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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史暨毛氏文化 观中外时事写吉光片羽窥见 研古今历史发一鳞半爪臆解 导读摘要：《国语·鲁语下》鲁大夫闵马父与景伯的对话中，有"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於周太师，以《那》为首"一语，涉及《诗经.商颂》的来历。《毛诗小序》改“校”为“得”，简“商之名颂”为“商颂”，余说与之累同，显然是据《国语》为文。郑玄作《诗谱》,也引鲁语原文以徴。前人究《诗经》者亦多关注到此，各依所据论说《商颂》成文的时代，主要观点有“宋人作”和“商遗典”之别，旁说及校勘学的发轫，商音和周乐的不同之处等等，唯多数学人忽略了对“周太师”的身份考察，以及对“商之名颂”的内义发明，致使对《商颂》的来历，乃至于孔子之前周诗的纂辑年代和作者，都无法有正确的认知。更别说据此再探究发明子夏孔子等人和“诗”的关系、今传《诗经》大小序的作者是谁等等诗歌史上的疑难。此篇通过对周太师的身份挖掘，充分论证了夏商之典的大规模整理，周易最终文本的纂修形成，文武以来各代周王的功德史记，毛氏先祖经邦治国经验的总结等等，都是在“周亡王九年”期间，以周太师毛公皇父为首的毛氏族人共同参与完成的，以“诗书”形式成典成册。这就是王子朝、毛伯得（老子）奔楚时带走的毛家这批“周之典藏”，诗书易皆出自毛家，今传《诗经》称“毛诗”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关键词：周太师,商颂,正考甫,毛诗传,吉甫,毛公皇父,平王东迁,周之典藏
先圣贤阐教于前，事以言说，随以文记，形诸经史，著为诗书，允执厥中，有典有册，视为大宝，传之子孙。欲后先同参，人人得意，道之大化，百世可继。唯识文断字易，知书达理难。是以故： 汉儒寻章觅句，达诂明经；两晋玄学空谈，坐而论道；唐理旧典，敷就正义；宋开理学，格物致知；明人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学横溢；清人返朴宗汉避文祸，考据盛行；要之皆是欲发明诗书内外之真理，效继天子圣贤经邦治国之正道，经世以致用。 民国之后，读经被禁，经学衰而史学继，甲骨金文、敦煌墓志、明清档案、楚简帛书等，研究者络绎不绝，频出大家。至于今，古文衰败，经学似成“闲学”。经史不分家，是以累及三代史学亦差不多沦作“绝学”。世迁时移，今之人多数古文断句都不会，何谈研究。即使有专业学者研究之亦凭兴趣，有独到见解者并不多见。 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三代诗书，尚矣，后之君子能明德知微者亦鲜。道心惟微，得之古今同贞，失之千里斯谬。若夫诗《商颂》是上古殷商先圣王遗典，拟或是周时宋人正考父作，众说纷纭，至今难定。 一 清人王先谦考证指出，齐、鲁、韩三家均认为《商颂》是春秋时宋诗，正考父所作。然综前人所考，“三家诗”所传与“毛之议绝异”，殆非诗本义，不同处唯在训诂（或字异）。而毛诗皆古文，毛亨毛苌作诗诂训传，多切中肯綮，人信而从之日众。至汉末大儒郑玄作《诗谱》，为毛诗《笺》，“三家诗”渐亡。至两晋之间，鲁诗齐诗已皆不见踪迹，韩诗北宋时仅存《外传》，观其文也非诗传之体，固不知王先谦据何而论得如此。 毛诗传今尚存，其义甚明，主《商颂》是商代遗典。《毛诗序》云：“《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郑笺：“礼乐废坏者，君怠慢于为政，不修祭祀、朝聘、养贤、待宾之事，有司忘其礼之仪制，乐师失其声之曲折，由是散亡也。”《诗谱》亦云：“七世至戴公时，当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於周太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 鲁大夫闵马父最早提及《商颂》来历，《鲁语》载其言：“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毛诗序》改“校”为“得”，简“商之名颂”为“商颂”，显然是据《国语》为文。 前面王先谦所言虽无确据，说中亦不远。司马迁师从董仲舒治公羊，诗学盖本于鲁诗，别采二家。考其《史记》，并无得见《左传》《毛诗》之迹。说及《商颂》，颇能代表汉时今文家之观点。 司马迁认为正考父作《商颂》以美宋襄公，其在《史记宋世家》云：“（宋）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南朝宋裴駰《史记集解》云：“《韩诗·商颂章句》亦美襄公。” 正考父乃宋湣公之曾孙，孔子七世祖。《左传》《孔子家语》《史记》并记，云：“正考父佐戴，武，宣。”太史公却明称正考父为宋襄公大夫，显然已自误。宋戴公卒于周平王五年（前766年），戴公十八年周宣王崩，二十九年幽王为犬戎所杀，则戴公及正考父皆当宣幽时人。 宋襄公即位于周襄王二年（前650年）。正考父能“佐戴”，显然已成年，以“佐戴”之年计在君薨之年，至宋襄公继位初年，盖一百三十余岁矣，殊难可信。唐司马贞《索隐》早就指出：“考父佐戴武宣，则在襄公前且百许岁，安得述而美之？斯谬说耳。” 盛唐《五经正义》颁行后，从今文家说的已稀见，几已废止。迄至清代，经学复起。鸿儒欲济宋明理学之穷路，主张尊汉黜宋，返朴归宗。乾嘉学派盛兴，学人重考据，追溯两汉经师古训，以彰明孔孟学说，以至于此案重被翻起。 魏源《诗古微》举了十三证，力辩《商颂》为宋人作。皮锡瑞《诗经通论》又添了七证实之，王先谦对此推崇至极，其在《诗三家义集疏》放言：“魏、皮二十证，精确无伦，即令起古人于九原，当无异议。”
王国维 像 清末大家王国维亦有《说商颂》一文，其从殷商甲骨卜辞中索取证据，力主《商颂》不是商代的作品，而应是“周中叶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正考父献之于周太师”，可概括为“正考父献诗说”。且他认为汉今文家的说法，“虽与鲁语闵马父不尽合，然以《商颂》之诗证之，固长于毛说远矣。” 但王国维此立论是经不起推敲的。若定猷为周中叶宋人作，殷亡后微子封宋以来各代宋君，将以何乐祭祀先王乎？况王国维读“校”为“效”，有自圆其说的嫌疑，且前后言语逻辑也不能自洽。 其文内云：“（宋）戴公之三十年，平王东迁，其时宗周既灭，文物随之。宋在东土，未有亡国之祸，先代礼乐，自当无恙，故献之周太师，以备四代之乐，较之《毛诗序》说，于事实为近也。” 殷商既灭，周人封微子于宋为殷后，继守殷祀尔，焉能曰“未有亡国之祸，先代礼乐，自当无恙”乎？《史记·周本纪》载：“（殷）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周武王于是率诸侯东伐纣。殷人乐太师、少师和祭乐器一起奔周，此乃“商乐”尽失的标志性事件，意味着商人祭祖祀社已然废坏，祖先社稷不得安心血食，乃亡国之先兆也。 周武王灭商后告于周庙曰：“古朕闻文考修商人典，以斩纣身，告于天、于稷。”此说是文王曾修商人之典，乃武王告庙之辞，决然可信。文王所修典是否含“殷乐”，虽不可遽定，但武王时殷乐师强抱乐器一起奔周，表明周人是掌握了殷商旧乐。要说殷人献乐，此次才真正是，何劳二百年后之宋人正考父焉？ 王国维之说虽如此轻易可驳，但时人迷信其学术地位，挑战者不多见，从说者却甚夥。同时期疑古派兴起，更是推波助澜，循从司马迁之说，不顾年月颠倒之乖谬，硬是坚持认为《商颂》为宋襄公时作。相比较，与魏源、皮锡瑞及王国维等巧妙避说正考父，而定论宋人作不同。疑古派之论更等而下之，不值一驳。 唯《商颂》定作宋诗却成了今日主流说法。如今人程俊英《诗经译注》说：“《国语》和《史记》的记载比较可靠。宋国保存有自己先代颂祖乐歌，这是很可能的；正考父据之改写成宋诗，来祭祀祖先、赞美宋襄公，并到周太师处校对音节，配合乐调。这和屈原据楚民间祭歌而作《九歌》的性质相似。正如《九歌》是战国时代屈原的作品一样，《商颂》的作者应是正考父，它实际上是《宋颂》（《左传》称“宋”或称“商”），是周代宋国的作品。”此种不加思考，以误为正，遗说害世的文字实在不敢恭维。 所幸的是，网上所见还尚存有一些学者坚持古文家的说法。如山西大学文学院刘毓庆教授的学术文章“《商颂》非宋人作考”指出：《商颂》全部，俱显盛世之德，毫无亡国之思，大有“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的气势。绝非正考父之流所能为。 刘毓庆此文针对“魏、皮二十证”逐条批驳，证据充分，逻辑有力，颇有见地，堪称复起九原之宏论。其主张是“商颂实为商代所有，现存五篇，乃是经过正考父整理加工过的，但其基本精神仍存，本色尚在。”文繁不引，有兴趣的可以参看其文。 又如鞍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逯宏有作“周太师校《商颂》考”一文，他认为宋人重鬼神祭祀，则祭祖之乐绝无荒废之理，殷商祭祀旧乐在宋国已散亡的前提并不存在，正考父手上应有文本，或与“周人雅乐风格不同”。正考父持之与周太师相参，“改变了《商》乐中十二篇歌诗的乐律及文字，校改后的殷乐借助《诗三百》的编定得以流传，才为天下人所共识。”从而否定毛诗序中的“得诗说”。 逯宏认为，《商颂》或是三言体，商之遗声与周乐不同，周人不用商音。且引甲骨卜辞有'学商’、'奏商’、'舞商’，认为其中的《商》是今本《商颂》的前身。故而推论“《商》乐进入《诗三百》时经过周太师修改了”。他的基本结论是“今本《商颂》是层累地形成的，也就是经过不同时代人的增删、修饰后才写定的。其中，周太师校《商颂》是重要的一步。”逯宏所论，乃是受顾颉刚“层累说”影响。 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观”说法影响很大，但并不是公允的，至少因果关系没搞清。哲认为，经周敬王时发生了周之典籍丢失大案，及秦始皇、项羽焚书后，古史的发现恰恰亦是层累地完成的，历史的真实在前人那里模糊，越到后世越是渐渐清晰，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U型反转，考古学功不可没。 逯宏的结论基本和王国维类似，并不是很信从司马迁的说法，而是将商颂的产生定论在宣幽之际或平王东迁之后。但他能把眼光关注到周太师这里，试图以周太师校《商颂》观点来说明《商颂》中既有“承袭了商代祭歌的因素”，也存“周人修改的痕迹”的合理性，确实比其他学者高明，据我所见，古今学者说商颂基本忽略了周太师。 不过逯宏研究亦存在不足，并没有对周太师身份作更深入的研究。和所有人一样，他认为“太师是周王室的瞽人乐官”，这是大错特错的。此处的周太师是个特定人物，是宣幽时最高执政“太师皇父”，是《诗》篇中的“师尹”、“吉甫”、”尹氏”，是郑注孔疏中误称的“尹吉甫”，是宣王二年被赐太师职的“皇父”，《汲冢竹书》幽王元年再赐命时称作“太师尹氏皇父”，亦是毛氏的先祖“毛公皇父”，并不是名不见经传的“瞽人乐官”。 二 西周金文和文献中，凡称“师”或“太师”的，无一个是乐师身份，皆是王之左右重臣。尤其是“太师”名号，可以说是宣幽时卿士“皇父”的专称。诗《常武》：“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大师即“太师”。今本《竹书纪年》：“（宣王）二年锡太师皇父司马休父命。（幽王）元年，王锡太师尹氏皇父命。”诗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其诗曰：”赫赫师尹。”毛传：“师，太师，周之三公也。” 《扬子法言·学行》云：“昔颜尝睎夫子矣，正考甫尝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尝睎尹吉甫矣。不欲睎则已矣，如欲睎、孰御焉？”睎，从目从希，依扬子自纂《方言》所说，希、铄摩也。燕齐摩铝谓之希。其也云：东齐靑徐闲谓眄曰睎。故哲以为，睎的本义是期盼见面。此正表明正考父尝曾非常仰慕尹吉甫，企望面觐之，且成行了。 扬雄所言，盖与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有关，所指”尹吉甫”就是指太师皇父。受许慎说文、谷梁传注和汉儒经说影响，后人多以为甫父通称，皆是男子美称，非也。周制男女皆十五以伯仲，冠字。耆艾转尊，则荐以甫字为尊，称俎字。 甫之用盖周人肇始，殷人甲骨卜辞无见。《说文》释甫，从父用。春秋：“公及邾仪父盟于蔑”。谷梁传曰：“仪，字也。父犹傅也，男子之美称也。”此处“父犹傅也”，不易解。但若以甫代父，则赫然可通。 《左传》：“郑伯傅王。”注曰：傅、相也。贾子曰：傅、傅之德义。《尚书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周官》虽为后出，但周初“师、傅、大保”习见，皆是王之重臣无疑。东汉蔡邕《朱公叔谥议》曰：“周有仲山甫、伯阳嘉父，优老之称也。宋有正考父，鲁有尼父，配谥之称也。”此言近似中的。盖“甫”为王之左右贤臣耆老之美称，于习见“父”字作一般男子美称有别。 周人的称谓是最为繁杂的。如蔡邕说及的“伯阳嘉父”，盖是指幽王时的周太史伯阳，司马迁《周本纪》中先称其为“伯阳甫”，后继称为“太史伯阳”。《国语郑语》中桓公问“逃死”之计的“史伯”，虽然名或字被省略，但可看出都指同一个人。 古人这类字名连称的写法，春秋时已多见，是为避重名。有些学者认为，先秦时期，当名和字连称时要先字后名。如孔父嘉，孔子在宋国的祖先，“孔父”是字：“嘉”是名；姓为“公孙”。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视”是名：“孟明”是字；姓为“百里”。而在汉代以后，是名在前，字在后。例如，唐林子高，林是名，子高是字。 哲以为，字前名后乃他称以敬，名前字后是自铭以谦，且父字前一般多指字。司马迁在蔡邕之前，依他说，则“伯阳”是字称，而 “嘉父”亦是字称。说明蔡邕见到的史料中史伯有“名+父”为称的用例，而实证恰恰能在太师皇父所作彝器铭中找到。 如出土的“奠白士吊皇父鼎”乃是太师皇父为士时所作鼎，其铭曰：“奠（鄭）白（伯）氏士吊（叔）皇父乍旅鼎。”此乃皇父为士时所作，因文王幼子季载（毛叔鄭）受爵鄭伯而言，以“鄭伯氏”概其族属也。其自铭“叔皇父”，可知其排行为叔，皇父其字也。 目前出土皇父有关彝器，除了上述所说，还有圅皇父“鼎簋盘匜”若干件，铭文首句都是“圅皇父”开头，此正是太师皇父的“名+字”连称。首字“圅”与毛公鼎铭写法同，只是极不好认（见图版一）。造字本义为：有系扣的箭矢筒。引申意为不露锋芒，内函也。皇父的“名+字”取法正是二义相反，一表内敛，一表光耀。其中亦能看出古人的情趣。  图版一 毛诗是古文，不知诗中“吉甫”是否就是“圅甫”的误释。金文皇字构型为“一正立豆灯发出光芒”，皇的本义应是光明、光辉。篆文写作从自王。毛传释皇为大，不是太确切。从中也可以看出，“圅甫”误读为吉甫亦是可能的。 诗《崧高》正义曰：“吉甫，尹吉甫。毛不注序，故於此详之。”诗《常武》《十月之交》毛传说及皇父，亦甚简略，无详注皇父来历，未审前美后讽之乖异，未能发明皇父作都于向乃是为幽王东迁计，反谓“皇父甚自谓圣。所择三有司，皆信维贪淫多藏之人也。”是以知毛公时已不明西周以来之史实。 郑玄笺注“尹氏”，以为是“天子世大夫也”。孔颖达疏义更过，不知诗中有“师尹”乃吉甫别称尔，乃妄言吉甫为尹姓，称其为尹吉甫。毛传：尹氏掌命卿士。此明说尹氏为卿士之长，太宰之职也。毛传：尹氏，官氏也。何谓官氏，毛公鼎铭有师氏，类之，乃指众师之长，即“师尹”也。皇父二权并擅，故称太师。 唯《出车》南仲，毛传云其文王时。郑玄依之，以笺注《常武》，云：“南仲为今所命者皇父之太祖。命皇父必远本其祖者，因其有积世之功，尤欲使之彰显故也。”此说胜毛传，甚得诗旨，或可掩不明之过。哲因之而证南仲乃是文王太姒幼子季载（毛叔郑）之次子中旄父，亦即成王顾命之毛公，为太师皇父之高祖。 故可推定，太师皇父与尹吉甫就是同一个人，也就是作都于向的（毛公）皇父。《扬子法言》与《鲁语》闵马父说的也是同一件事，那就是正考父确实曾觐见宣幽时的周太师（太师皇父），并从太师皇父处校辑了《商颂》十二篇，此事非虚。 三 《国语晋语四》仓葛曰：“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樊仲之官守焉。”诗《十月之交》说，皇父作都于向，“亶侯多藏”。这说明，幽王五年太师皇父作都于向时，这批夏商之典就被迁徙到阳樊了，太师皇父让樊仲之官守之。 出土的清华简《系年》第二章载:“周亡王九年……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周幽王死后，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二王并立，诸侯始不朝周。太师皇父因作都于向，而免遭祸，但也因此受到王室和诸正嫉恨，怨其国难时未能及时拯救，故不得重回执政，闲居济地。 平王东迁后没选择太师皇父建造的都邑（向）为王都，而是选择了周初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东都洛邑为都。诗《雨无正》盖亦是《节南山》作者家父（太师皇父长孙，毛伯家父）作，怨刺之意非常明显，就是指平王东迁不择向地为都城，辜负了太师皇父为王室早作谋划东迁计而“作都于向”事。
据左传亦可知，这批由太师皇父带到济地的典籍一直没给周王室。左传称“周之典籍”，国语称“夏商之典”，皆不言是“周王室典籍”。虽仅几字之差，还是有区别的。周之典籍就存这批，别无它家。鲁昭公二十六年，毛伯得（老子）佐助王子朝争位失败后奉周之典籍奔楚时，带走的也是这批。 过去哲有个论断，就是说毛氏东迁后的采邑在济源。以周太师毛公皇父“作都于向”始计，至毛伯得（老子）佐助王子朝争位败亡导致爵秩封地尽失，毛氏族人在济地向城生活了二百六十年。期间毛氏先祖在此地整理了夏商周以来之典籍，后经王子朝之乱，由奔楚自隐的毛伯得（老子）之后裔散书于民间，由此催生了璀璨的诸子百家文化。 正考父校商之名颂于周太师盖在“周亡王九年”期间，据此亦可推定，诗书易的整理盖始于幽王灭国后周太师毛公皇父闲居济地时，由他主持校辑，毛氏子弟多参与其中，东迁后采邑于济地的周召毕芮等世族也应参与了此事（追溯先祖事迹，提供家藏资料等），后经几代毛氏先祖递承续修而传于家，匦藏于阳樊，命“樊仲之官”师旅守之。 太史公曰：“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皇父（毛公）宣王二年即授太师职，佐王平陈与宋，西征玁狁，南征徐淮，南伐荆蛮，平定申甫许三国，东征恢复鲁国和西征讨伐西戎等等，建下了不世功勋，“文武吉甫，万邦为宪”，诗人美之。 至幽王元年再命作“太师尹氏”，总揽国是，位及人臣。不料后来幽王嬖爱褒姒，好谗慝暗昧，又废嫡立爱，以至于太史伯阳叹曰：“祸成矣，无可奈何！”而皇父欲拯救之，于幽王五年作都于向，为幽王迁都计。而王不听，与毛公皇父渐为疏远，而亲近任用虢石父等谗谄巧从之人，皇父之郁闷心结可想而知也。 陕西一带的毛氏族人也一直传说，周幽王灭国，让毛尚书（毛注：指太师皇父）痛心不已，后悔毛家没管好王室事，以至申侯引狼入室顷刻间灭了西周，而未能及时赶回勤王，遗命必葬回西土祖地（毛尚书墓在今陕西毛毛寺）。这个传说和史实吻合。 虽然传说有点失真，西周并无尚书这类官职，是以后世职官说前人事（这类错误司马迁也犯过，作老子传称是周守藏史。道家称老子为周柱下史），但这种镌刻在血脉中的家族口传历史，历经千年之久也不会磨灭，总能够在谱牒文献记载中找到对应的出处。  孟子亦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诗之兴起自然早于春秋，出土的周初毛公旅方鼎铭文就是毛公（此毛公或是毛叔郑，谥号毛懿公。或是成王时顾命毛公）作的一首诗，可视为周人诗作的不朽之徵。诗谓： 毛公旅鼎亦隹觥 我用饮厚眔我友 飨其用侑 亦弔唯考 肄（豨）毋有弗顺 是用寿考 此鼎铭文如诗，诗旨是善待友朋亦若兄弟，是对《诗·常棣》“虽有兄弟，不如友生”的最好栓释。译成白话就是：吾毛公的旅鼎亦像盛酒的觥，我用它装满醇厚的酒啊，来答谢跟随吾多年的好友。宴饮时用它在筵席上助兴，劝老友们尽情地吃喝玩乐。亦用此醇酒来追念逝去的先考，祈愿自个家人和友人平安一生到老。 出土的清华简《耆夜》共有诗作五首。周武王举爵醻毕公周公，作歌各一终，二诗为《乐乐旨酒》《輶乘》。周公举爵醻毕公，作歌一终，曰《贔贔》，又举爵醻王，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从简文记为“作歌”“作祝诵”看，皆应是武王周公当场创作，展现了武王周公的文采和敏思，也可见周初作诗的具体风貌， 以上诸首，皆不见于今本《诗经》中。唯有后记：周公秉爵未饮，蟋蟀跃升于堂，周公作歌一终，曰《蟋蟀》，内容类似于《诗经·唐风·蟋蟀》，推测是经过后人的修改。“诗不厌改，贵乎精也。”所以正考父在周太师处校辑“商乐”十二篇归以祀其先王的最终文本，经过二人的参商修润改定也是很正常之举。
郭沫若曾在《召伯虎簋铭》一文中说到：“此铭所记与《大雅.江汉》篇乃同时事，乃召虎平定淮夷，归告成功而作。诗之告成与王，即此之告庆，诗之锡山土田，于周受命，即此之舍以邑讯命司，舍典勿敢对；诗之作召公考，天子万寿，即此之对扬朕宗君其休，用作烈祖召公尝簋。考，即簋之借字，古本同音字也。”由此得出“《江汉》实亦簋铭之一”的论说，此说得到了陈子展、陈铁镔等学者的赞同，遂为后世论诗者所公认。 唐兰认为铭文中带韵正是“诗篇的形式”。周代铭文有不少是有韵的，喜欢用整齐的四字句铭文也相当多。如《虢盘铭》，其铭文曰：“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薄伐猃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王锡乘马,是用佐王。锡用弓，彤矢其央。锡用钺，用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每一句的尾字如“阳”、“行”、“王”、“央”、“方”、“疆”，均为阳部协韵。 仲山父，一名仲山甫，乃周宣王时名臣。《诗·蒸民》是尹吉甫作，专篇颂扬仲山甫，说他品德高尚，为人师表，不侮鳏寡，不畏强暴，总揽王命，颁布政令，天子有过，他来纠正等等。然古今说诗者对其身世解说皆不甚了了，今人更是莫名。 哲对勘比读出土之《毛公鼎》，诗烝民篇可谓是鼎铭之诗传。初本疑器主歆父与仲山父或为一人，细细思量终觉不然。后见师询簋铭文，豁然方知原是误信郭沫若所断《毛公鼎》乃宣王时器而误也。师询簋有铭文历日“唯元年二月既望庚寅”，哲推知其作于周夷王元年（公元前876年2月22日），又结合出土的伯屖父（毛公歆父字称）诸器，据之而定毛公鼎为周夷王元年器。 诗《烝民》云“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缵戎祖考，王躬是保。”是知尹吉甫所赞者皆指仲山父能尊行祖考之懿德也。该诗作于宣王七年王命樊侯仲山父城齐（济源阳樊）之际，则民推“德猷如毛（公）”之誉绝非仲山父一世所能攒也。亦知仲山父早在周历王失德之时就曾襄助王室免于倾覆，符合诗中所言“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之史实。正因有大功勋，宣王时始胙土于毛公歆父之孙仲山父，分氏为樊侯。 过去，哲就推定太师皇父和仲山父都是毛公歆父之孙，认为《诗烝民》作者尹吉甫应见过毛家的毛公鼎原文，他是依鼎铭“锻炼成诗”以送樊侯仲山父城济（仲山父受土在樊，即文献阳樊，竹书纪年写作“齐”，盖讹误）。 因受郑玄、孔颖达等人注说的影响，过去曾以为皇父和尹吉甫不是同一个人。今考证明白，尹吉甫就是“周太师尹氏皇父”（此称出处在竹书纪年幽王元年命皇父辞），才豁然而悟，仲山父和尹吉甫并不是外人，就是亲兄弟。 数日前，哲将此心得分享给朋友圈，有宗亲郑州毛宏伟留言曰：“按兄弟序仲山甫行二太师皇父为弟则程伯休父可能是长子”，此概以哲先前所作“司马迁乃是毛叔郑之胤”一文而言，文中我推论过司马迁自言始祖为程伯休父，则是分氏于程。据诗《常武》可知，太师皇父与程伯休父或是一族，同是毛叔郑次子南仲（中旄父，顾命毛公）裔孙。 宗亲毛宏伟见解比较独到，也是有据可依的，可备一说。西周时世家大族多缘于分封受土而别氏，从周初成王周公大封建始，到宣幽之际，分封一直有，没有停歇，故世家大族子弟中，除了是确定为某氏宗伯的，见于文献出土铭文的其他人多是以“职官+名”或“职官+字”为称，如大小克鼎铭文中，膳夫克称皇祖为“釐季”，实际上就是指文王幼子季载（毛叔郑），表明自己是文王幼子一脉。 又如班簋中，器主班不称毛班，若无铭文系联，不能轻易确定其族属。事实上，也出现过一些学者误认器主班为虢城公之后的错误，可见一斑。前面提到的皇父为士时自铭“郑伯氏士叔皇父”也是这类习称的体现，因为受土受职后就会别氏为族。 平王东迁后，分封制崩溃离析，周王已然无土可封，这才导致了西迁贵族以氏称别族属的需要，以氏冠名才固定使用，同时氏姓混称也出现。随王子朝、毛伯得一起奔楚的“尹氏固”或就是“太师皇父”之后，也是分氏于毛。西晋著名学者皇甫谧其先祖或也是“太师皇甫”之裔，是以祖字为氏，是谓皇甫氏。 所以说，要搞清西周时文献或出土材料中的人物族属是相当困难的。太史公哀叹找不到文王幼子季载的后人，是情有可原的。只是他自己也没想到，司马氏的先祖程伯休父就是文王太姒幼子季载（毛叔郑）之胤，这真是造化弄人。 结语 既然搞清了正考父校商之名颂于周之“太师”就是宣幽时的“太师皇父”，即《诗经》中的“尹氏”、“师尹”、“吉甫”，郑注孔疏中提到的“尹吉甫”，也就是我考证出的毛氏先祖“毛公皇父”，那么重新读诗，则对《诗经》的认知就会焕然一新。 古今学人究诗，已然有人怀疑诗经是尹吉甫一人所作。要说《诗经》为尹吉甫一人创作，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公允的。但要说《诗经》中很大一部分诗是出自毛氏族人（指毛叔郑之胤这个大范围）创作或整理，那是毫不为过的。 《诗经》很多篇章是能确定作者的，毛诗传中讲的明白。清人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就曾归纳过：“大雅自公刘至召旻正变雅十有六篇，序皆得作者，主名召康公、穆公、凡伯、卫武公、芮伯、仍叔、尹吉甫、凡伯，共八人。…尹吉甫四诗，皆美宣王。” 哲以前就有个论断：诗经整理和创作早于孔子时代，是毛公家族的人在周二王并立时期创作，并在济源向地整理完成的。《诗经》有多篇出自毛公家族。如《节南山》出自毛伯家父，诗内自名，《桑柔》出自芮良父（毛叔郑长子芮伯支系），如《蒸民》与毛公鼎铭文如出一辙，即知其所颂仲山父乃是毛公歆父之孙。又如《常武》虽不知作者，但其所颂扬“南仲大祖、大师皇父”征讨淮夷的史实，显然是毛家子孙对先祖煌煌事迹的追记。 后哲又考证《雨无正》是毛伯家父对平王东迁不择向地为都城，辜负了太师皇父为王室早作谋划东迁计而“作都于向”事的怨刺，从而推定“小旻小宛”也或出自家父所作。今明了尹吉甫就是太师皇父（毛公皇父），则能明确归属毛氏族人的诗篇大概有三十余首，占据了今传《诗经》的十分之一。 故可定论，诗之大兴，盖在历宣之际肇始，余波流及毛公皇父（周太师尹氏皇甫）闲居济地时期。诗经的编纂成集，也在周亡王九年期间，大概是由毛公皇父（周太师尹氏皇甫）组织完成的，当然也不排除毛公皇父其族裔孙有继续创作和编入。 春秋之后，毛公皇父（周太师尹氏皇甫）创作和纂辑的《诗》通过毛氏后裔（多为周内史职）与士大夫之间宴饮、聘问、交际来往等途径，以单篇讽颂的形式逐渐传播于各诸侯国。二百多年后，孔子得到的《诗》文本源自老子（毛伯得）奉典籍奔楚后散书，可能还不全。故夫子删除了不成篇的残缺诗文章句，才形成了所谓“诗三百”的今《诗经》。  周《易》最终文本形成和流传，以及和老子《道德经》的关系，哲已经在《周易大衍之数与文武周王在位年》一文中作过详细探讨，简言之就是：《周易》乃文王演化，武王实践，周公写定，毛氏传承，老子（毛伯得）散逸，孔子整理。 《国语》《左传》整理传播都和“毛氏居西河”、“子夏退而老于西河之上”密切相关，毛亨毛苌传诗是有类似《尚书》类的史料在手的，毛苌弟子贯长卿被汉献王刘德立为《左传》博士，更表明古书的流传和毛氏有关，限于篇幅，不复赘言。 此篇通过对周太师的身份挖掘，已然证明哲过去所下“诗书易皆出自毛家”结论无误。今传《诗经》称“毛诗”实至名归，当之无愧。华夏文明的主干是周文化，而周文化的的主干就是毛氏文化。夏商之典的大规模整理，周易最终文本的纂修形成，文武以来各代周王的功德史记，毛氏先祖经邦治国经验的总结等等，都是在“周亡王九年”期间，以周太师毛公皇父为首的毛氏族人共同参与完成的，以“诗书”形式成典成册，这就是老子（毛伯得）奔楚时带走的毛家这批“周之典藏”。  此外，周太师毛公皇父“以诗记史”，追念文武圣德，述说自身佐助宣王中兴之史实，亲自创作了大量诗篇，述往事，思来者。唯其迹隐晦不显，致使这段极为重要历史被古今读书人忽略，以致后人说圣人，唯知有孔子，却不知周太师毛公皇父之圣比翼文武、周公，超孔子多矣。噫嘘兮，此真乃古今以来天下读书人之罪也。 天可怜见毛氏，文王太姒幼子季载（毛叔郑）被后人误认作二人，周太师毛公皇父和尹吉甫亦被后人目为二人，老子（毛伯得）写《道德经》遗大宝却被司马迁误写作“李耳”，老子（毛伯得）及其裔孙为避周敬王和后代王室追索毛家的“周之典藏”被迫隐姓埋名二百多年，致毛家所藏周之典籍散逸，毛氏先祖历史晦灭不彰。 十余年前，主席托梦让小子哲整理先祖史实，今总算不负所托，基本理清了西周乃至春秋时期毛氏历代先祖煌煌史迹，庶几可稍告慰先人在天之灵。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吾毛氏历代先祖之辉煌史迹必不会湮灭无闻，太始祖周文王太姒幼子毛叔郑（季载）之德必会泽福毛家子孙，圣祖、诗祖、周之太师毛公皇父之烈烈功勋也必将永垂史册。 余论 诗《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訩”，诵就是颂。说明大小《雅》也有西周贵族祀先人告庙的祭歌。鲁语闵马父说正考父“校商之名颂于周太师”，后又言其“其辑之（《那》）乱曰：…”已表明周太师处典藏有更多的“殷人祭祀乐歌”，被整理后称作“颂”。那么周人“诗歌”当时有可能就称“颂”，或者周太师时祭庙乐歌已经分体称颂。如同“殷人祭祀乐歌”卜辞中称作“商”。《诗经》研究表明，颂是最初早出现的诗体。 古文“之”有“变”意。如左传鲁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周太史用此卦就算出了陈完子孙八辈子的命运，非常知名。“校商之名颂”有点类似“遇观之否”辞例，只不过算卦得象是“天机”，是以用“遇”字。正考父校诗这事属“人为”，指的是和周太师参商校辑后，改自己带来的“商（乐）”（不管是否残缺还是完整）变名为“颂（歌）”，乐歌表现形式也可能参校周人作了修订。 故“校商之名颂”并不是累赘语，毛诗序改“校”为“得”，简“商之名颂”为“商颂”，大意上虽然没什么错，却因之隐藏了正考父和周太师参商校辑上古乐歌的真实。如同周太师不被研诗者关注一样，对“商之名颂”真义的揭示也少见学者有谈到。看来眼光能力透纸背，咀嚼出字里内外之意的读书人还真的不多。 《周官》有大师教“六艺”：“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大师教“六艺”或本是毛公皇父（周太师）纂诗教诗的历史记忆。《诗·大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可见诗之“六艺”本是指诗之内涵和表现方式。《诗大序》内的“诗之四始”才是“风雅颂”的分篇依据。 《论语·子罕篇》说及孔子正乐，云：“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说明孔子时已经有了分篇。至于这个工作是孔子作的，还是周太师（毛公皇父）已做，需要更进一步研究。依周太师（毛公皇父）时诗已被整理，并教六义，或可以据此理清《诗大小序》到底是谁作的这一千古疑案。限于篇幅，另文详谈。 先圣贤传诗书，可谓是字字玑珠，不可不详加审察之。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真乃是至理名言。唯今日遍地识字者，却无几个读书人，哲甚哀之。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这是夫子对儿子孔鲤的教诲。今哲欲对毛家子弟说，古之“诗书易”皆出自毛家整理，也是毛家散逸。“诗书易”及老子“道德经”本是毛氏家学，唯望子孙知其来历，诗书传家，乐学无穷，知书达理，经世致用，以答扬先祖遗传大宝之光烈。 毛家小子天哲写于浙江金华 参考文献： [1]孔颖达. 毛诗正义四十卷[M]. 北京文物出版社木板印刷,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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