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下午，由《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中共海安市委、海安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江苏海迅集团协办的“第七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2022）暨长篇小说高峰论坛”活动在线上举行。评委们结合本届金榜榜单，对2022年度中国长篇小说的整体创作成果与态势进行了回顾、梳理与总结，并对未来的长篇小说创作方向与前景进行了展望。现特将评委们的发言要点摘编如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党委书记，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2022年是一个长篇小说大年，长篇小说在这一年里成绩非常引人注目，很多作品跟过去相比，质量上有很大的提高。如革命历史题材中，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出版后成了一个现象级作品，我们熟知的先锋作家孙甘露将其对于文学的理解投入历史革命题材的写作，给文坛带来了新鲜的审美体验。庞贝的《乌江引》也是一部非常用力的作品，引用了丰厚的资料，写出了不为人知的中央军委二局的故事，有实可据，呈现出了小说与非虚构相结合特征。
现实题材长篇创作有很大收获。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开始开花结果。年底出版的《白洋淀上》，把雄安新区建设过程和白洋淀历史结合起来，表现新一代农民的成长和老一代农民的转变，某种意义上消除了我们对于作家在现实题材书写上“概念化”“图解化”的担心。文学对现实的“正面强攻”没有以牺牲文学性和艺术性为代价。杨志军的《雪山大地》、王松的《热血》、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陈应松的《天露湾》、陈玺的《珠江潮》也都可圈可点，值得期待。
女性作家也保持着很好的艺术态势。付秀莹的《野望》、乔叶的《宝水》引发了较大关注。付秀莹对生活细节的把握，对当代乡村生活的表现，对时代和人心的捕捉，都有较为饱满的艺术呈现。乔叶的《宝水》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切入一个村庄的日常生活，各色人等，各种生活，有滋有味，很有特色。魏微的《烟霞里》，以六十万字编年体的方式书写一个人的心灵史，大时代与微个体水乳交融，叙事腔调具有强烈的“魏微特征”。徐坤的《神圣婚姻》一如既往的好读，以先锋的气质对新时代正面书写，大气与细腻、反讽与纪实、理想主义与俗世烟火融合成一种独特的艺术气质。邵丽的《金枝》以女性的视角反思革命与父辈，在历史的回视中呈现人性的疼痛。叶弥的《不老》以其特有的风格刻画一个另类的爱情中人，韵味绵长。
本年度还有一些作家，以再次爆发的姿态几乎拿出了自己最好的作品。如王跃文的《家山》，表现历史背景中村人的生生死死和悲欢离合，思考乡情伦理、乡村道德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叙事朴实而厚重。而艾伟的《镜中》、叶兆言的《仪凤之门》、刘亮程的《本巴》、叶舟的《凉州十八拍》、熊育群的《金墟》在作家个人创作史上也都有突破和创新。
当然，这一年新锐作家的创作也是很值得重视的。如厚圃的《拖神》，对潮汕文化史诗性的书写颇有马尔克斯味道；石一枫的《入魂枪》《漂洋过海来看你》保持了强烈的个人叙事风格。
总之，2022年的长篇小说整体面貌多姿多彩，在艺术表现上有进步、有突破，特别是现实题材创作有新收获，总体值得肯定。
江苏省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钟山》主编
我想说一下作家和他的长篇小说题材之间的关系。如何选材？如何对待题材？如榜单中的一些作家，或书写作家很熟悉的题材，或那题材本不太熟悉，但是通过与题材长时间的“耳鬓厮磨”了解了题材，题材甚至成为作家血液中的一部分，用这样的题材，作家可能写出好作品。像贾平凹和他的秦岭，付秀莹和她的芳村，厚圃和他的岭南历史题材等。作家投入了自己的个人情感，已然与题材之间融为一体。
而文学总要面对新的题材、新的描写领域，如何适应新环境、处理新题材同样也是考验一位作家的重要方面。作品如何经得起文学史的检验？一味求新，作家与题材之间隔了一层，不可能创作出好作品。过于求新，甚至刻意迎合现实，文学创作一定会出现问题。如何把历史题材、社会变革的题材变成艺术品，变成作家“血液里的东西”，需要花很多时间积累沉淀。甚至要考验作家的品格和艺术勇气，接着也要考验编辑的判断和眼光。匆忙迎新、委屈纳新，烧出一锅夹生饭，作家不疼读者不爱。
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南方文坛》主编
今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主要呈现了三个特点。首先，作家更为注重自身与时代、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关注现实，富有时代精神。其次是审美的多样性。第三许多作品注重可读性，呈现大俗大雅的美学样貌。
入围的15部长篇是从四个方面来体现这些特点的。第一，不少长篇小说在题材上，通过时代的历史细节和日常生活，呈现时代巨变。如石一枫《入魂枪》的网游题材，呈现丰富的时代性。又如《宝水》《野望》用乡村题材呈现时代之变，以此建构文学的“乡村梦”。《野望》以二十四节气结构小说，体现出作品对传统文化的通续承接；《宝水》的章节也以方言民俗为题，地方性的山川风物和节庆民俗充满生趣。第二，以地方性叙事守持灵魂家园和民族精神。如《秦岭记》《仪凤之门》《金墟》《拖神》等，《拖神》很独特，散发着浓郁的岭南文化，借助魔幻现实主义的“人鬼神”视角，描写潮汕平原人神共处，南方的风情，南方的色彩，尤其现实生活与民风习俗、历史神话的相融互文，呈现出既野气横生又秘神魔幻，扑朔迷离又蓬蓬勃勃的艺术形态。第三，在大俗大雅的书写中，呈现历史深刻的丰富性和审美的诗意，前者如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徐贵祥的《琴声飞过旷野》，后者如《镜中》可谓刀剑与莲花相融，是文学的意象和诗意。第四，女作家更为自觉地思考女性在大时代大变局的人生命运。无论是写《宝水》的乔叶、《野望》的付秀莹，还是王安忆、魏微、徐坤、叶弥、李凤群等都以自己女性的声音，深情讲述普通女性的生活和女性生命的价值，以日常生活与时代变迁相互成就的方式，书写中国普通女性的史诗。
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主编
2022年是长篇小说出版大年，数量质量都较为可观。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来的特点，我以为有以下几点。第一，更加强调地方性探索和地方性色彩。很多作品都努力探索各自地域的文化历史，表现独特的地方精神风貌。如《秦岭记》《拖神》《燕食记》《金墟》《凉州十八拍》等，都具有较强的地方色彩意识，在多方面、多角度展现地方文化个性。这使近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强烈的地方差异性特点，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趋向。
第二，自觉的艺术探索和创新意识。比如一些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如《千里江山图》《乌江引》，在艺术表现上与以往同类题材小说相比有明显的突破，探索意识很强。同样，在家族小说上，《家山》《拖神》等都注意融入地方文化，艺术表现也有探索性。至于《烟霞里》《不老》《金色河流》等作品，或者是融入了一定的浪漫主义气息，或者是将个人精神与时代精神相交织，艺术上都具有创新性。
另外还有第三点，这是我觉得稍感遗憾的地方，就是直面现实、揭示现实问题的作品不够多。我们时代需要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需要文学对现实当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重大事件发声，提出独立思考，甚至是批评性意见。它不是简单呼应现实、歌颂现实，而是要有文学自己的独立思考，更好地关注和促进社会发展。这一年的长篇小说中，非现实的、个人化的作品比较多，现实主义作品比较少。时代对文学、对作家有很高的期待，很希望在来年能够读到优秀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作品。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022年度是个长篇年，茅奖这一激励机制促使作家们的积累爆发出来。2022年的小说，普遍体量较大，如《白洋淀上》《家山》等，处理历史、处理现实时，着重表现厚、重、大、开阔的内容，体现出作家想总摄历史、总摄现实的勇气和激情。而作家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回望历史时，需要找到这个时代变的事物和不变的事物，也就是如何突破对事物、对历史、对现实认知的价值判断、价值取向。因为价值判断决定了叙述伦理，而叙述伦理决定了文本的价值。如贾平凹的《秦岭记》和他的“商州”系列相比，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寻找自己的“根”，是发生了认识上的变化，是对自我的一次革命和更新。《不老》的作者叶弥的“浪漫”带有革命性，反映了叶弥对于处理生活、处理历史、处理现实的认知。总而言之，作品的叙述视角，取决于作家的哲学观和审美观。
作家进入事物细部进行修辞，体现着作家的价值取向、思想境界和格局，所以作家写作是试图捕捉到真正事物本身的“原生态”，这对作家创作水准，包括时代整体创作水平是非常重要的。
《新华文摘》编审
盘点2022年度长篇小说创作，有三点印象：首先，在题材上，村庄史、乡镇史和城市史成为写作热点，地方性叙事再现文学魅力。一村一镇一城的历史探寻和书写过程，也是一次文化寻根之旅。八十年代影响巨大的“寻根文学”思潮，所寻之“根”是抽象的文化之“根”。而现在，我们真正地寻找属于自己个人的、家族的，抑或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城市的生命之“根”、文化之“根”，“寻根文学”真正落地了，我们也因此更真切地获得了对一方文化理性检视与传承赓续的能力。
其次，在写作上，虚构与非虚构融合，历史与现实呈现出更为有效的对接。以乔叶的《宝水》为例，作家把自己放进创作中，乔叶以外来者视角、第一人称书写宝水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变化和作家对故乡归去来的情感历程，一方面拓展了现实力度，扩大了表现容量，呈现比较可信的叙述语调；另一方面，这样的书写展现作家的所思所感与心境，读者更容易进入文本，与作者共情。熊育群的《金墟》写开平赤坎古镇百年历史与当下的重生，是在其散文《双族之城》上的再次出发，作者声称“抹去了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依然以关氏和司徒氏两大家族的传奇故事为主脉，使小说既有现实的根基又能自由出入历史与想象。
再次，叙事语言持续不断的探索与创新，给文本带来陌生化的效果。先锋文学做过不少语言实验，现在语言实验依然在持续进行中。今年长篇小说在语言探索上最令我惊奇的是刘亮程的《本巴》，刘亮程一反自己此前精心雕琢的哲理化诗性语言，重新回到小说的起源，回到讲故事的传统，从“看”的语言回到“听”的语言，回到英雄史诗《江格尔》吟唱的口语时代，喷薄而出的口语有着自动生成的流畅感与优美的节奏感、韵律感，非常迷人。而更多的作家在地方性叙事中发掘方言的势能，如《宝水》《金墟》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厚圃的《拖神》，除了潮汕方言的大量运用，在描写相应历史时期时，历史语言的运用也非常准确精到，无疑厚圃在这方面是下了功夫的。这些都体现出作家在文本语言上可喜的探索。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2022年是长篇小说的大年，众多实力派作家都推出了长篇新作。尤其是在年底，长篇几乎出现了集中出版的情形。从我个人的阅读情况来看，近两年的长篇小说在整体上确实有不小的进步，对历史或现实的关注尤显突出，但还是缺乏具有经典意味且耐人寻味的厚重之作。
首先是作家对宏观性历史或现实的关注。大量的长篇，要么立足于平凡的个人，要么立足于普通的家庭，通过个人或家庭的历时性变迁，映射历史或现实的变化。在历史书写方面，像《千里江山图》《金墟》《家山》《乌江引》《平安批》《仪凤之门》等，都是面对特定的历史视域，围绕某些特定的、具有文化辐射力的重要事件，演绎作家对历史的看法。在现实书写方面，如《拖神》《野望》《宝水》《不老》《烟霞里》《镜中》《入魂枪》等，也都是聚焦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变迁，通过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传达作家对于乡村、都市或人性的某些思考。
其次是作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审视。近年来，有些长篇小说，从及物性的层面，聚焦于某些特定的物象，试图探讨并重构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像《拖神》《燕食记》《一把刀，千个字》《直溪》等，都是立足于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事象，通过家族或人物命运的变迁，呈现作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现代历史情境中的特殊魅力，带有某种“后寻根文学”的特点。这些小说之所以重要，在于作家们撇开了早期寻根小说的抽象化、理念化特点，充分调动具象化的事物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并将它们融入人物的日常生命之中，与人物的命运甚至家族的兴衰形成共振，由此传达作家对于现代化甚至全球化境域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
再次是作家对于叙事手法的自由运用。近些年的很多长篇，我们已无法用相对明晰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或魔幻主义之类概念来评析它，也无法用某个现在的理论去诠释它的叙事效果。如《千里江山图》的谍战思维、时空频繁转换、人物的双面处理，既有很强的现代意识，又有某些通俗小说的逻辑。《拖神》对于各种世俗、神魔、文化与历史变迁的互构性处理，也综合了各种复杂的叙事手法。《烟霞里》中编年体、纪传体的结合，非虚构与虚构的交织，在叙事上非常特别。《家山》中的方言、通俗性的传奇与宏大历史的推进，互为表里，十分复杂。《秦岭记》更是一个难以归类的文本，植物、文化与人物，形成了某种需要深度诠释的故事。《入魂枪》则将虚拟现实与真实现实并置起来，让人物穿梭其中，让现代科技、人物心性与时代问题，微妙地掺杂在一起。读这些小说，其实都需要强大的心智较量。
但是，从我的阅读来说，很多长篇都有思想和叙事上的突破，也都有较为丰富的阐释空间，但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不足。有些长篇写得过于任性，甚至带着致命性的缺陷。当然，有探索、有开拓，总比精神慵懒症式的写作要好。
《光明日报》文艺评论部文学评论版主编
我们为什么要看当代小说？每一部好小说，可能就是一个窗口，读者透过这个窗口，来看此时此地、同一时空的作家们如何看待当下生活，以及如何看待我们走过的历史，这体现了文学的一个基础功能，也就是认知功能，也可以说是当代人与人之间一种基于艺术审美的交流与沟通。我觉得这个认知功能是我们阅读当代小说时一个颇有趣味的地方。比如向历史深处回溯的《千里江山图》《乌江引》《戴花》，表现都市生活题材的《入魂枪》《镜中》，表现当下乡土中国深刻变迁的《宝水》，表现传统文化价值的《拖神》，表现美食风味与人生命运关系的《燕食记》，还有以二十四节气来结构作品、“戴着镣铐跳舞”的《野望》，都让我们得以观察历史、时代、人性和命运，让这些“大词”有着故事化、具象化、审美化的诠释。
当下的长篇小说都是大规模、大体量，作家的创作是个持久、艰辛的创造性劳动。只是，如何把“我的故事”变成“我们的故事”，也就是如何实现共情，使之与更广泛的读者建立起内在的联系，这在文化产品供给越来越丰富多元、媒介传播手段越来越便捷的时代环境下，是一个大问题。
编辑：刘雅
二审：王杨
三审：陈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