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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尔特在摄影札记中提到了他的家庭。他说，很长时间以来，他的家庭就是他的母亲，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明白母亲对他的重要性，也许有助于我们在阅读《哀痛日记》时理解他的心情与状态。 当然，这样说可能有些不太准确，因为每一位母亲对儿女都很重要，可惜的是，我们并不能时时刻刻都能明白这一点。当某种情感的缺失到来时，情感的位移让位于虚空的存在，失去的痛苦让我们后悔不已。写《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在他的祖母去世时说：“我不仅情愿忍受这种痛苦，而且还要尊重我的痛苦与众不同。”巴尔特对此深有体会，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痛苦，让他在母亲去世后，历时两年坚持写想念（纪念抑或悼念）母亲的日记——这是《哀痛日记》的由来。 法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赫尔兹曾对死亡的集体表象进行过研究。我们都相信自己很了解死亡，因为它能激发我们内心强烈的情感，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事件。但是，在他看来，“在与个体有关的情况下，机体的生理现象并不是死亡的全部。人们将一系列复杂的信仰、情感和行为加诸在这个只与机体相关的生理现象上面，从而使它具有了独特的性质”。换句话说，死亡并不仅是在那一瞬间发生的行为，死亡是一场持续的文化事件。 在1977年10月30日日记中，巴尔特写道：“我不想谈什么，担心别人说我是在搞文学创作，尽管实际上文学的起源于这些真实之中。”死亡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躯体的离世和消逝，他所留下的还有在活人脑中的记忆和伤痛。这种记忆上的伤痛并不一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抚平，“不，时间不会使任何东西消失，它只会使哀痛的情绪性消失”。（1978年3月20日）哀痛只会暂时消失，悲伤会一直存在，因为，“我所失去的不是一个人（母亲），而是一种实质；也不是一种实质，而是一种优秀品质（灵魂）：虽非不可或缺，却是无可替代。没有母亲我可以生活（我们每个人迟早都要过没有母亲的日子），不过，我剩下的生活，一直到死，都一定是坏得无法用言语形容（无法优秀品格）”。（《明室》） 我们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通过“观看”和“移情”的方式了解死亡。死亡没有给我们留下预演的空间。旁观别人失去亲人是一回事，当自己从旁观者变为那个失去亲人的人，伤痛和悲伤会猝不及防地袭来，瞬间击垮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我清楚地记得，某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会不由自主地哭泣，因为我想到这个元旦刚刚辞世的舅舅。舅舅殉葬那天，跪拜在他的灵前，我没有哭；看着他下棺入土，我也没有哭；在众人的哭喊声中，我只是跪拜在那里，看着那个土堆，恍如隔世。但是在某一个普通的早晨，从梦中醒来，突然想到了舅舅，眼泪再也忍不住地掉下来。哀痛以一种延续的方式击打着我的心灵。死亡成为一种记忆复苏的开关，关于以往的星星点点，开始在脑海中形成思绪和凝结。死亡之所以是一场文化事件，正是因为我们需要对这种记忆进行梳理和命名。读《哀痛日记》对我而言，已经不是阅读一本书这么简单，这是一种对相同经验的移植和体验。我们都在伤痛之中，伤痛成为了书写纪念的载体。 在1978年4月12日的日记中，巴尔特写到：“写作是为了回忆吗？不是为了自我回忆，而是与忘却的痛苦作斗争。因为忘却是绝对的，很快就没有任何痕迹了。不论在何处，也不论是何人。” 1978年6月5日的日记中，他又写到：“对于我来说，在我生命的这一刻（姆妈去世了），我是通过书籍被人认识的。我模模糊糊地觉得，由于她不在了，我应该重新被人认识……我认为有必要围绕着姆妈来写一本书。”他为妈妈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后来完成的摄影札记《明室》。 如果不读巴尔特的日记，你很难理解这是他为纪念母亲写的一本讨论摄影的书。但是在翻看那些老照片的时候，母亲的形象一次次出现。在巴尔特看来，通过摄影，我们平静地进入了死亡。死亡之后，摄影留下的照片是我们保持生与死的界限的一种凭证。观看母亲的照片，其实是通过观看死亡的方式留下她生的记忆。 在1978年7月29日的日记中，巴尔特摘抄了一封普鲁斯特写给一位刚刚失去母亲的朋友的信件，其中提到：“当您的母亲在世的时候，您总是会更多地想到您失去母亲的现在的日子。而现在，您会经常想起您从前有母亲的日子……我说是有所振作，因为您会始终保留着某种被挫伤的东西。也请您告诉我这方面的情况，因为知道人们的爱永远不会减少，人们永远不会感到宽慰，回想只会越来越多，这也是一种温馨。”这种曲折的安慰如此动人，就在于，作为生者，我们注定要失去所爱的人——要不然，怎么又会知道他们对我们如此重要？ 古人陶潜作《挽歌》句云，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亡的意义只在爱人中间存有记忆，而且这种记忆是如此的短暂和脆弱。当我们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去，也就意味着关于逝者的记忆逐渐消散。想想百年之后，不要说关于父母的记忆，就连我们自己的记忆也保留无几了。生命在永恒的时光流转中显得分外脆弱。时光也许不能消解痛苦，但能消解记忆。而唯一能够保留这种记忆的只有写作。苏珊·桑塔格概括巴尔特时曾说，虽然他的写作主题浩瀚纷杂，但总会归结到那个宏大的主题上，那就是：写作本身。写作不是为了摆脱伤痛，而是化解伤痛，治疗悲伤。那个失去母亲的孩子，整夜在哭泣，只有在写作的书桌上，在回忆母亲的写作中，摆脱那种情绪性的焦虑和悲伤。 死亡是一场持续的文化事件，对一直沉迷于写作本身的罗兰·巴尔特尤其如此，否者我们不会读到他的日记，了解他的悲伤；读他的摄影札记，读懂死亡。他在《明室》中说，过往的社会自有安排，以便使记忆这个生命的替代物成为永恒和不朽。在我们看来，他的母亲，这个叫做亨利叶特·班热的妇人，注定会因为儿子的不朽而永恒。 思郁 2012-4-5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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