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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曾是蒋氏的结拜大哥。在二人的分分合合、斗斗争争中，冯玉祥因极力保护身边的红色阵营人员，反对蒋氏发动战争，犯了他这个小弟的大忌。犯了大忌的人，蒋氏是不会轻易放过的。1949年9月1日，冯玉祥莫名其妙在黑海罹难。听到冯玉祥罹难的噩耗，他身边的红色卧底张公干，长跪地上，悲恸大哭，只为报答先生当年的救命之恩。从安徽宿县鹤山乡张圩子村走出去的张公干，因机缘巧合，投军到了冯玉祥的部队，身材魁梧、机警干练的他，很快成了冯玉祥器重的随从副官。在蒋氏紧盯西北军的“赤化分子”的时候，冯玉祥于1939年当着周公的面，问自己身边有没有我方安插的人员。他得知张公干是我方安插的人员后，反而很高兴，说以后可以放心使用了。眼看着张公干成了冯玉祥手下的大红人，进进出出，受人羡慕，原先那些老随从看不惯了，动了坏心思，假传冯玉祥的“圣旨”，把张公干挤走了。1932年4月，冯玉祥因不满蒋氏的消极抗日，与其争吵了起来。受到围攻的冯玉祥一气之下，上了泰山隐居读书，以静制动，看看蒋氏能出什么幺蛾子。有一天，张公干下山买了一些过新年的物品，回到五贤祠，负责传令的老随从刘纯德气呼呼地对他说，上边正在追查1931年抗日同盟军那档子事，先生叫你马上离开泰山，找个地方躲起来。“九一八”事变后，在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冯玉祥曾经一度产生与我方联合抗日的想法。张公干受组织委托，在两边来来回回秘密联系，戴笠派到冯玉祥部队的耳目一直在秘查他的身份。听老随从这么一说，张公干一下子明白了，既然是先生的决定，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叫走就走，不要再给先生添麻烦了。寒风之中，张公干背着包裹，踏着厚厚的积雪，急匆匆地下山了。由于特务的盯梢，张公干一路上东躲西藏，好不容易来到西安寻找组织。没想到，在西安却被特务抓进了大牢。张公干到了西安后，很快与组织接上了头。特派员江旭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让他抓紧联系原西北军校的同学，秘密在西北军开展“兵运”工作，以配合陕南红25军、陕北红26军在西安搞暴动。接受任务后，张公干立马行动起来。他在西安城里找了一个位置比较偏僻的小饭馆，安排自己人曹赢州当老板，线上的人都来这里接头碰面，商谈事情。有一天，张公干来到这个秘密联络点，刚一进门，便发觉曹赢州的神色有点不对劲。曹赢州看到张公干进来，也是有点紧张，连忙使了个眼色，示意这里已被特务盯上了，赶忙走开。这个联络点是张公干精心挑选的，怎么这么快就暴露了？还没来得及细想，张公干准备转身离开，却被隐蔽在街旁的特务一哄而上，摁倒在地，五花大绑捆了起来。进了看守所，特务们拿出一封信，询问江旭的情况，想顺藤摸瓜抓人。张公干一看，明白了怎么回事。原来是江旭搞地下工作，斗争经验不足，给小饭馆寄信约张公干会面，半道上这封信被特务截获，并不动声色地隐蔽街旁，守株待兔，来抓接头的人。见此情形，张公干来了一招“将计就计”，故意把小个子说成大个子，胖的说成瘦的，河南人说成山西人，以此迷惑特务，掩护自己人脱身。6个特务押着张公干前去与江旭会面。在杨虎城营房不远处的飞机场，江旭穿着西北军的军装，骑着一辆自行车，按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来找张公干会面，远远看到他后面跟着6个人，便觉着不大对劲，可能有情况。看样子会不成面了，江旭也就若无其事地从他们身边骑了过去，拐向了西北军的军营。正在这时候，有一个骑马的出现在飞机场外，张公干突然一个箭步，挥舞着手势，向他跑去。特务们赶忙追了上去，问张公干，你跑什么？张公干说道，我看见江旭了。那个骑马的人看到一群人向他跑来，也慌了神，赶忙向马身上抽了一鞭子，跑了。没抓到江旭，也没找到什么证据，张公干又被特务们带了回去，关押在看守所的小黑屋里。这个小黑屋，只有6平方米这么大，没有窗户，里面放着一张床、一个马桶、一张桌子。在这个小黑屋子，张公干住了2个多月。其间，换了3个人。这些人一进来，就给张公干讲自己在红25军或红26军的革命故事，说得有鼻子有眼，并问张公干是干什么的，是为啥事被关在这里。由于这些人身份不明，张公干也是守口如瓶，总用着同一套说辞，与他们敷衍着。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告诉他，这可能是特务们设的圈套，是在套他的话。有一次，一个看守闲着没事，便和张公干聊了起来。这个看守在西北军当过兵，听说张公干在西北军校上过学，对他的处境很同情。经过多次聊天，张公干摸清了那个看守的思想状况和身份底细，便委托他向外捎封信。张公干在信中写道，我在西安病重，请二哥速请名医诊治。信封上写山东泰安五贤祠周茂藩收。这里的“二哥”是张公干的一个暗语，“二哥”特指冯玉祥。得知张公干在西安病重，冯玉祥一看信封的地址，便明白了咋回事。他思来想去，连夜写了三封信，让周茂藩带信前来西安营救张公干。这三封信，一封写给杨虎城的参谋长李兴中，一封写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一封写给省银行行长李维成。当时，在西安附近驻防的是杨虎城的17路军，杨虎城的参谋长、陕西主席亲自出面捞人，面子也还是要给的。再者，李维成又拿出大把大把的票子，配合李兴中和邵力子二人的面子，那些关押张公干的特务们也捞到了不少票子，也就以查无实据之名，偷偷把人放了。张公干获释后，冯玉祥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诗曰：“我思公干，品行极好；我思公干，回来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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