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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班固白虎通义称作“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的因素。但自孔子以下，这些个儒家徒子徒孙真搞懂了吗？未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老子弟子文子有集师说，后世称《文子》，内皆老子语录，有“道原、…上德、下德、上仁、上义、上礼”等诸篇，谁窃取了谁，一目了然。孔子实际是窃取了老子的思想。孔门子弟所集孔子言论称《论语》，内单说“仁、义、礼”，无合文连称。老子文（《道德经》、《文子》）多“仁义”连称，显然和儒家论仁论义分说不同。孔伋（子思）是孔子之嫡孙，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学，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并由此对宋代理学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元代被追封为“述圣公”，后人由此而尊他为“述圣”，受儒教祭祀。他对仁义的理解很能代表孔门后学的思想。【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孟轲拜孔伋为师，曾经请教治理百姓什么是当务之急。孔伋说：叫他们先得到利益。孟轲问道：贤德的人教育百姓，只谈仁义就够了，何必要说利益?孔伋说：仁义原本就是利益。上不仁，则下无法安分；上不义，则下也尔虞我诈，这就造成最大的不利。所以《易经》中说：'利，就是义的体现。又说：用利益安顿人心，以弘扬道德。’这些是利益中最重要的。孟子对孔伋的说教倒并不以为然。孟子去拜见梁惠王，刚一见面，梁惠王就问孟子能给魏国带来什么财利，孟子毫不客气，质问梁惠王为什么一来就将财利放在第一位呢？认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作为一国之君，治理国家只要心存仁义就足够了。后世司马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这司马光也是，越解释越离谱！子思、孟子，二人理念截然不同，焉可认为一致乎？若孔伋言利为仁义的本意，那就具备普世价值，怎么能够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呢？《论语》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意思是说孔子极少（主动）谈论功利，却相信天命、赞许仁德。可见孔孟思想倒是一致的，孔伋就等而下之了。老子曰：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于父。信哉此言。周易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周易乃是文王父子秘传之大宝，本名“中”。清华简保训篇说的就是文王传大宝“中”于武王之事，说明“中”变称“易”始自文王之子（或武王，或周公，或季载）。《文言》是文王传教之言，“子曰”乃是周公或季载（毛叔郑）受文王之教，自我研易之心得，系之父言之后，此谓系辞。过去，易之《文言》《系辞》多以为是孔子作，谬也。“安大简”《仲尼曰》是截至目前发现的最早《论语》文本。所记孔子的言论共25条，见于今本《论语》者有8条，另有一些可与《礼记》《大戴礼记》《孔丛子》等传世文献对照，但文字不尽相同，有的甚至不见于任何传世文献。简文均以“仲尼曰”起始，可见今本《论语》“子曰”为后人整齐之。况且孔子若作周易系辞，焉能自名“子曰”？故可知，周易之“子曰”决非孔子言。有人或以周易“子曰”也系后人整齐之，来翼护旧说。可惜的是，前面提到的孔子嫡孙孔伋说的话，显然不支持《文言》为孔子作。另外，体察周易中“仁义”之说，与孔子对“仁义”的理解差别甚大，完全可以否定《易传》出自孔子之手。考察传世经典文献，仁字，殷商之前绝无，盖是周初所造字，不是文王造，就是周公、季载（毛叔郑）所为。且这仁字乃是依“元”而造。康熙字典说：元字从二从人，仁字从人从二。在天爲元，在人爲仁，在人身則爲體之長。【易·乾卦】元者，善之長也。许慎《说文》释仁，亲也。从人从二。又说“古文仁从千心，或从尸二。”这就有点意思了，武王克商后，毛叔郑（季载）被命作周室大祭司，经常扮演文王尸的角色。周易乾卦《文言》中“仁”显然是表示“善之长”的新造字。“仁人”同音，则“仁”就是大善之人。古人有究极思维，凡言大、长，皆指“至极”。《孟子》《中庸》皆以为，仁者，人也。金文仁，从尸二。二是天地之意符，尸独立天地间，显然仁并不指普通的人。在祭祀活动中，“尸”是指扮演的死者或“鬼神”的活人。远古皆行幼子继承制，故一般是幼子或幼子长孙扮尸。凡“尸”皆是尊位，代表神灵。武王伐纣，载尸而行，这个“尸”或就是文王幼子毛叔郑（季载）所扮。我认为，这个仁字大概率是毛叔郑（季载）所造。周武王病重谋传大位时，就对叔旦说过，“予近怀于朕室，汝眔幼子，大有知。”意思是说，同母弟中就叔旦和季载（文王幼子）有大智慧。且告周公曰：“汝、幼子庚厥心，庶乃来班朕大环。”意思是要兄弟相及。季载智慧不亚于周公，从遗传学角度来说，幼子比兄长聪明的比比皆是。过去哲就考证了“毛、釐”等字皆是毛叔郑新造，所以这个仁字也是他造的，我一点也不惊讶。只是这个“仁”字，并不是儒家认为的“人也”，乃是道家常说及的“至人”。在周易中，就是指“大人”。《易传》自有解释：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周易乾卦《文言》）可以说，仁者，指天地间极至之人。周易中，说仁处并不多，说义处倒是挺多的。义在甲骨文中有了，繁体字乃是“義”，从我羊。《说文》释義，己之威儀也。己，身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义之本训为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矣。…董子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谓仁必及人。义必由中，制也。从羊者，与善、美同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又认为，古者威儀字作義。今仁義字用之。儀者、度也。今威儀字用之。誼者、人所宜也。今情誼字用之。鄭司農注周禮肆師。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謂義爲古文威儀字。誼爲古文仁義字。故許各仍古訓。而訓儀爲度。凡儀象、儀匹、引申於此。非威儀字也。哲以为，古者既然儀義混用，说明二者差别不大。所谓“威儀”，绝不仅是表象的威，还有内在的威。甲骨文無儀字，以義通儀。可见字书所释皆是其用，而非其本，故须从造字构想中去剖析本义。
義（义） 字形演变義，从羊我。我，从禾戈。禾，木也。戈，金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意谓生死由我，战和由我。羊，是祭祀首善物，亦是常物。古字「犧牲」即嵌入了「羊」字，说明羊很早就被当做祭品。左传记诸侯每逢月朔，则以特羊告庙。太牢用牛﹑羊﹑豕，少牢用羊﹑豕，都离不开羊。杜预注：「四时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美善二字皆与羊有关，羊献以祭，神灵欢喜，尽善尽美，既正且宜。我持羊献祭，正适宜也。故義本义为宜。周易中其实对“仁”“义”是有自我解释的。《易·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财通裁，东汉刘熙《释名释言语》说：“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位即中也，得中即得位。“禁民为非曰义”，反过来说，则“导民为善”曰义。《易·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解析完“仁义”二字的真义后，再来细读说卦这段辞语，突然有了顿悟：人之道曰仁与义并不在“六爻之变”中。先圣贤（毛叔郑季载）取“仁、义”二字，以代“人我”之道，本就立下仁者（大人，至人、真人，有德之人）乃是人道之最高追求，义，乃“我宜”之意。纪晓岚曾对《周易》作总评说：“《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此说盖近似，但不如老子（毛伯得）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包地，地包人，易之三才（在），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阴阳化物，迭用刚柔，是谓天地之道。《释言释言语》称「德、得也，得事宜也。」人性犹豫。古文猶，猷也。猷有得，謂德猷。詩曰：“德輶如毛”，輶，猷之讹也。《蒸民》乃美仲山甫，谓其“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左传定公四年引此诗，称“唯仁者能之”。《蒸民》乃是吉甫送兄长仲山甫城济之诗。吉甫、仲山甫皆是毛公鼎器主毛公歆之孙，吉甫颂扬仲山父能“缵戎祖考、王躬是保。”故可知，“德猷如毛”，乃美毛公也。道失相猷，行正为德（得），德猷即道德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周易中“大人”即得道之人。人之得道曰德。则“仁”亦等同于“德”。義，亦儀也。仁義，即儀德也。“仁義道德”指人慾為大人、真人、至人，必儀型天道地道。天道为经，地法天，则地道亦是宜（义），天经地义乃为人之所法，故周易乃是教人修心之书。圣人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按理说，“仁义”两个字，应是像阴阳、刚柔一样，表示相对的两个方面，但反观“仁义”二字本义，并无相对的内涵。何以故？尧舜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仁义就是讲治人心的。人心惟危，变端万千，故须立下“仁”这一最高标准，体察道微，允执厥中。行为合乎时宜就是中，故孔子曰：“君子而时中也”（《礼记·中庸》），意谓君子随时守中。周易中的“义”和“我”密切相关，凡义皆有我作起，此“我”即“君子”。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云:“《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仁者，人也。义者，我也。”董子虽是针对《春秋》而言，但对“仁义”的理解和把握，倒是接近周易中“仁义”的内涵。孟子也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孟子又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孔子、孟子、董生等人确实摸索到了周易中“仁义”的的指向就是人之道，但他们不明白的是，《周易》乃是文王父子递传修习之大宝，王室不传之秘，其中的文字、思想无不留有他们的烙印。逸周书《谥法解》云：“仁义所在曰王，主义行德曰元。”相传《谥法解》是周公旦所制，这里的“仁义”表达和周易中的“仁义”说辞是略有区别的。“主义行德曰元”倒是很好地诠释了周易《文言》中对“元”的定义。故可十分确信地断言，引“仁、义”入周易，乃是文王幼子毛叔郑（季载）所为。他将“仁”定为君子修为的最高标准，以“义（我宜）”作为己身“主义行德”的归元（仁、道）指向，仪型道德，成君成王。后之习易者，若不明白此处关键，则不能通晓周之《易》。小子哲以为，《易·说卦》是老子（毛伯得）作，《文言》是文王之教，《系辞》乃是幼子（毛叔郑季载）学易之辞，《诗书易》皆由作都于向地的周太师毛公函皇父最后之整理。故老子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以《系辞》中亦有老子之言。老子是看出了其中的奥妙，认为“仁义”是周初添加的，替代了人道之“人我”。仁字，在出土的《郭店楚简》均写作上身下心的结构，后世也有上千下心的写法。周易中的仁，是大人；义，则是小我。率能致群者，君；民心所往者，王；德象天地者，帝。《淮南子缪称》云：“义者比于人心，而合于众适者也。”能合于众适者可称仁，为大众谋福利的皆是仁人君子。人有千万心，我有向仁意。“大人”之德，“小我”之义（宜）和阴阳刚柔一样，也是两两相对的。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刚柔相济，克得其和，能为民用。君子（小我）体仁足以长人（大人），此乃文王之教也；立仁与义，幼子之学也。上古圣人微言大义，真令人五体投地。老子说，“学而不厌，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贤师良友，舍而为非者寡矣。知贤之谓智，爱贤之谓仁，尊仁之谓义，敬贤之谓礼，乐贤之谓乐。故仁义礼乐者，所以救败也，非通治之道也。”老子并不反对仁义礼，是要归根。文子曾问师：仁义礼何以为薄于道德也？老子曰：为仁者，必以哀乐论之，为义者，必以取与明之，四海之内，哀乐不能遍，竭府库之财货，不足以赡万民，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万物自正而天下赡，仁义因附，“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孔子尊仁，孟子倡义，皆是德的一部分表象罢了。孔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他确实抓住了人道之本在于“仁”，却不知人（仁）法天地，道德才是成“仁”之本，只能汲汲于宣礼教以使人向仁、趋仁、成仁，认为礼能成仁，创设了儒学。可以说，文王太姒两个极其聪慧的儿子——周公旦和毛叔郑（季载）——是道学、儒学的祖宗。周公制礼乐，传的是礼教一路；毛公（毛叔郑季载，谥号毛懿公）习周易，传的是道学一脉；五百年后孕育出了两大圣人老子和孔子。从老子和孔子对“仁义”的不同见解和坚持看，所谓孔子作《易传》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易传》显然是出自文王、周公、幼子季载（毛叔郑）、老子（毛伯得）之手。孔孟乃至其徒子徒孙们对“仁义”的理解和毛家所传道学之“仁义”根本不是在一个频道。圣人取法天地，仁义道德。仁义和取法意思同，就是人心要型仪道德。老子说“仁义道德”，意思是人以道德为规范自己的内心修养。孔子说“仁、义、礼”，意思也类同，就是人以礼为规范自己的内心修养。老子讲“仁义道德”，就是引导人心趋向“道德”，是人内心的自我向善。孔子提出“仁义礼”，是要求人们遵循礼的规范。二者方法不同，殊途同一，皆源自《周易》之仁义说。只是儒家的徒子徒孙们对 “仁义”没一个理解对的。孔子之后，仁义的内涵扩大了，偏离了本义。王阳明心学，只认“仁、义、礼、智”，归结到只有一个心，实际是追思到了“仁义”的本原。但受前辈儒家所说影响，他也是将“仁、义"归结为人性的四个内涵之一，没理解出“仁义”的本义。其实阳明心学，也是讲人心的自我修养。本质就是先孔子前的“仁义”概念，也就是尧舜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老子讲道德，孔子说周礼，最终都能归结到人心的自我修养——“仁义”。王阳明说人人可圣，佛家讲人人皆佛，都是指人要是有了“仁义之心”，皆可成圣成佛。哎，上古圣人微言大义岂是我一篇文章能讲透的，还是以老子说的话结束本文吧：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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