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书法史》：吴国的篆书

本来这一篇应当把三国吴的篆书和隶书一并读完，但鉴于吴国篆书作品的特殊性，我们把隶书放在后面跟楷、行、草书放在一起另作一篇，这一篇，集中精力说吴国的篆书。

吴国的篆书，代表作品是《天发神谶碑》和《禅国山碑》，即所谓的“巖山神谶”和“国山刻文”。两碑都是吴国末帝孙皓下令刊刻，属庙堂之制，而且同刻于天玺元年（276）。

有意思的是，四年之后（280），号称“天命归吴”的吴国就被西晋所灭，可见立碑、封禅这些活动，并不能维系国运。

两碑刻立，缘于地方官“交致祥瑞”，即地方官不断的献瑞，如果读过《三国志》就会知道，《三嗣主传》一篇记载了太多地方献瑞的记录。这是因为孙皓信巫祝而滥封赏，献瑞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于是地方官就捏造“祥瑞”，孙皓则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笃信巫祝崇信术士的孙皓）

关于《三嗣主传》与这两块碑有关的记录，就是书法史引用的下面这段：

鄱阳言历阳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吴兴阳羡山有空石，长十馀丈，名曰石室，在所表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处至阳羡县，封襌国山。改明年元，大赦，以协石文。

也就是说，鄱阳传言历阳山有石头的纹理形成文字，共有二十字，是“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地方官于是献瑞；又有吴兴阳羡山有一块空心石，长十余丈，名叫“石室”，地方官员上表说这也是祥瑞之物；于是孙皓就派遣兼任司徒董朝、兼任太常周处到阳羡县，将那座山封为“国山”，更改第二年年号，大赦天下，以符合石上文字。

当然，祥瑞是捏造出来的，但孙皓宁可信其有，并认为这是“天发神谶”，于是有了《天发神谶碑》和《禅国山碑》。

先说《天发神谶碑》

《天发神谶碑》在中国书法史上很有名，需要多说两句。

《天发神谶碑》在宋朝时已经断裂，金石家们称之为《吴天玺元年断碑》，因为立于巖山，于是又称为《巖山纪功碑》，又因石断为三，俗称“三段碑”、“三击碑”（一说是分刻于三段石碑上）；又因为它是吴国的纪功碑刻，又被称为《吴纪功碑》，你看，晚清赵之谦刻“丁文蔚”一印时（这方印在篆刻史上很有名，齐白石因受此启发而开宗立派），边款里就写道：“类吴纪功碑”，指的就是《天发神谶碑》。

（赵之谦和他的“丁文蔚”印及边款）

《天发神谶碑》于清嘉庆十年（1805）毁于火，传世最佳拓本为宋拓本，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我们可以先看一种拓本：

（《天发神谶碑》拓本局部）

是的，《天发神谶碑》的篆书很特别，与传统的篆书完全不类。

它的用笔打破了圆笔引书的规范，起笔处大多书刻成方形（有点像《张迁碑》），转折处方锐刺目，如斩钉截铁；长横画的起笔，向下纵截成魏国隶书常见的“折刀头”状。这些具有粗重感的方笔形态，常带弧势，不是一味的平直。一些对称的纵向长笔画（比如“而”），由方粗而圆细，略有相背的分张之态，纵画下端呈悬针状的垂脚，很像“钉头鼠尾”。

宋代黄伯思（宋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品评《天发神谶碑》，称其“若篆若隶，字势雄伟”；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大赞《天发神谶碑》“奇传”，杨守敬发出“真奇作也”的感叹。

（杨守敬像）

以马宗霍先生的评价最为详尽：

以秦隶之方，参周篆之圆；势险而局宽，锋廉而韵厚；将陷复出，若郁还伸。此则东都诸石，犹当逊其瑰伟。即此偏师，中以陵轹上国，徒以壁垒太峻，攀者却步，故嗣音者少耳。

实际上，《天发神谶碑》“嗣音”一点也不少，除了上面提到的赵之谦对它的取法，晚清的大书家家吴让之、徐三庚都在《天发神谶碑》上用功甚勤，而齐白石更是以此为法，开创了自家法度，他的篆书、篆刻无不取法《天发神谶碑》而得自家趣味。

（齐白石“持松作寿，与鹤同侪”篆书，松鹤延年图）

《天发神谶碑》的作者肯定不是皇象，因为皇象的生存时代与此碑不符，皇象是公元二世纪后期人，而《天发神谶碑》刻于公元三世纪70年代。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确认它的作者，只能推测，《天发神谶碑》的书写者，当是当时善书的朝臣。

再说《禅国山碑》

《禅国山碑》是封禅刻石。

封禅是帝王祭告天地的盛典，自古以来在泰山举行，即所谓的“入鲁封禅”。在泰山上筑坛祭天称为“封”，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场祭地称为“禅”。三国时代，只有孙皓做过“封禅”的事，只不过，他不是在泰山“封禅”的（他也不可能到泰山去）。

孙皓封禅是在江南的阳羡国山（今江苏宜兴），此地距建邺不远，但尽管如此，孙皓也没有亲临，而是派大臣代劳。

立碑的小山名董山，如碑文所称：“先行禅礼，纪勒天命，送于中兴国山之阴，告祭刊石”，因此称为《禅国山碑》。

（《禅国山碑》）

《禅国山碑》也叫《封禅国山碑》《天纪碑》，因为形状与通常碑石不同，它“微圆而椭”，如米囤，又叫“团碑”“囤碑”。

一般认为，《禅国山碑》的作者是苏建。因为据说碑末有“中书东观令史立信中郎将臣苏建书”字样。

《禅国山碑》的篆书不杂隶式，结字宽博，体方而笔圆；笔画不仅圆，而且厚实还有长短向背的错落姿态。其笔势的浑劲，近似魏篆《上尊号碑》碑额，但笔画的结构安排不如《上尊号碑》碑额那样严整对称。

（《禅国山碑》拓本）

比起《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篆法可谓秦汉篆书在江南的正脉之传，杨守敬说“玩其笔法，即未必追踪秦相（即李斯），亦断非后代所及。”马宗霍则称赏它“质健为妍，自成孤赏。”康有为评价《禅国山碑》为“雅健”之作，并把它与《天发神谶碑》并称，认为都是“笔力伟健冠古今”的奇作。

最后说砖文篆书

前面的文章说过，吴国的书风守旧，因此，吴士书家好作篆，甚至下层的工匠作砖文字模也用篆书。而且这些篆书的风格丰富多样，如图：

（吴国篆书砖拓本）

上图所列，《宝鼎三年吴兴乌程所立灵砖》篆法规矩，字方势圆，字形有大有小，视笔画的繁简和结构而定，以求空白的匀称，简直就是放大的条形印章，但其中的“年”“立”显然是隶书的结构。

《天纪元年太岁丁酉砖》字形大小不一，有直笔也有曲笔，纵向笔画长于横向笔画，字距较大，显得疏朗，其中的“年”字显然也是隶式。而另两方砖文中的篆书多奇字，如“月”“范”“年”“造”。可见，在吴国出现《天发神谶碑》那样怪异的篆书，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作品，也绝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产生它的“精神气候”以及广泛的社会基础，那就是吴国朝野上下流行的好奇字尚异态的书法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