头，9、10两兵团位于太湖南北走廊地区，进行休整和政策纪律教育，做好进攻上海的准备。 蒋介石于4月26日从浙江专门来上海，召集残部研究部署上海的防御问题，准备抓紧抢运物资，撤逃台湾，并阴谋挑起国际事件，促使帝国主义出兵武装干涉。 开始，中央认为，国民党驻沪军队有迅速撤走的可能，上海的资本家们也不愿意在沪打仗，因而.上海和平解放的可能性较大。 所以，命令我军不要过于迫近上海，不要去占领昆山、太仓、吴江、嘉兴等地，让敌人守起来。同时，抓紧时间，进行接收的准备工作，以便在敌人从海上逃跑时，能主动地有秩序地接收上海。 一天，我们通过侦察获悉，上海之敌已运走不少物资，很可能提前撤退。如果我们接收不及，会造成上海城市的混乱，为此，我们都很着急。中央军委于4月30日提出，是否以一个军先行攻占浏河，威胁吴淞，使敌不敢再从海上逃走。但粟总和我顾虑我军一旦行动，则可能会促使蒋军迅速撤退，反而造成被动。于是，我们一面作出军事上的部署，一面建议推迟进占浏河以及进入上海等地的时间。5月3日，中央军委最后明确:我军在5月10日前不占上海，以便使接管的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些，只要汤恩伯不撤走，我们就继续做准备。占领浏河的时间，亦可推迟。 同时，也要有马上进城的准备，要立足于汤恩伯部很快撤走，我们不得不去占领上海。并强调:“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此点请粟张注意。”  据此，粟裕同志和我们在常州进一步研究了攻占上海的作战部署以及接收准备问题。他还与唐亮同志一起去丹阳向总前委作了汇报。尔后，我们召开接收工作会议，传达学习总前委指示精神，具体区分了接收任务。在会上，9兵团政委郭化若和26军政治部主任李耀文首先汇报了部队的接收准备情况，粟裕作了关于淞沪警备问题的报告，我向大家明确了警备任务的区分及注意事项。最后，唐亮强调了接收上海的政策、纪律及必须注意的问题。 关十上海市的接管工作，早在淮海战役结束时，我们就研究过军管会的组成与警备等问题。在蚌埠孙家坪子时，我也专门就接管问题向粟裕同志作过汇报。渡江前后，在泰州白马庙和江阴等地，我还向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进一步了解上海市各方面情况，以做好接管的各种准备。 这次，三野前委研究确定并报经华东局批准，以随军南下的5000多名干部组成上海的军管系统。其中，除中央早己内定的饶漱石、陈毅分别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外，刘瑞龙同志调上海市委任秘书长，三野后勤司令员由宋裕和接任。我与瑞龙同志就此分开了。瑞龙同志是我们的“好管家”，在淮海和渡江战役的后勤保障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国务院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华东局农委书记等职，长期工作在农业战线。“文革”后期，瑞龙同志冤狱平反，获得了重新工作的机会，任农业部顾问、全国政协常委。我们经常见面，回忆往事。 他是个十分勤奋刻苦、细致周密的人，保留下来的日记、资料非常多，弥足珍贵。他在整理、出版了《我的日记》后，又潜心于第三野战军后勤史料的选编，还主持《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1988年在广州开会时因病不幸逝世。后来，他的夫人江彤同志给军委江泽民主席去信，请求把三野后勤史料选编工作继续下去。 江主席把信批给我办。在军事科学院军史都同志协助下，于1997年出版了这部著作，实现了瑞龙同志的遗愿。 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立三个接收委员会和一个秘书处。其中，军政接管委员会以粟裕为主任、唐亮为副主任，下辖军事部、政工部、海军部、空军部、后勤部和训练等6个部。 记得我曾负责召开过军事部的会议，交代任务，进行了认真研究与讨论，拟定了具体的接管计划。 为保证接管好全国的经济中心，使我军进入这个大都市后，能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常州时，我还根据华东局的指示精神，着手起草了淞沪警备任务的有关规定。 首先明确了警备部队的领导机构以及基本部署。以第9兵团指挥机构为淞沪警备司政机构，宋时轮、郭化若分任司令、政委，并确定第20、26、27军为上海市区警备部队。将全市划为三个警备区和一个要塞区(吴淞)。第一警备区负责老法租界、南市和浦东地区;第二警备区负责苏州河南英租界，包括公共租界沪西区;第三警备区负责苏州河北，老公共租界和闸北。每区以一个军担任，各军应以一至两个团控制机动，并确定以一个团直接接受华东财委的领导指挥，使能及时看管我新近发现之仓库与资材，及其他保护等。  其次是规定了警备任务。在我军管会人员尚未入城或入城后尚未接收以前，我警备部队与先进入市区的部队，需以全力保护维持秩序，防止抢劫与破坏。凡我入城部队，必须遵守城市政策与入城守则，切实遵守纪律，并有互相监督执行之义务，制止与逮捕违反纪律之人员。除担任警备任务之部队外，其余参战部队应于战斗结束后24小时内离开市区。 再次是要求全力保护学校及名胜古迹，防止偷窃与破坏。在秩序未恢复前，拒绝参观，学校则一律禁止驻兵。对于敌人经管的工厂、仓库、客栈、银行、医院及党政军办公机关宿舍、公馆、海空军设备、要塞、船舶、炮艇、兵舰、兵营等，均需派兵看守。所有这些地方的物资、汽车、用具等，一律不许搬动;文件、档案不得乱翻，必须原封不动，等候接收。 对于如何对待外侨及领事馆人员，也作出了具体规定，明令采取保护政策，其合法权利完全予以保障，不许侵犯。按中央指示，在军管时期，为了防止特务与坏人捣乱，我军应有派兵保护其领事馆安全之责任，并应派人向其说明我们的此种责任。如他们不需武装保护，则由其出具证明文件，说明发生意外，我们不负责任。但在站岗保护其领事馆时，对其领事馆出人人员及领事馆内部，都不实行人身和内部检查，而只应注意有无捣乱分于在领事馆附近或向领事馆捣乱。应教育部队，对领事馆人员，需以礼相待，不得调侃讥笑或故意留难。如发现他们之中有特务间谍嫌疑和破坏行为，亦应报告上级处理，不得擅自行动。 最后，还提出了警备部队应注意的若干事项等等。 后来，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些补充，于进入上海的前一天，即5月26日发布了第三野战军淞沪警备命令，从而保证了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常州，我还专门阅读了关于上海的各种调查材料，以多了解一些情况。据材料上讲，上海的电力行业，80%为外商所有，许多经营业都是外商在操作。所以，要顺利地接收上海，确实不仅是军事仗，而且是政治仗、经济仗，也是外交仗。联想到我军进入南京后，接连发生的一些涉外事件，受到中央批评的教训，这次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克服与避免。 5月6日，军委又给粟裕同志和我发来电报，重申:“何时占领上海，仍须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最好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充分完成准备工作。”并令我们即行部署于5月10日以后、5月15日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运走。根据这一指示，结合原来的方案，我们迅速拟制了围攻上海的战役计划。 讨论中，大家认为攻上海有3种打法。一是长围久困，二是突击市区，二是钳击吴淞。长围久困，虽可解决敌军，但几百万上海的老百姓将随之受苦。突击市区，主要是考虑从苏州河以南地区一下插进去，从里往外打，可收奇效。因当时我军侦知，汤恩伯在现今上海的淮海路、南市区一带设防较弱。据说，上海的资本家曾凑了几十万块大洋，央求汤恩伯不要在苏州河以南主要市区打仗，最好在苏州河以北与我军作战。但实行此案，上海市区就可能在激战中被打烂。最后，均倾向于先在外围打，集中力量钳击吴淞。我们决心集中9、10两兵团8个军，首先扫清上海外围敌之据点，然后从市区北面与浦东两个方向，实施迂回，直指吴淞口，断敌海上退路，阻止敌军抢运物资或提前逃走。待接管工作完成后，如敌继续顽抗，再按上级命令，对市区发起总攻，解放上海。 考虑与选定这个方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上海完整地回到党和人民手中。卡住吴淞出海口，就好像卡住对方的脖子一样，尽可能地把市区的敌军调出来，大量歼灭在吴淞周围地区。这样，部队的损失可能要大一些，但为了完整地接管上海，就必须把苦战、硬战、恶战放在上海外围打。我们还考虑到，在攻打上海时，要努力使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和公私建筑物尽量少受损失与破坏，明确规定部队一旦进入市区作战，不得使用大炮等重武器。陈毅司令员还形象、风趣地说:进上海，是瓷器店里捉老鼠，又要捉住老鼠，又不要撞坏一件瓷器。总之，是要实现军政全胜。 8日晚11时，野司移至苏州。第二天上午，粟裕主持召开会议，听取了叶飞、韦国清、刘培善关于拍兵团部队作战准备和苏州军管情况的汇报。午后，收到军委复电，同意我们5月7日上报的围攻上海的作战部署。我乃告10兵团并致电9兵团，并请他们注意封锁海口，待命行动。 就在我们积极完成各项战役准备时，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们，也在为上海的解放夜以继日地工作，除组织工人、学生护厂护校，保护民主人士，组织对国民党军的策反外，还为我军送来了敌军的防御工事要图。我深深地感谢他们。可以想象，为搞到这些情报，他们要冒多么大的风险!我和司令部的同志研究后，当即将其送给了两个兵团司令部。 向上海外田的进攻战，于5月12日发起。 上海守敌共有8个军20万人，其防御阵地分为三层:以南翔、华满、七宝、华泾之线为浦西外围阵地，以川沙至北蔡为浦东外围阵地。以吴淞西北的狮子林向南经月浦、杨行、刘行、大场、真如、虹桥、龙华至黄浦江为浦西主阵地，以高桥向南经高行、徉径、塘桥之线为浦东主阵地。在市区以国际饭店、四行仓库、海关大楼、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等30多座高大建筑为坚固防守据点，在一各重要路口，以钢筋水泥活动碉堡和沙袋构成众多工事，组成核心阵地。在上海周围，总计有4000余座碉堡、万余个野战工事，加上各种障碍物等，构成了十分严密的防御体系。其兵力部署是:6个军20个师防守黄浦江以西地区，2个军5个师防守浦东地区，并有海、空军的支援。 开始，北线10兵团一路急进，先后攻占了浏河、太仓、昆山和嘉定，南线9兵团也占领了不湖、金山、松汀飞青浦等地，进逼川沙，威胁沪敌侧背，南北两路大军进展都较顺利。随后，更加激烈的战斗在吴淞西侧的月浦、刘行一带展开。这里是敌军防御的主阵地有的阵地多达七八道工事和障碍。守敌52军在海、空军支援下，依托密集的钢筋水泥碉堡，以绵密的火网封锁我军的攻击道路，并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连续向我实施反击。我军多次组织强攻，均未奏效，付出了重大代价，仅28、29军就伤亡近9000人。 这时，粟裕同志间我:“敌军防御工事图发下去没有?”我回答:“早已转给两个兵团了，并要他们发起战斗前很好地研究。”我一查，10兵团司令部收到后，没有把图及时送给第一线指挥员，否则，我军的伤亡可能会减少一些。我在战后反思，当时野司机关对10兵团攻击吴淞的作战行动，要求也过急，只考虑要迅速抢占吴淞，对时间的计划安排不够周密，如果能多给一天的准备时间，部队在行动时可能部署得更完善些。 5月16日，我们研究了4天来的战况。从总体上讲，进展还比较顺利，特别是从南线发起进攻的9兵团，很快就突破了敌军的防御，正向浦东的川沙等地发展进攻。北线的10兵团因处于敌军防御的强点上，受到一些损失，但也大量杀伤了敌人，正准备再次发起进攻。在我军的强大攻势面前，敌军不得不从市区调出第21、51军等部，来增强吴淞和浦东地区的防御。 根据粟总的指示，我起草了淞沪作战战术指示，下达各部队，要求并强调对敌永久性设防阵地的进攻，必须周密组织，选择其弱点，楔入其纵深，然后从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集中火力突击一点，以对壕作业接近敌碉堡，以小群动作轮番实施攻击，以炸药包开路，改变集团式进攻的办法等。我进攻部队也及时总结了前段攻坚战的经验教训，改变战术，取得了明显效果。至22日，我军已先后攻占月浦、刘行、国际无线电台、川沙、周浦、白龙港和高行等上海外围敌军的防御要点。 在10天的外围作战中，我9、10兵团共歼敌51、123军、暂8师等部2万余人，占领了敌军的外围阵地，部分突入了敌军的主阵地，迫使敌陆续调集兵力于吴淞口两侧地区，造成了我攻取市区、全歼守敌的有利条件。但也由于我军避开市区，仅以主力一部从敌军两翼实施突击，地区狭窄，部队不易展开。这样，就使敌有可能集中力量，坚守上海市区至吴淞通道两侧的阵地，使我军每攻一点，费时较久，消耗较大。尽管最后市区守敌已倾巢出援，但我军受接管工作准备时间的限制，不能直接对市1孟发动进攻。 围攻上海的作战，牵动着全局，其指挥上的复杂性，也是空前的，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一方面要等待做好接管的准备，这个条件不具备，军委不会下命令攻打市区。贸然进去了，接收旧政权需要干部，几百万人的生活，需要大批粮食、煤炭等物资，一旦发生问题，我们就会陷入被动。所以，在作战中，节奏不宜太快，需要稳扎稳打，稳步前进。 另一方面，从渡江以来，中央军委、毛主席在指挥我军转入战略追击时，始终对帝国主义可能进行的武装干涉，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我们三野攻击上海时，以二野作为战略预备队，集结于浙赣线上，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发生。5月18 日，中央军委曾电示我们，要注意侦察援沪敌军中有无外籍人员。当我们向军委报告并请示，黄浦江上有挂着外国旗帜的舰船向我军攻击的处置办法时，军委又专门复电指示: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人。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实力准备，将外国干涉者的武装力量歼灭或驱逐之。同时，也明确了对其他情况的处置办法与原则。因而在这个问题上，又需要部队采取坚决而迅速的行动，早点解决上海守敌，则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5月18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建议:如对沪攻击不受时间地区限制，我们准备从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北线力求楔入吴淞，南线先解决苏州河以南与南市区之敌，尔后会攻苏州河以北的敌军。并询问接管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完成。总前委当日复示:进入上海的各项准备业已初步完成，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粟裕遂于5月19日主持召开作战会议，我们商定，增调7兵团23军、8兵团25军及特纵炮兵大部，分别加强和配属9、10兵团，并令24军做好参战准备。 当晚，中央军委电示: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不宜拖得太长，如接管准备上作就绪，可于25日前后开始总攻。我乃告9兵闭，首先肃清浦东之敌，尔后，以3个军歼灭苏州河以南之敌，并电告23军于23日赶到松江集结，井派特纵陈锐霆司令员去10兵团研究部署炮兵火力等问题。20日，中央军委又来电告诉我们: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大体就绪。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为做好攻击准备，总攻时间以选择在5月25日至31日之间为宜，亦可推迟至6月1日左右。如何适当，由你们决定。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 如吴淞阵地不利于攻击，亦可采取攻歼其一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攻击兵力必须充分，如觉兵力不足，须调齐兵力后再行攻击，攻击前必须做好战役和战术上的充分谁备。 5月21日，粟总和我拟定了如下作战计划:第一步，以9兵团之30、31军和20军主力，迅速攻歼高桥和浦东地区守敌，控制黄浦江东岸阵地，23、27军和20军一部积极籍制浦西之敌;第二步，以9、10两兵团全力夺取吴淞、宝山和苏州河以南市区，完成对苏州河以北地区敌军之包围;第三步，聚歼退缩于江湾地区的残敌，达成攻占淞沪全区之目的。22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我们的部署，令我们即照此执行。 5月23日，我们查明，汤恩伯等已登舰出海，在吴淞口外指挥退却，苏州河以北敌之主力正向吴淞收缩，苏州河以南市区之交警总队亦已北撤。粟总和我即令各部迅速发起总攻，大胆楔入敌之纵深，截歼逃敌。经过4天的激战，我军迅速占领了苏州河以南市区，直逼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江湾、高桥等外围据点，也已被我全部攻占。 我随粟裕同志经南翔于27日晨抵上海，在圣约翰大学开设指挥所，继续指挥市内的战斗。当天下午3时，残留在苏州河北杨树浦的数万敌军，迫干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率领下.，放下武器，向我军投降。上海市区全部解放后，三野指挥所又移至北四川路原日军的港口司令部旧址，继续指挥部队向浙东、福建地区进军。6月2日，25军解放崇明岛，上海之战胜利结束。 在上海战役中，我军共计歼敌15.3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300余门，坦克、装甲车110余辆，汽车1100余辆，舰艇11艘及大批军用物资。汤恩伯率54军等残部约5万人先期登轮出海，逃往台湾、定海等地。 上海战役，是我军渡过长江以后进行的最为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为了保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中国的经济中心，我军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军政全胜。成千上万的同志为了上海的解放，在新中国诞生前夜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上海解放50周年时，上海市组织编写了《热血丰碑—解放上海烈上英名谱》一书，记载了为解放大上海光荣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7755名。其中，军队指战员7613名，随军支前干部和民工72名，为迎接解放而牺牲的上海地方烈士100名。此外，还有不少烈士，连名字都没有能够留下来!正是这些为人民的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先烈们，用自己的鲜叔和生命，铺平了通往胜利的道路。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建立的功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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