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无法执行决议，2场有预谋叛乱，1927年5月，我党处境有多难？

1927年5月13日这一天，武汉和莫斯科在关于中国大革命的土地问题上产生了两个相互冲突的决定。

一个是在汉口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席会议通过的《国共两党在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关系的决议》，这个决议主要是向小资产阶级让步；另一个是在莫斯科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秘密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然后根据该会议精神，给中国发来的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激进电令。

1、国共两党的分歧

武汉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席会议是在汪精卫态度急剧右转的情况下召开的。

中共五大结束后，陈独秀为了取得与汪精卫的合作，专门找汪精卫进行了一次沟通与交谈。但是，这次汪精卫的态度十分强硬。

他板着面孔向陈独秀发牢骚说，国共合作到今天，已经出现了不少问题。

他主要谈四个方面：

(1)1927年1月3日占领日本租界的行动，不是根据国民党的指示采取的，而是在共产党人宣传鼓动的影响下进行的。

(2)何时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国民党对此一无所知。这是共产党人在未向国民党通报的情况下提出的。

(3)存在两个党组织是不合适的。如果领导权属于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跟随他们，那就不需要共产党。如果是另一种情况，领导权在共产党人手里，那就不需要国民党。

(4)苏联在唆使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作残酷的自我牺牲，但苏联自己却不积极参与这种斗争。

陈独秀表示，国共关系问题不是他与汪精卫两人说了算的事情。

汪精卫接着对陈独秀说，他收到了江西几位将军发来的电报。

这些将军在电报中表示反对蒋介石，但同时也反对共产党人。他以国民政府的名义给他们发了复电，表示支持他们进行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但对反对共产党人的问题，还没有正式答复。

汪精卫表示：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谁领导群众？群众跟谁走？跟国民党走还是跟共产党走？国际关系和军队状况的恶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共产党人的过错。如果国民革命因此遭到失败，那对人民群众来说会更糟糕。

在与汪精卫不欢而散后，陈独秀认为十分有必要召开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席会议，以便分析和正确估计形势，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2、对工农运动急刹车的决议

在陈独秀的召集下，5月12日至13日刚刚选举出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汉口召开联席会议。

会议一开始，陈独秀就通报了与汪精卫谈话的内容。参加会议的人听了，大都神色黯然。

得知汪精卫态度变化后，为了改善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鲍罗廷当即发言提出三点意见：

(1)两党密切合作，共同解决所有问题；(2)制定对小资产阶级的总的政策，没有这种政策，灾难就不可避免；(3)制定对农民的总的政策。

若这三点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那么形势就会变得毫无希望。

在讨论是否对小资产阶级作出让步时，张国焘发言表示不同意鲍罗廷的观点，他认为共产党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没有错。

挽救时局的方法应该是：

派遣工人和农民到军队中去，并把他们武装起来。

维经斯基也表示，农民问题可以通过局部没收土地的办法来解决，应该要求国民政府对土地运动有明确的态度；对小资产阶级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帮助和支持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作斗争；通过工会帮助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为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而斗争。

他还认为，国民党左派会在一定的方面摇摆不定，因此不能坐而论道，需要解决的问题非解决不可；他不同意共产党对小资产阶级让步。

鲍罗廷不同意张国焘和维经斯基等人的意见，以不容辩驳的口气说：

唯一的出路是向小资产阶级做出让步。但主要问题是，共产党能否控制工人群众和自己的省级组织。在游行示威中和在其他重大事情上，共产党没有充分显示出自己领导群众运动的能力。

共产党能控制武汉无产阶级和湖南的农民吗？可以商定一定的方针，但条件是共产党能够执行这个方针。我本人对此表示怀疑。

如果共产党自己不能做到这一点，也许它同国民党一起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为什么讲共同解决的原因。国民党相信，你们能领导群众，但实际上却不能。

出路只有一条：或者同国民党决裂，或者一起做出决定，一起执行。

鲍罗廷在这里表明了这样一种意思，即共产党还没有充分显示出自己领导群众运动的能力。如果共产党不能控制工农运动，即使作出对小资产阶级让步的政策，也难以执行。

如果共产党自己不能独自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它只有同国民党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要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听完鲍罗廷的话，大家哑口无言。

最后还是陈独秀提出几条意见，供大家讨论：

(1)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不没收。

(2)成立解决小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纠纷的仲裁委员会。

(3)商人有权参加各种自治机构，反革命分子除外。

(4)不禁止、不妨碍帝国主义的贸易。

(5)邀请国民党积极参加工农组织。

(6)支持国民党政府增加和征收捐税，条件是不剥夺贫困居民阶层。

会议经过热烈讨论，最后于5月13日通过了由罗易起草的《国共两党在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关系的决议》。

该《决议》一方面强调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保持无产阶级独立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为了消除国共两党在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分歧，提出共产党的一系列抑制工人店员过激行为的具体措施：

其一，劳工部要建立仲裁法庭，解决小企业主和他们的雇工之间的冲突；

其二，劳工部要制定包括工作日、最低工资、抚恤金、社会保险、劳动条件等等法令，特别要注意规定商店店员的工作条件；

其三，对店员的过高要求要加以限制，工人管理要有规定，防止干涉企业行政，由总工会、劳工部、店员工会、商会代表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要审查店员提出的一切要求，根据物价上涨情况规定合理的限度；

其四，在目前，对帝国主义的商业活动不加限制；

其五，除了那些参加反革命活动或有反革命嫌疑的商人以外，其他商人都享有一般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

毫无疑问，这个决议完全是鲍罗廷和陈独秀意见的综合，是一个“向小资产阶级做出让步”的决议。

这是一个对工农运动急刹车的决议。

3、无法执行的决议

但是，5月13日这一天还产生了一个决议。

这就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秘密会议，在讨论了中国问题后，给鲍罗廷、罗易和陈独秀发出的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激进电令。

电令指示如下：

(1)现在在国民党的国内政策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在各省，特别是在广东省有步骤地开展土地革命，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农会和村委会”。

这是革命和国民党成功的基础。

这是在中国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而强大的政治军事大军的基础。

实际上，没收土地的口号对于被强大的土地运动席卷的省份，如湖南、广东等省是非常及时的。舍此便不可能开展土地革命。过一个月或更晚些的时候，国民党可能批准没收土地。现在重要的是，在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由农民实际没收土地。

关于保护指挥人员财产和分给士兵土地的法令是必要的。

(2)现在就应该开始组成8个或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

这些师团将是武汉在前线和后方用来解除不可靠部队武装的近卫军。此事不得拖延。

(3)应当加强在蒋介石后方的工作和对蒋介石部队的瓦解工作，并给广东农民起义者以帮助，那里的地主政权特别不能容忍。

5月2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致电中国共产党，再次谈到进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电报指出：

中国工农运动的巨大发展使以叛徒蒋介石为首的一些资产阶级阶层脱离了革命，这意味着中国革命进入最高阶段。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在同已经成为反革命阶级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来完成。

把一批又一批工农阶层引上革命斗争轨道，加强工农联盟，确立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革命中的领导权，千方百计开展土地革命——这就是摆在光荣的、经过战斗考验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伟大任务。

莫斯科的上述指示显然是一个进攻的指示，但他们要求这个“进攻”是以不破裂国共联合战线为前提的，“进攻”必须是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所以，这是两个无法执行的电令和指示。

最终的结果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追随了主张取消土地革命、向国民党左派和小资产阶级让步的鲍罗廷。

中共中央开始对工农运动进行急刹车。

而恰在这期间，国民革命军中的武装反叛发生了。

4、为何会后方不稳？

中共五大以后所采取的限制工农运动的做法，与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确立的原则并不相符。这样，党的理论与实际大相径庭，决议与行动相处甚远。中共中央在十字街头徘徊。

就在这时，逆流的浪头从武汉革命阵营内部汹涌而来。

在武汉国民政府进行二次北伐并艰难取得胜利的期间，国民革命军里一些阴怀异志的反动军官，如夏斗寅、许克祥之流在两湖地区发动了反革命叛乱，镇压工农运动，屠杀革命志士。

但是，反动军官的叛乱发生后，本应对叛乱者实施惩罚的武汉国民政府却责怪工农运动“过火”，组织调查委员会“查办”工农革命群众。

而为了拉住汪精卫，鲍罗廷主张退让，中共中央既想采取强硬态度，又怕破坏统一战线，只好依着鲍罗廷的主张行事。

4月19日，武汉政府在武昌南湖举行了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

6月1日，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与武汉地区北伐军会师郑州。6月2日，贺龙独立第十五师进抵开封。奉军完全撤至黄河以北。至此，二次北伐首期作战任务胜利完成。但是北伐的胜利挡不住后方叛将反动的脚步。

在第二次北伐期间，一方面武汉政府辖区内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引起了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打击了封建势力；另一方面由于基层农运骨干培养工作滞后，部分基层农会掌握在游民和一些素质很低的农民手中，其言行少了许多理性和革命性，却多了诸多不良习性。

在农村站不住脚的土豪劣绅，跑到城市大造舆论，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出身于地主豪绅之家的一些国民革命军军官，极其仇视农民运动。

当时，驻防汉阳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周围便聚集了这样一帮人。

何键，湖南醴陵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18年至1920年间，他利用南北军阀在湖南混战的机会，拉起了一支自己的队伍，并接受当时湘军总司令程潜的委任。以后又投靠唐生智。1927年春，被唐委任为第三十五军军长。

他立场反动，仇视工农运动，他周围的高级幕僚都是醴陵的大地主，第反动军阀何键三十五军军官又大多是醴陵人。

激愤的军官们纷纷表示，愿意跟随何键效仿蒋介石，以保自己的身家性命。

当时驻防武汉地区的部队有：

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兼管武昌卫戍事宜，李品仙部负责汉口卫戍事宜，何键部负责汉阳卫戍事宜，朱培德部留守江西，对南京、安徽方面警戒，何键第三十五军之一部、第二军鲁涤平之一部及第十四军的陈嘉佑全部留守湖南，对广东、贵州方面瞥戒。

独立第十四师夏斗寅部留守宜昌，对四川方面警戒。

4月底，武汉的主力部队北伐军刚刚离汉，何键、叶琪（第三十五军副军长)、李品仙（第八军军长兼武汉卫队司令)、夏斗寅（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周斓（第三十军副军长兼湖南省政府代主席）等聚集汉口，密商剿共“清党”的行动计划。

经过激烈讨论，最后决定秘密进行。

当讨论在何处发动叛乱时，有人建议就近在武汉三镇动手，但何键认为不可：

一是唐生智现在河南前线，态度很不明朗，若闯下大祸，难以担待；

二是叶挺师现驻武昌，战斗力也强，一旦起事，他们决不会袖手旁观；

三是武汉三镇的工人纠察队不可小瞧。

因此，他要大家再考虑别的地方。

最后决定：

首先在湖南发动，接着由夏斗寅在鄂响应，然后由何键部和李品仙部相机在武汉举事，以成其“两湖共举”的“清党剿共大业”。

于是，夏斗寅、许克祥等挑起了反叛大旗。

5、夏斗寅叛乱与马日事变

本来商定先湖南后湖北，但结果首先发难的却是驻湖北宜昌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这个反动军官。

当叛军兵临城下之时，潜伏在武汉的地主土劣们，都为夏斗寅而欢呼，国民党的党政要人们却张皇失措。在武汉危在旦夕的紧急时刻，他们却开会喋喋不休地讨论夏斗寅叛变的性质问题。

在讨论过程中，汪精卫把怨气撒在共产党身上，认为对夏斗寅的叛变应该采取宽容政策。

5月1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关于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和《告夏斗寅部下的兵士书》，揭露夏斗寅的反动行径，表明中国共产党赞助国民政府削平叛乱的决心。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根据蔡和森、李立三的提议，决定将叶挺及中央军校的武力开去迎击夏斗寅，同时动员民众力量，扩充纠察队。

同日，在共产党和广大革命人民的推动下，武汉政府发出平叛令，并任命叶挺为讨伐夏斗寅的前敌总指挥。

5月19日晨，北伐名将叶挺平叛部队与夏部交火。20日击败夏部。在击败夏部的同时，武汉政府还出兵打退了杨森等部的进攻。

叶挺本欲率部继续迫击，彻底消灭夏斗寅部，但武汉政府却强令叶挺停止追击，派了陈公博去找夏斗寅进行所谓“调解”。就这样，夏部叛军得以逃窜。

紧接着夏斗寅叛变而来的，是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的叛乱。

因这一天的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故这一事变被称为“马日事变”。

5月21日晚，叛军在许克祥的统一指挥下，分兵向长沙各革命机关发起突然袭击。

晚11时，长沙城内突然枪声大作，喊声四起，省总工会、省公安局、特别法庭以及省农协、省党校、省农运讲习所、省农协政治训练班、工运训练班、党员训练班等革命机关遭到疯狂武力袭击，正在各机关开会学习或担任警戒的党员、干部、工人纠察及工农运动的骨干和积极分子遭受重大牺牲。

长沙城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24日，许克祥、周荣光、李殿臣等在长沙戒严司令部经过商议，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临时办公处”，作为叛乱的领导机构。

27日，许克祥出面召开所谓湖南省各界联席会议，正式组建“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取代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

在“救党委员会”的号召下，一时间湖南各地均发生了反革命屠杀事件，至6月10日左右，湖南的二三十个县中，即有一万多人被杀害。

6、国民党假左派的妥协退让

这次因军队与工农运动冲突而引起的有预谋的反革命军事叛乱，得到了何键的支持和唐生智的庇护。

许克祥叛变后的5月23日，何键发表通电，公开指责工会、农会“截车扣米，残害军人，拘杀亲属，抄没田产”，“扰及职军后方”。

他的表态助长了湖南反动势力对革命派的猖狂报复。

唐生智对事变态度出尔反尔，复杂中透着庇护叛乱者之意。

这时，唐生智因率军北伐正在河南，他虽然对两湖工农运动的发展存有戒心，但更害怕蒋介石勾结两广和四川、贵州的军事势力偷袭他的后方，也担心两湖内部反唐势力联合起来，陷他于困境，所以他还想利用工农力量来壮大自己的势力，并不想立即与共产党翻脸，造成腹背受敌以至不可收拾的局面。

24日晚上，唐生智将马日事变的情况报告给武汉国民党中央，表示对许克祥越轨行为不满，表示要继续遵守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向武汉政府“自请处分”。

但是到了第二天，5月25日，在给湖南省党部等组织的电报中，唐生智又显露了他的另一种面。他攻击农民协会“侵害抢掠前线军人在湘境各县眷属的财产”，下令要严惩“暴徒”，以定军心。

此后，他又多次为许克祥等屠杀工农的行为辩护，使湖南工农希望制裁许克祥的愿望落空。

不久他班师回汉，受国民党中央委托查办长沙事件时，他仇视工农运动和庇护许克祥的态度完全暴露无遗。

他一到长沙，就致电国民党中央：

“备悉工农运动领导失人，横流溃决，迭呈恐怖！”

将事变责任完全推到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身上，而认为“许克祥激于义愤，实误触纪律，不应略迹原心，请从轻记过一次，留营效力”。

唐生智对许克祥的态度决定了汪精卫等假左派对马日事变的态度。因为汪精卫等人是依靠唐生智的军事实力而与蒋介石抗衡的。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