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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世南与孔子神交，源自虞帝师的传世法书法《孔子庙堂碑》。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皇帝李渊下诏立孔子第33代孙孔德伦为褒圣侯，并诏命重修孔子庙堂。此事在政教和文教上皆意义重大，需要立碑纪念。虞世南是当时公认的最有儒家君子之风的名臣，又文章与书法兼擅，于是，撰文和书碑的任务自然就交到了他的身上。虞世南不负重托，相当出色地完成了《孔子庙堂碑》的撰文和书碑任务，宫廷里也派出最优秀的刻工进行刊刻。 可是就在此碑即将立碑落成之际，玄武门事变发生，唐高祖（618—626年）时期的建设项目全面停工整顿，《孔子庙堂碑》也歇着了。七年之后，唐太宗重新明确，诏许《孔子庙堂碑》立碑。 作为一个跨越了武德（618—626年）、贞观（627—649年）两个时代的文化项目，《孔子庙堂碑》在初唐的文化意义远不仅仅是书法上的，它还是这一时期书法为政治服务的又一个典型案例。 李渊、李世民父子出身于关陇将门，对于儒学原本没什么兴趣，但是，唐王朝建立以后，他们逐渐意识到以文德治天下的重要性，于是华丽转身，开始大力提倡儒学。 武德三年（620年），唐高祖令国子学立周公庙、孔子庙各一所，且四时祭祀礼敬。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又令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与之同享最高规格的祭祀。到了武德九年（626年），唐高宗最重大的尊儒举措就是重修孔庙，立孔子后代孔德伦为褒圣侯这件事了。 唐太宗即位之后，接过了父亲的大旗，将尊儒进行到底。不过，他也做出了一项重大的改革，即把武德时期的周、孔并尊改成了独尊孔子。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诏令专门设置孔子庙堂，罢周公，且升孔子为先圣，以孔子弟子颜回为先师。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又诏令全国各州县都要设置孔庙。 贞观七年（633年），虞世南七年前撰文并书写的《孔子庙堂碑》正式立碑落成。这块纪念碑堪称有唐一代政教的第一碑。 可是，这块名声显赫的唐碑名品实在是命运多舛。等立碑等了七年，刚立起来，又莫名其妙地遭了一场火灾，结果被焚毁了。不幸中的万幸是，唐太宗曾命宫廷拓工拓制了数十本此碑的拓本，作为贵重礼品赐予亲信大臣。多亏了这些拓本，《孔子庙堂碑》形虽灭而神犹在。 在中国，对于碑刻铭文的摹拓技术，最晚在6世纪时就已经出现了。摹拓时，拓工用一种轻质胶水将纸张附着在碑面上，进而用一种小刷子轻轻敲打纸面，使之嵌入碑面上的每一个字划凹痕里。然后用一种内裹墨汁的“墨包”轻轻地拍打纸面，整个儿上完墨后，纸揭取下来，就是一张拓好的拓片了。 就是依照着唐太宗时期传下来的拓本，许多年后，武周长安三年（703年），女皇武则天命相王李旦主持翻刻了《孔子庙堂碑》。李旦一生沉浮不定，曾经当过皇帝，结果被母亲武则天给废了。此时他是相王，日后又重新当上了皇帝，这是后话。当时李旦主持翻刻的《孔子庙堂碑》同样是命运多舛，复制了原碑的遭遇，也莫名其妙地遭了一场火灾，也被焚毁了。不幸中的万幸是，它还有拓本传世，《孔子庙堂碑》的这个翻刻本也是形虽灭而神犹在。 到了北宋初年，《孔子庙堂碑》原石的拓本已经失传了。有个叫王彦超的人依照着李旦翻刻本的拓本，请了个叫安祚的刻工刊刻，再建了《孔子庙堂碑》。谢天谢地，火灾总算没有第三次找上门来，这块再次翻刻的《孔子庙堂碑》现在依然完好地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 虞世南写的碑能让人忘记石头的存在，他的书法没有一般碑刻书法的那种庄严感，也就是没有所谓“碑味”。这样的另类碑刻书法，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最好先来了解一点南北朝书法的概况。 南北朝书法的基本格局，一言以蔽之——“北碑南帖”。北朝的书法长于正体碑刻，南朝的书法长于行草尺牍。 墓碑是碑刻的大宗。中国为死者立碑的风气，是从东汉兴盛起来的，写碑的任务一般由专门的书吏来完成。三国的时候，曹操为了杜绝厚葬的奢靡之风，下过禁碑令；后来两晋时期，统治者出于各种目的，也屡下禁碑令。而以门阀世家和文人士大夫为主要成员的书家群体，也普遍习惯了纸墨怡情、尺牍挥洒的书写方式，大多不屑于像东汉时的书吏那样直接在石头上写字。这种书法格局在南朝延续了下来，因此其有“南帖”之名。 而在北朝，历代统治者均未有禁碑之举，北魏孝文帝还倡导立碑，尤其是立墓碑之外的纪念碑。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时，途经比干之墓。比干是殷商末年的忠臣，他因强谏暴虐的纣王而被杀害了。孝文帝有感而发，亲自为比干写了一篇吊文，且树碑而刊之。次年，他又诏令在现在的山东兖州为孔子修葺墓园，建立碑铭，以褒扬其圣德。北朝立碑风气之盛，比之于东汉，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虞世南出身于南朝浙江余姚的一个名门望族，在书法方面，接受的是非常纯正的“南帖”传统。入隋以后，他又拜师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禅师门下，继续在“南帖”的传统中深造，而这与北朝碑刻的传统一直都是不太搭界的。所以表面看上去，虞世南是书写《孔子庙堂碑》的不二之选；可实际上，对他来说，这是要做一件自己特别不熟悉的事情，这个任务相当棘手。 此时，虞世南心静如水的气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君子坦荡荡，既然没有接受过写碑的正规训练，也不擅长表现所谓“碑味”，那就怎么舒服怎么写，静下心来，凝神定气地从容去写。结果无心插柳柳成荫，南帖风味的《孔子庙堂碑》云淡风轻，写出了一种相当美妙的内在松弛感，这种以帖写碑的手法竟然取得了意料之外的巨大成功。 中唐的贾耽有一首诗《赋虞书歌》，这样赞美了虞书和《孔子庙堂碑》：“众书之中虞书巧，体法自然归大道。须知孔子庙堂碑，便是青箱中至宝。”贾耽说，在各家各派的法帖当中，虞书之巧妙是非常突出的，其特色就在于道法自然。“青箱”是收藏书籍字画的箱子，在贾耽看来，《孔子庙堂碑》是书画百宝箱中的宝贝中的宝贝——至尊宝。 虞世南处世圆融，强调一切都出之自然。练字也有他的自然之法。每晚睡觉之前，虞世南总要有一个小小的入睡仪式。他以手指代笔，以肚皮代纸，手指画肚皮，练字练到睡，这是他独创的写字按摩入睡法。书法在虞世南这里，其实已经成了一种精神按摩法，一种修心养性之道。 虞世南64岁入唐，81岁去世，整个晚年的“夕阳红”，由于唐太宗的知遇，过得温馨又从容，与他一起入唐的另一位书法大家欧阳询，65岁入唐，85岁去世，同样得享高寿，可是他的晚年时光却充满了烦恼。那么，晚年的欧阳询究竟遭遇了怎样的人生坎坷呢？敬请继续关注，明日再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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