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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导演瓦迪姆·佩尔曼执导的电影《波斯语课》，是我最近看过的影片里，值得为之一书的作品。好的作品总是唤起人们的书写欲望，一如美人（无论男女）总是唤起我们的爱慕之情。 影片讲述二战期间，一位身处地狱之门的犹太人，阴差阳错的获得一本波斯语著作。那个时代，生为犹太人，便是购买了死神剧场的门票。为了保命，这位犹太人对纳粹谎称他是波斯人，名叫雷扎。雷扎遇到一个四处寻觅波斯语老师的德国上尉科赫。科赫要求雷扎给自己教授波斯语，对波斯语一窍不通的雷扎，就此开启了生造一门语言的旅程。然而，生造一门语言，需要基本的语言材质，诸如字母、词根与发音。在自然经验与物质同样匮乏的集中营，雷扎，这位聪慧的犹太人，为了避免给上尉授词时出现记忆失误，不得不就地取材，用关押于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的名字作为词根，开始制造颇多“波斯”词汇。就此，地球上仅有两个人懂得一门语言诞生了：一个人深知它源于何处，一个人却以为它是另一个国度广为使用的语种。
科赫是一位主管德军后勤的军官，他的战场在厨房，而非直接参与杀戮。他私藏的肉罐头与葡萄酒，在物质匮乏的战争时期，为颇多德国军人所垂涎。这使得科赫拥有非同一般的权柄，雷扎便是他拿六瓶罐头交换而来的物品。在学习“波斯语”的过程中，科赫对他的语言老师，由最初的怀疑，到最后的信任，感情逐日递增。如同大多数二战时期的德国军官，科赫并非传说中的恶魔，他仅仅是那个时代日常生活中随处可遇的一个普通人：普通人的见识（所有的犹太人都应该去死）、普通人的欲望（因为纳粹军服帅气，他就参军了），普通人的暴戾，普通人的耍权弄职，普通人的亲情或爱情——为了寻找远离德国去了伊朗的“哥哥”，科赫才对波斯语情有独钟。 令人疑惑的是，科赫的上司说科赫并没有什么“哥哥”。也就是说，科赫言谈里的“哥哥”，很可能是他的同性恋人。影片里大量的细节，亦泄漏了科赫的性倾向：科赫对漂亮的女秘书毫无兴趣，军官们亦时常拿他和他的“波斯语”老师开玩笑。由此可见，同性恋人的远去，才是科赫学习波斯语、爱护波斯语老师的根本原因。当然，科赫并不认为自己加入纳粹组织是在犯罪。他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热爱美食的人，一个跟随时代潮流的人，一个迫不得已服从上司命令的人，一个善良而清白无辜的人。但他的“哥哥”因他加入纳粹党而嫌弃他，并远离了他，这让他深感受挫。
我们可以看出，科赫身上具有的，正是阿伦特政治伦理学早已谈论过的“平庸的恶”，直到战败，科赫亦不认为自身需对犹太大屠杀负一丁点儿责任。影片里，当雷扎因屡次目击同类的死亡，最终忍受不了心灵的折磨而顶替一个哑巴去赴死的时候，他从将被枪杀的犹太人群里救出雷扎，暗含妒意的责问：“为了他（哑巴）你都愿意和这些无名之辈一起去死吗？”雷扎说：“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才成了无名之辈，但他们并不比你差。最起码他们不是杀人凶手。”他辩驳：“我不是杀人凶手。”雷扎反诘：“是吗？你负责杀人凶手们吃好喝好。”他参与了犯罪，却自认清白无辜，他的良心在纳粹主流思想的熏陶下，早已耳闭目塞，早已对善与恶的边界不闻不问。 在诸多反思纳粹罪行的影片里，《波斯语课》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无意间涉及的语言与权力、语言与反抗、语言与交流的问题，比同是反思纳粹罪行的《德语课》和《辛德勒的名单》要多地多。这三部影片，都根据纳粹时期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却各有千秋：《德语课》讲述的是一个正常的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如何将“尽职的快乐”扭曲成“尽职的罪孽”，并变成一具无视亲情与友情的意识形态僵尸。《辛德勒的名单》讲述的则是一位德国商人在经商的过程中，如何良知复苏，如何在极端环境下尽己之能的拯救犹太人。而《波斯语课》的重心则在一个犹太人如何自救并在符号层面拯救同类——通过一种危机环境下的自造语言，拯救了那些被迫害而死的犹太人，使得他们尚死犹存。
我们知道，人类拥有两次死亡：一次是生理性死亡，一次是符号性死亡。当一个人停止了呼吸，我们认为他的肉身已经死亡。但只要这个世界上，有人尚记得他的姓和名，那么他便会以符号的方式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这也是为何墓园里所有的墓碑之上，都刻着死者姓名的缘故。一个人的彻底死亡，是他的姓名宛若树叶般被时间之风席卷而去，在这颗星球上不留下任何痕迹，而非单一的肉身之死。这也是我为何说《波斯语课》里的犹太人，通过他自造的语言拯救了一部分迫害而死的犹太人的缘故。这些密码般隐藏在生造语言里的姓名，既是纳粹罪行的罪证，又是符号层面对受害者最好的悼念。 在我看过的影片里，热衷于探讨语言的导演并不多见。意大利导演欧格斯·兰斯莫斯是一位，拍摄《波斯语课》的导演瓦迪姆·佩尔曼亦可算一位。资深影迷知道，欧格斯的两部获奖影片《狗牙》与《龙虾》，皆热衷于探讨语言与权力、语言与反抗的关系。瓦迪姆可能并非有意为之，但他的这部影片无意间触及到如下的问题：一门语言最初是如何生成的？是源于爱与交流的欲望，还是源于秘密的反抗？ 在影片《狗牙》里，意大利导演欧格斯不但呈现了乌托邦世界种种扭曲的价值观，还揭示了权力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一切奴役，皆始于语言。权力领袖深深懂得，人，是符号性生物。语言的奴役，胜过世界上任何先进的武器。我们可以看出，欧格斯在《狗牙》里呈现的语言观，是书写《1984》的奥威尔的语言观。影片《龙虾》则与《狗牙》截然相反。这部影片里，我们再次看到作为导演的欧格斯，对语言令人惊异的敏感性：《狗牙》中是权力领袖在命名语言，《龙虾》里则是反抗者在创造一种不为人知的全新语言——两位相爱的情人，为了不让人们发现他们的秘密恋情，发明了一种独独属于爱人之间的共用语言。语言与权力、语言与反抗的缠绕关系，就此昭然若揭。
在《波斯语课》这部影片里，语言成为一个受迫害者最为私密的反抗武器。《龙虾》里的语言，在反抗者反抗的同时，尚是情人间的交流工具。《波斯语课》里的语言，则完全无视交流，它是冒险，是受害者名单，是一个人的反抗，却与交流关联不大。它的能指与所指，完全分裂为两个相反的向度：对雷扎以及所有的犹太人而言，是对死者的悼念，对上尉而言，却是一种异域语言。语言的交流与反交流，在这里双面兽般融汇一处。正如一句俗语所云：所有的理解，都是误解的总和。科赫上尉认为他是理解雷扎的，但雷扎并无此意。这告诉我们，语言具有多个面相，而非单一的交流功能。极端环境下，人类的语言更可能欺骗多于真实，遮蔽多于坦诚，隔阂多于相联。更多的时候，语言是一种魔术，它会在社会环境里发生相应的扭曲，一如《德语课》里男主人公的父亲，将德语里的善扭曲为恶，将“尽职的快乐”扭曲成“尽职的罪孽”。而《波斯语课》则是《德语课》的反转镜像，影片里的男主人公，通过谎语的莫比乌斯带，将生者与死者一起带入存在的真实之境。 仅电影美学而言，《波斯语课》显然无法和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相媲美。《辛德勒的名单》里，斯皮尔伯格的镜头语言繁复多样，他使用了大量的杂耍蒙太奇和长镜头。那穿行在黑白语境里的红衣女孩，更给无数观众留下了无法泯灭的印象——那抹红，那抹灰暗历史里的一点红，既是受难者颤动的生命火焰，又是拯救者不熄的良知与爱心。《波斯语课》的镜头语言则比较单一，导演仅仅热衷于传统而经典的均衡构图。
但这部影片令我动容的不是它的镜头美学，而是它触及到语言与权力、语言与反抗、语言的交流与反交流等事关语言学的问题。《辛德勒的名单》里，纳粹要将犹太人全部遣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焚毁，辛德勒告知他的犹太会计兼智囊斯泰恩，他会嘱托纳粹高管“特殊对待”他，不让他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斯泰恩问：怎么“特殊对待”？他们的特殊对待一般是指(暗示进入焚尸炉）.....辛德勒意识到他们用于交流的语言已经被纳粹语言所污染，这个词已经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个词，便问：我们还需要发明一种新的语言吗？斯泰恩含泪相告：我看有必要。 是的，很多时候，为了真相，为了忘却的记忆，受迫害者有必要发明一种不被权力所识别的新语言，并在新语言里完成人性的救赎，一如《波斯语课》里的雷扎，当他生造的这些词语，这些由2840个犹太人名字构成的词语，从一位纳粹上尉的嘴唇里、诗句里喃喃倾吐而出时，它不仅仅是反讽，而是语言作为语言最为庄严壮丽的时刻：语言已经成为墓碑，它在施害者的使用中复活，它在重新铭刻我们这些尚未进化好容易失忆的人类的记忆。 本文图片皆为《波斯语课》剧照 上传与管理：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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