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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夏榆 作家 暗黑历史像乌云压在家族头顶 阅读《记忆，记忆》时，我想到201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想到她说过的话：“我们如何思考世界，以及也许更为重要的，我们如何讲述世界——有着巨大的意义。如果没有人讲述发生的事，那么这件事情就会消失、消亡。” 1938年，斯捷潘诺娃祖父的姐姐寄了两件礼物给家人，一辆自行车，一把手枪。祖父斯捷潘诺夫收到的是手枪，而这把手枪构成祖父被地方官员指控为犯罪的证据。时值“大清洗”运动展开之际，劳改营已容不下大量的犯人，官方不再行“劳改”之名，变成赤裸裸的清除。上千的军官被列为“外国间谍”，祖父也被列为“人民公敌”，熟人像害怕瘟疫传染躲避他。祖父的故事是斯捷潘诺娃家族纷繁故事的一页，它出现在《记忆，记忆》的终结处，然而我愿意在此引出。因为它的个人性、荒诞和残酷，也因为对这一情境我们并不陌生。 叙事者斯捷潘诺娃，俄罗斯当代作家、女性。书页印着作家的照片，显示出她清雅知性的美感，不失锋芒的气质。这是与我们在同一时间维度的人，她的思想和艺术的资源我们也熟悉，她以轻逸之笔描写她的所见，比如：全球化时代、黑色塞林格、灰色契诃夫、绿色狄更斯，这是出现在文本中的语词；她的眼睛掠过凝结时间和记忆的故人与旧物，照片、书信、日记、档案，她寻找、沉思和勘察，同时也记录、辨析和阐释。 附在书后的家谱列表清晰地标示出斯捷潘诺娃的家族构成，父系与母系成员可以在族谱里一览无余。“严肃的祖父酷似老年的帕斯捷尔纳克。他们独守房间一隅，几乎与家族历史的宽阔河面、码头、前滩、河口等等毫无关涉。”这样的叙事总会打动我。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小说《日瓦格医生》（包括同名电影）带给我们对俄罗斯历史以及苏联的十月革命特别的认识和体验。《记忆，记忆》当然不是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叙事，然而，这个比喻的出现会导引我们进入一个家族曲折又悲怆的历史。
随想-1 《记忆，记忆》 玛丽亚 · 斯捷潘诺娃 著 中信出版社 2020-10-01 “暗黑历史乌云一样压在家族头顶，族人对此讳莫如深。那是1938与1939年之交，贝利亚秘密特赦时期，有些人突然释放。”跟随着斯捷潘诺娃的讲述，我们进入幽深的叙事密林，那里有丰饶的宝藏深埋。“无所之地”，是斯捷潘诺娃使用的一个专用词语，用来表述她的思索及内省的对象，她形容自己是置身于“无所之地的中央”。这是指她的散落于地图偏僻角落，常人绝无可能无心路过或专程造访的故乡敖德萨，然而更指生活在俄罗斯国土经历不同时代磨难的人民。“当下活着的我们所有人都是幸存者的后代，他们全靠奇迹和偶然才活过了多灾多难的20世纪。”斯捷潘诺娃写道。 斯捷潘诺娃书写着个人对暴力带来的恐惧的思想：“古老的恐惧始于1938年，当我年纪尚轻的祖父科利亚上缴了佩枪，等待逮捕时，又或者在更晚的1953年，当犹太医生案事发，我那同为医生兼犹太女人的太姥姥和姥姥，每晚回到家中便在灯下无言默坐，在自家小屋等待裁决时；又或者早在1919年，我那事业亨通的祖太姥爷伊萨克——众多工厂、房产、轮船的拥有者突然死亡时——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怎么死的；又或者，比这更早，在1912年，1909年，1902年，当敖德萨乃至整个乌克兰南部发生屠犹惨案，死尸遍布街头巷尾时。我的亲人们当时就在那里。” 斯捷潘诺娃是擅讲故事的作家，她的思绪穿越时间和历史之云烟，寻找、钩沉、打捞闪光的珠贝，这些珠贝是在历史深处浮现的人与事。然而，沉思与解析是她使用更加频繁的叙事技巧。活得愈久，我愈对一种职业怀有敬意，即以挖掘和勘察为己任者。比如古希腊史期的考证者，他们复活和呈现的是逝去的灿烂的文明。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这个词涵盖着那些纷繁的人类文明遗迹。在打开《记忆，记忆》的时候，我有进入历史遗迹的感觉，斯捷潘诺娃让我联想到那些文明遗迹的勘察者。 “我害怕忘却，害怕放手哪怕一小部分尚未冷却的过去，这种恐惧早在旧约中就得到首肯与颂扬。在旧约中，记忆被认定为民族义务，拒不履行将招致必然灭亡。”阅读《记忆，记忆》，我手边放着贴纸、笔和记事本。这是我在阅读进入深度状态时的习惯，愿意标出重要的章节，画出书页里重要的语句，画出重要的思想表达。斯捷潘诺娃在《记忆，记忆》第178页“背面”的一节，可以清晰标示她写作激情的来源：“在约瑟夫·哈依姆·耶鲁沙米的著作《记住》中，阐释了这种强制性记忆在千百年来的驱逐与离散中是如何得以保存的。正是记忆要求严守诫命，达成并维护完美，这一要求不是针对个体或家庭的，而是针对整个民族的。纯粹而神圣的生活变成了自我保全的保障。任何一个细节都不可被丢弃或者放过。” 斯捷潘诺娃的《记忆，记忆》让我们看到，俄罗斯新生一代作家如何看待她所生活的国家，如何看待她的国家所经历的历史记忆。斯捷潘诺娃富于激情和思辨的书写，她显示的悲伤和理智，承接了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基因，延续了俄罗斯作家的杰出品质。 自由心灵开出的创造之花 斯捷潘诺娃形容她的家族史是一种波澜不惊的生活，远离时代的风车矩阵。 “我侥幸成为整个家庭中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有机会向外界发声的人”，斯捷潘诺娃形容自己的写作“不再是家庭内部的私密交谈，而是面向集体经验的火车站台。” 从家族史和个人命运切入，深及犹太族群的生存实相，扩展至俄罗斯民族的流变，这是斯捷潘诺娃的写作幅度和思想视野。《记忆，记忆》的文本结构很像后现代拼贴。它被称为新类型复合小说，既有历史、也有哲学，更是文学，我称它为跨文体写作。三部之间是不同的章节，隔数章会有插入章，叙事与思辨交替推进，作家的写作视域开阔，笔力强健。文本所呈现的语境是我熟悉的，因为那也是我们共有的思想资源。在文本中出现的苏珊·桑塔格、瓦尔特·本雅明、汉娜·阿伦特，斯捷潘诺娃不断穿行在这些作家的思想之河流，从中汲取映照她的思想之光。这个语境构成文本的现代性，它让我们看到这位穿越历史记忆迷雾中的作家是和我们在同一时代，也因此她对历史的态度以及书写历史的方式才显得重要。令我产生亲近感的是，斯捷潘诺娃对历史的审视是现代性的，她的思想背景与国际知识界对极权制度的清算和反思形成同构，具有极强的批判和反省精神。 如同海洋中的岛屿和礁石。真正的宝藏在海洋的深处，记忆的遗存，也是文明的遗存。 与作家讲述故事的能力和技艺比，我同时看重作家的思想能力，对更广阔的公共事务的关切和思辨能力。我欣赏如下的表达并为此感动：“俄罗斯，这个暴力不知疲倦地循环往复的国度，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创伤连锁反应，社会由此从灾难到灾难，从战争到革命、饥荒、镇压、再到新的战争、新的镇压，也正是这个国家率先变成了记忆位移之所。对于最近一百年我们所遭遇的，众说纷纭，影影绰绰，像一层不透明纸将当下包得密不透风。” 阅读《记忆，记忆》的时候，我也在自己的记忆中寻找相应的个人经验和体会。同时也是对我们自身精神遗迹的勘察。词语犹如路标指示着事物。在《记忆，记忆》中我看见一些令我们熟识并暗合体验的词语，这些词语和记忆的书写唤醒我们痛楚的记忆：“开始有人饿死。⋯⋯在那几个星期，死亡的阴影日渐扩大，开始在围困中占据越来越醒目的位置。人们开始描写购买棺材的长队，运送死者的雪橇和马车，倒毙街头的尸体，从运尸卡车上沿途掉落的尸体。到来年一月底，可怕的死亡已经习以为常，人们习惯了与死者共处，谈起死亡如同唠家常。” 《记忆，记忆》是对故人与旧物的寻找和勘察，同时也有对民族语言及词义的辨析。 1930年，列宁格勒出版了一本《我们如何写作》的书，著名文学家——从高尔基到左琴科和安德烈·别雷讲述了他们写作的过程，即作品是如何构思完成的。有红色伯爵之称的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坦承，他的灵感的范例和源泉是17世纪的审讯记录，是由默默无闻的书记官当着受审讯者的面，在拷刑架、老虎钳、火刑具的参与下完成的，他说：“保留了受审讯者的语言风格”，“紧凑而精准”，使读者能够看到甚至摸到语言的肌理组织。“我在此处看到的是绝对纯净的俄语，既没有受到僵死的教会斯拉夫语体的污染，也没有刻意变成带有翻译腔的伪文学语言。这就是俄国人已经说了一千年，却还没有人写过的那种语言。” 斯捷潘诺娃评论“俄国司法文件记载着数个世纪以来层出不群的刑讯逼供”时说：“这种文字赤条条的，站在痛苦与屈辱的极限，站在崩溃的边缘。” 当代性是斯捷潘诺娃的特质，她的叙述景观呈现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叙事。 斯捷潘诺娃让我们看到新一代俄罗斯作家与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精神联结。 她对历史的思考，对记忆的书写是无限制的。 她的写作是自由的心灵开出的创造之花。 记忆检验人类的道义和良心 “艺术的任务在于展现不可见之物。”斯捷潘诺娃引述朗西埃的艺术思想作为自己的准则，她将自己的写作视为“建构纪念碑”。她力戒记忆历史“使记忆官方化”： “作为其对立面的纪念碑，就其初始意义而言，是以其存在本身维持记忆的。” 斯捷潘诺娃在幼年之时问过母亲一个问题：“你最害怕什么？” 母亲回答：“最害怕针对个体的暴力。” 斯捷潘诺娃将权力针对个体的暴力视为衍生的黑洞。这比任何解释和例证更加古老。这个黑洞之一就是被捕的曼德尔施塔姆当着她的面走进了外形酷似烤炉的体育场铁门。八岁那年，她第一次听说曼德尔施塔姆。“如今轮到我害怕针对个体的暴力了。对此我表现得十分专业，仿佛我的恐惧、愤怒以及反抗的能力要比我年长，被好几代人打磨得发亮。” 一个国家在经历过巨大的浩劫之后不应该再重蹈覆辙。 然而，如何对待它的历史记忆就变得极其重要。既检验人的智识和良知，更检验人的道义。在斯捷潘诺娃关于家国的绮丽而沉静的叙事中，我看到熟悉的身影。比如阿赫玛托娃。“梦的记录并非有意的含糊不清，精神恍惚的阿赫玛托娃是否在抛光的大理石桌面见到了自己儿子的脸庞？他被外人抚养成人，远离自己长大，被捕，再次被捕，被无数的劳改营折磨得面目全非；抑或和化身领航员的烧焦的原木一样，梦中的桌子便是她的儿子。” 在1942年，被逮捕的亚历山大·韦坚斯基于1941年12月被强制疏散时死在货运列车上。同年9月，列昂尼德·利帕夫斯基在前线失踪；尼古拉·奥列伊尼科夫比其它人走得都早，还在1937年就被枪决。这些人都属于当时列宁格勒的诗人团体。 《记忆，记忆》里写到如下情节令我心绪怆然： 莫斯科的卢比扬广场已经被高层建筑占据了一百年，那里先后入驻过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联邦安全局。广场上有座不大起眼的纪念碑——索洛维茨基之石，是从北方的索洛维茨基群岛搬运过来的一块巨石。1919年在那片群岛上建起了一座劳改营，属于苏联最早的一批，随后劳改营才逐渐多了起来。 每年秋季，在规定的日子里，人们都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共同的纪念活动。每人会领到一张方形纸片，上面写着一位被枪决者的姓名和职业，然后列队依次走到巨石前，高声报出纸片上的名字。这一活动会持续一整天，队伍直到黄昏仍不见缩短。那些痛失父母、祖父母的人，交叉唤出陌生遇难者与亲人的名字。巨石旁边燃起祭奠的蜡烛。 从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从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艺术》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从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茨维塔耶娃，以及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杰出诗篇，包括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俄罗斯文学的版图广大而丰饶，俄罗斯作家的人生际遇和奇崛命运充满悲剧感。 然而，我们更希望看到俄罗斯新一代作家的写作和思想状态，比如她（或他）如何看待当代生活，如何看待国家的公共事务，如何面对写作，如何面对社会现实，如何面对精神事务。 《记忆，记忆》也是一个当代作家的心灵图谱，经由此也可见其工作方式。 在国家档案馆偌大的、装着明亮的落地玻璃窗的大厅里，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充斥着翻动纸页的沙沙声。斯捷潘诺娃需要的材料分散于不同书库，只有档案号和不知所云的名称。 “可怕的酷暑填满了城市的每个角落。我坐在赫尔松国立档案馆的一个小房间里，翻阅着革命委员会的文件，这些文件更多的是对平民的犯罪记录。”在档案馆的书桌旁，斯捷潘诺娃抄下了她想要记下来的话，“就像刨开土层翻找被冻坏的去年的土豆一样”。 阅读《记忆，记忆》，我个人熟悉的还有犹太民族的历史，因为此前有机会去波兰，看到过奥斯维辛集中营，也去过德国，看过犹太历史博物馆和大屠杀纪念碑，去过捷克，看过犹太人墓地。 在我经验之外的是著名知识分子的“排犹”情节。具有“反犹倾向”的不止有制造大屠杀的德国纳粹，还有安享优越感的作家。从马塞尔·普鲁斯特，到纳博科夫都有异常表现。曼德尔施塔姆，这位写过《时代的噪音》的俄罗斯天才诗人时常为他血统中的犹太身份而饱受磨难，他曾经被公开谩骂为犹太崽子被肆意羞辱；被犹太种族性困扰的还有父母均为犹太人的帕斯捷尔纳克，在1926年给友人的书信里写道：“周围几乎挤满了犹太佬，而且好像就指望着被人画进讽刺漫画或者告上法庭似的，真是没有一点美感。”斯捷潘诺娃写到英国政治学者兼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1945年与帕斯捷尔纳克的会面：“我注意到，我每次提及犹太人或者巴勒斯坦都会给他带来明显的痛苦。” 我访问过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在《布拉格精神》里说：“我们写作是为了保留对于一种现实的记忆，它似乎无可挽回地跌入一种欺骗性和强迫的遗忘当中。”他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一个民族毁灭于当他们的记忆最初丧失时。他们的书籍、学问和历史被毁掉。接着，另外有人写出不同的书，给出不同式样的学问和杜撰一种不同的历史，如果我们失去记忆，我们将失去我们自己。遗忘是死亡的症状之一。没有记忆我们将不再是人类的成员。” “我所构想的纪念碑早已落成，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就活在其中。” 斯捷潘诺娃以异质的文本，以深入而广阔的思想成就了她的夙愿。 此文原载于财新《中国改革》2020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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