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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在武汉与南京的对峙之中，对这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另一个重要军事政治人物冯玉祥寄予了莫大的期望。
当然，鲍罗廷的心思也代表了莫斯科的愿望。 1、寄予厚望的革命红星——冯玉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宁汉对立的局势中，冯玉祥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其手中的军事实力成为举足轻重的关键力量。 所以武汉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政权都在设法争取冯玉祥站到自己的一边。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的政治倾向如何，直接关系到武汉政权的存亡及国民革命的前途。 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早从1925年起就给了冯玉祥大量武器援助、思想指导、政治训练。 1927年4月以后，鲍罗廷罗易等与中共中央希望冯玉祥拥护武汉反对南京，维持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及国民革命的发展；国民党左派汪精卫等人指望冯玉样站在武汉政府一边，既剿共又反蒋。 5月，在二次北伐中，武汉国民革命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相约进攻河南，攻打奉张，然后再拟共同东征讨伐蒋介石；待消灭南京政权后，双方再一起打到北京，消灭奉鲁旧军阀势力，完成国民革命的统一大业。 但是，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冯玉祥却变得愈来愈右了。 由于冯玉祥1926年在苏联考察期间，“大吹自己，说自己是工农合种生出来的”，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从而取得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他的信任。 武汉政府也把希望押在他的身上。 从1927年4月下旬开始，冯玉祥表现出与武汉合作的积极态势，为了实现与武汉北伐军会师中原的计划，他积极进行沿陇海线东征的准备；并特别选定5月1日这一国际无产阶级的节日，在西安红城宣誓就任武汉政府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职。 在就职誓词中，他强调拥护农工利益，说解放农工是“革命之本来宗旨”。 誓师大会后，他亲率国民军联军进行二次北伐。 冯玉祥完全没有料到二次北伐进行得如此顺利。他深知，军事上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治工作和民众的支持。 因此，6月3日，他在致所属各军将士电文中，对军队的政治工作效果充分肯定。
他说：
同时，他对民众的支援大加赞扬，说“武力与民众结合者，必获胜利”一语，亦已于此战结果，得充分之证明。 2、冯玉祥倒戈的迹象但冯玉祥毕竟是旧军阀出身，他对政治工作和工农民众的态度是以是否对他的军事发展有利而决定的。 他虽然接受了一些革命宣传，但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改变，他的政治倾向仍然是以是否对己有利为取舍。 首先，在宁汉对立中，他不承认武汉政府与南京政权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不承认二者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抗衡，而把它看作是意气与权力之争，因此，在政治上他对宁汉双方都持嗳味态度，并不反对屠杀工农、叛变革命的蒋介石。 冯玉祥不主张反蒋，也不允许他的部队中有反蒋的宣传。国民军联军北伐进到潼关后，冯部的政工人员喊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同时在街上张贴反蒋标语。 冯玉祥下令，在他控制的地区撕掉反蒋标语，停止一切反蒋宣传。 其次，冯玉祥随军东出潼关后，由于工农运动影响了税收，影响了他军费的收缴，因而对当地的工农运动看不惯。
他说：
冯玉祥不满工农运动，自然与蒋介石有相通之处。对于冯玉祥的这些言行表现，鲍罗廷并不是完全不知道。 他对冯有所失望，因而他主导的《人民论坛》在5月底至6月初，对冯玉祥的歌功颂德之词基本消失了。 3、汪冯会晤的背景但是，冯玉祥毕竞是此时鲍罗廷和莫斯科以及中共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党政要人们寄予全部希望的人，因此他们试图通过谈判与冯玉祥结盟。 于是，二期北伐军攻下郑州后，身在前线的唐生智以第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的身份，一面给尚在陕西的冯玉祥发电报，要他前往郑州同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人共同“指导政治”；一面电请武汉党政负责人赴前方指导军事政治。 唐生智此举也许是鲍罗廷授意。 汪精卫接到唐生智要他们去郑州与冯玉祥会谈的电报后，立即召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赴前方指导”的名义，前赴郑州。 当时在武汉的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有汪精卫、谭延闿、顾孟余、孙科、徐谦、谭平山6人，依照会议决议，理应全体去郑州。 但汪精卫借口谭平山系湖南特别委员会委员，需要留汉处理湖南问题，将谭平山排除在外。汪精卫的用意在于，将共产党员谭平山排除在外，他们可以同冯玉祥敞开思想来谈。 6月6日，汪精卫一行以慰问前方将士为名，联袂离汉赴豫。 鲍罗廷推说病重无法成行，没有同去。
但是，鲍罗廷的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雷纳·布罗姆则随同汪一行到了郑州，他们一边“为报纸进行采访”，一边帮助鲍罗廷了解情况。
由于新郑铁桥被破坏，汪精卫等人6月8日下午才抵达郑州。他们在这里见到了唐生智和以加伦为首的一批苏联顾问。 而在河南前线的北伐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亲去潼关迎接之下，此次会晤的中心人物冯玉祥乘坐的火车于6月9日下午6时由洛阳驶抵郑州。 4、冯玉祥的政治秀呈现在冯玉祥面前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欢迎场面，而冯玉祥的政治作秀也收到了极佳效果。 当时在场的苏联顾问勃拉戈达托夫回忆说：
由此可见，与武汉要人们油头粉面、衣冠楚楚的形象相比，冯玉祥的政治效果极其显著，获得了普通工人老百姓的好感。 5、罗易寄予希望的人冯玉祥一抵达郑州，6月10一11日郑州会议召开。会议在车站附近的陇海花园举行。 武汉方面除汪精卫一行外，还有唐生智、于树德、王法勤、邓演达、张发奎等人参加了会议；国民军方面有冯玉祥、鹿钟麟、于右任、刘伯坚、刘骥参加了会议。
此外苏联顾问加伦及刘菊村、熊哲民、何其巩、孙良诚、简又文、何键等也间或出席过会议。 就在6月10日郑州会议开始的这一天，在武汉的罗易代表共产国际发表了一封致冯玉祥的公开信。 信的开头可谓热情洋溢：
接下来，罗易在信中向冯玉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应该消灭蒋介石，然后再进行北伐。 罗易这封文情并茂的公开信，对冯玉祥根本没有丝毫的触动。殊不知，此时的冯玉祥只想剿共，并不想反蒋。 6、郑州会议——控诉我党的大会为了实现个人抱负，冯玉祥曾到过莫斯科，也在困难之时直接得到过苏联的实际帮助。但如今时移势易，冯玉祥已倾向于剿共了。 因此，郑州会议的主调就是“控诉”共产党。
会议开始后，武汉方面谭延闿致欢迎词，把冯玉祥及其率领的第二集团军大大地恭维了一番。
冯玉祥则客气地回应说：
接下来，由汪精卫发言。
很显然，汪精卫是想拉住冯玉祥既反蒋又剿共。 徐谦、孙科等人也对冯玉祥谈了武汉的情形，说他们不满意鲍罗廷，因为鲍罗廷执行的是破坏国民党的阴谋政策；还说武汉社会秩序混乱，呈现百业俱废的趋势。 何键也抱怨说：
本来就对工农运动和共产党有不满情绪的冯玉祥，听着这些被夸大的情况，心里更加起火。 因此，在剿共反工农问题上他与汪精卫等人很快一拍即合。
同时，冯玉祥在郑州会议上提出三项政见，以表明他的政治态度：
这三条表面上看冠冕堂皇，其实质就是调和宁汉分裂、共同北伐。因此在反蒋问题上，冯玉祥始终采取调和态度，竭力劝武汉政府以继续北伐为重，停止宁汉之争。 汪精卫等见冯玉祥态度坚决，只好放弃了拉冯反蒋的打算。 7、我党的担忧 但他为了在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正统权力之争中获得冯玉祥的支持、极力对冯进行拉拢。 持续两天的郑州会议，在党务、政治、军事等方面做出的一系列决议表明，汪精卫等人为了拉住冯玉祥，慷慨地把豫、陕、甘三省的党政军大权都交给了冯玉祥。实际上，第二次北伐的成果被冯玉祥独占。 除了将北伐果实拱手全数让出外，武汉方面得到的仅是冯玉祥对他们剿共的赞同，而在他们关心的反蒋问题上，却仅仅得到冯玉祥“调和宁汉”的承诺。 当得知汪精卫等人将去郑州与冯玉祥会谈的消息后，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都十分重视此事。此时，汪精卫等人的右转趋向已经显明，但冯玉祥的政治动向如何则不甚清楚。于是，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 在当时情况下，中共党人都把希望压在这次郑州会谈上，认为只要冯玉样倾向武汉，武汉在与蒋介石的较量中就能取胜，国共关系就能维持。 6月8日，张国焘主动要求前往郑州探明会议情形，并表示希望影响郑州会议朝着对中共有利的方向发展。 在得到中央许可后，他于当晚乘坐京汉铁路总工会特备的专车赶赴郑州。次日下午抵达，住铁路工人们预先为他准备的临时行馆。
张国焘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6月10日上午，张国焘找到汪精卫。他进去时，适逢来郑州参加会议的谭延闿孙科等人在座。见张国焘进来，谭、孙就托故走开了，这也表示当时国共人士之间的关系已经有点不自然了。 汪精卫虽然客客气气地接待了张，但并没有要与他谈下去的意思。 张国焘不管这些，径直向汪精卫进言：
汪精卫虽然表面上饶有兴趣地听着张国焘的提议，却又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表示要与谭延闿等人商谈之后再作决策。 但是很快张国焘就从邓演达的秘书那里得知，汪精卫在会议上为了迎合冯玉祥而大发剿共议论。 张国焘知道自己的努力已经失败，便于11日灰灰然赶回武汉，将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此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虽然大失所望，并感到是到了退出国民党的时候了。
但是没有接到莫斯科的命令，谁也不敢作主宣布退出国民党，只能在忐忑不安中等待事态的发展。 决定时局的关键人物冯玉祥，在郑州会议刚一结束就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要他到开封会晤。
而此时的冯玉祥，从自身的利害出发，也希望与蒋介石见一面，以便在武汉与南京之间作出选择。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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