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于”是一种汉代服装的名称,也作“诸衧”。《说文解字·衣部》“衧,诸衧也,从衣于声。” 诸于在汉史中颇引人注意。西汉宣帝时,“令皇后择后宫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王政君因著“绛缘诸于”而入选。《汉书》卷九八《元后传》记载:
“政君”即王政君,后来成为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皇太后,也即王莽的姑母。据此可知,诸于是外衣,可有鲜明的缘饰;王政君著诸于见太子,则诸于可做女子的正服。
更始诸将头戴冠、帻,是男子的装扮,而身穿诸于、绣镼,则被视作“服妇人衣”。《续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则将更始诸将的着装称作“服妖”,认为其最终导致了更始政权的败亡:
更始政权迁都长安之后,其诸将的服装又引来了长安人的讥讽。《后汉书》卷十一《刘玄列传》记载:
更始新贵多出自下层,长安人认为其服装豪华而不得体,故编歌谣来挖苦他们 。那么,诸于究竟是男服还是女服?它的样式是怎样的?
该墓的墓主为一中年女性,诸于在这里是作女服。而在尹湾六号汉墓中,也出土了一件类似的木牍,题为“君兄衣物疏” ,上面又有这样的文字:
据考,尹湾六号汉墓的年代不晚于西汉成帝末年,墓主师饶字君兄(况),男性,生前为东海郡功曹史。诸于在这里是作男服。
则大掖衣曾为鲁地的服装。“袂”,袖子。《说文解字·衣部》:“袂,袖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张袂成阴,挥汗成雨。”“单衣”,通常认为即《礼记》所谓“深衣之制”,汉时可做正式的外衣,男女通服。可知“大掖衣”与单衣相似,特点是大袖。“逢掖”也作 “缝掖”。司马彪《续汉书》志第三十《舆服下》:
则“大掖衣”的样式近于汉晋时代的袍子。或因周公和孔子曾著此衣,所以它又成为儒生的服装。《后汉书》卷四九《王符列传》记载:
因大掖衣在汉代是儒生的服装,“缝掖”遂在当时成为儒生的代称。所以,大掖衣不大可能是被讥为“妇人衣”的诸于。
刘熙《释名》卷五《释衣服》:
王先谦注引毕沅曰:“上服,上等之服也。”刘熙称袿衣的特点是“其下垂者上广下狭如刀圭”,可知袿衣有刀圭形的垂饰。《尔雅》卷五《释器》:
郭璞注:“衣缕也。齐人谓之挛。或曰袿,衣之饰。”邢昺疏:“言饰者,盖以缯为缘饰耳。”则袿衣的垂饰为丝质,且如“裗”如“缕”。司马相如《子虚赋》:
司马彪曰:“襳,袿饰也。髾,燕尾也。”李善曰:“襳与燕尾,皆妇人袿衣之饰也。”[4]《汉书》卷五七《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襳,袿衣之长带也;髾,谓燕尾之属,皆衣上假饰也。”由此看来,袿衣的垂饰大约是一种可以飘动的长带(参见图一、图二[5])。但是,更始诸将为男性,且系武人,似乎不大可能穿这种华盛的女子的服装。 图一:踏鼓舞女,河南南阳汉墓石刻画像 图二:伯宗妻,晋代顾恺之《列女传图》(宋摹本) 由前引《汉书》卷九八《元后传》可知,王政君因衣“绛缘诸于”而出众。“绛”,《说文解字·糸部》:“绛,大赤也。”“绛缘诸于”, 就是有深红色衣缘的诸于。汉代的衣大多有衣缘,异于衣色,镶在领口、袖口和衣襟的边沿。《礼记》卷三九《深衣》郑玄注:“名曰深衣者,谓连衣裳而纯之以采也。”《尔雅》卷五《释器》:“缘谓之纯。”“纯”即衣缘。汉代的单衣,其形制是上衣与下裳相连,以彩色的衣缘镶边。不过,单衣在汉时是常见的服装,其衣缘的样式一般比较简单。而王政君所著的诸于,其缘饰或与此不同。
清代学者任大椿《深衣释例》曰:“衣圭乃缕缕下垂如旌旗之有裗,即所谓杂裾也。”[8]而此衣的缘饰恰如旌旗之裗“缕缕下垂”,故称其为“袿衣之类”,或未尝不可。 图三:执镜台女子,山东沂南汉墓石刻画像 此外,汉代画像数据还显示,穿着这种服装的人,不仅有女子,也有文吏和武士(参见图四、图五),说明这是当时的一种较为定型的服装样式。由于它具有特殊的缘饰,与文献所记载的袿衣略能相合,而且男子也穿,所以它有可能就是诸于。不过,诸于虽然通用,其男女的式样却或许略有差别。例如,图三中的女子,其服装的下摆的缘边较宽,腰前又围有蔽膝,而图四、图五中的男服则不然。 图四:簪笔奏事官吏,山东沂南汉墓石刻画像 图五:执剑武士,山东沂南汉墓石刻画像 附带说一下,在江陵马山一号楚墓[9]所出的战国中晚期的衣物中,有一种短袖筒,宽袖口,刺绣凤鸟纹样,并以条纹织物为缘饰的长衣,似乎为一种固定的女装式样(参见图六),有学者认为此衣与汉史中提到的“诸于”有相承的关系。[10]但是,由于这种长衣的缘饰的样子较为普通,没有“衣缕”,与文献所记载的“袿衣”相去较远,故还难以判定它与诸于有相承的关系。 图六:绢面绵衣(示意图),短宽袖,条纹缘饰,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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