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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堂会审：讳莫如深的“刺马”案司法程序 在第一次正面进攻中，明火执杖的太后败给了静水流深的曾国藩，赔了马新贻又折兵。但是，曾国藩也不能称之为赢家，因为这一仗，同样暴露了曾氏的政治底牌。不管马新贻出于何种情形被刺，作为湘军统帅的曾国藩都难辞其咎。 刺杀朝廷钦定的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视同于谋反。这个罪名，曾国藩敢认吗？他不敢。太后敢给曾氏定吗？她同样不敢。  于是，朝廷与湘系，在一种难以言喻的微妙之中，竟然又达成了默契。 这种默契，就是在不打破当前政治平衡的前提下，给朝野和天下人一个交代。马新贻的死，是一场令人悲痛的意外，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高度学习马新贻的先进事迹，弘扬马新贻的伟大精神，继承马新贻的未竟事业……人已经死了，事情就到此为止吧，任何势力和个人，都不得以阴谋论揣度“刺马”案，并试图掀起新的政治风波，从而别有用心地将太后和曾中堂再度卷入旋涡逼到对立面。 当然，正常的司法程序还是要走的，毕竟人命大于天，国朝向来命案必破，何况是封疆大吏堂堂二品大员。朝廷降下谕旨：着江宁将军魁玉、江宁布政使孙衣言、江南盐法道兼营务处总办袁保庆即刻办理“刺马”一案，会审刺客张汶祥。 江宁将军魁玉是满人，自然站在朝廷一边，严格遵照太后懿旨，在意外事故的前提下给会审工作进行定性。但孙衣言和袁保庆不干了，这两人都是马新贻的铁杆马仔，铆足了劲要给自己的领导讨个公道。三位会审官甫一开始就分裂成两派，魁玉虽然是主审，但人数上1:2又处于劣势，这种情形之下，刺客张汶祥的招供倾向就很重要了。  然而这个张汶祥显然有备而来，是块硬骨头，除了招供自己的名字，其他一概不说，随便你怎么威逼利诱。武人出身的魁玉性格比较暴躁，搂不住火就要将张汶祥大刑伺候，但是孙衣言袁保庆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万一上刑之后张汶祥死了，那“刺马”的真凶就永远藏匿，马新贻之死岂不永难昭雪？你魁玉如此草菅人命，难保不是受人唆使别有用心。身为主审官的魁玉无法接受这样的质疑和挑衅，跳起来一脚踹翻了身前的案几，孙袁二人又岂肯示弱，顺势也跳了起来。戴着镣铐的受审人张汶祥，就这样呆呆地望着眼前三位会审官扭打成一团。 第一次会审就在一种类似闹剧的分歧中结束。这三位负责审案的仁兄，好歹也是当朝司局级以上官员，是有身份的人，啥线索都没查出来，自己却打了个鼻青脸肿，实在有失体统。太后愠怒，发五百里加急上谕，调漕运总督张之万“驰援江宁，会同熬审”。张之万就是后来声名显赫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堂兄，哥俩堪称大清政坛不倒翁，以精于世故而著称。张之万比泥鳅还滑，绝不肯趟这滩浑水，于是给自己定了个三不原则：“不用刑、不结案、不负责”。  这桩命案的经过并不复杂，但是江宁城的形势却很复杂。按照本朝法度，总督出巡的安保级别有严格制度，街道执行肃静和回避，张汶祥何以在亲兵卫队的森严拱卫之下，像杀只鸡一样就把马新贻给杀了？得手之后，为何不逃窜，反而在现场喊口号，这哪里是行刺，分明像行刑，是赤裸裸的示威！而整个案发期间，本该随侍马新贻左右负责安保工作的两江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居然全程不在现场，据喻本人供述，当日因事在校场耽搁一刻钟，但张之万翻看了喻吉三的档案，发现其出身湘系。看到这里张之万没有说话，若无其事地合上卷宗，抬眼扫视持刀侧立门外的两江督标卫兵，他有一种感觉，这个案子再审下去，自己恐怕不能活着离开江宁，从而变成第二个马新贻。 本着“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的原则，张之万开始绞尽脑汁体察圣意。太后让他来“会同熬审”，这个“熬”字很讲究力道，火候不到，众口难调，火候大了，事情就焦。 那圣意就是，“刺马”案必须拿出令各方都能接受的审讯结论，但一定要替曾氏把屁股擦干净，不允许湘系牵扯其中。掌握了这个大方向之后，张之万就带领几位会审官，像熬鹰一样开始熬审张汶祥。而这个张汶祥分明不是普通百姓，只消几个眼色几句话就对张之万的意图心领神会，一改之前“打死也不说”的态度，开始主动配合提供材料。  到底姜还是老的辣，张之万的办案水平令魁玉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人呐，还是要多读书才能替朝廷办好差事。第二次会审终于在案情上取得重大突破，张汶祥行刺动机把握得非常精准。 首先、张汶祥原籍河南（不是你们想象的湖南），最早在江苏一带以海盗为生，因马新贻严厉捕杀，其同伙多丧其手，自己也因此失业，故一直怀恨在心。 其次、张汶祥失业之后，创办了一家“小微企业”的高利贷公司，时日不久，又为马新贻所取缔，经济上彻底陷入困顿。 其三、张汶祥的妻子和一个叫吴炳燮的人通奸，两人通过手段巧妙霸占了张汶祥唯一的房子和存款。张汶祥到总督府申冤，但马新贻态度不好，把他踢皮球到江宁府，江宁府又办事不公，最终导致张汶祥人财两空。 最后，彻底陷入赤贫的张汶祥，认为一切责任都在马新贻，是马新贻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走投无路的他最终选择刺马泄愤。  张之万满面春风地整理好卷宗，以四百里加急递交朝廷，接下来，他就只等候旨销差了。如果不是碍于主审官的身份，他简直要走下堂来，紧紧握住张汶祥的双手，用力摇晃地说到，同志，辛苦了。 然而卷宗递到朝廷之后，却惹得太后勃然大怒，即发谕旨斥责张之万糊涂官判断葫芦案。张之万真是彻底糊涂了，圣意究欲何为？都说女人心海底针，连官场老油子张之万都摸不准太后的脉，那么下面，就只有请曾大人亲自出诊了。朝廷传旨，着直隶总督曾国藩即刻署理两江，督审“刺马”一案。 曾大人自感瓜田李下，势同骑虎，于是上表称病推辞。朝廷并不理会，再下谕旨，着刑部尚书郑敦谨即刻南下江宁，协助曾国藩进行第三次会审。国朝首席刑侦专家郑敦谨素有铁面判官之称，办案只认证据天王老子都不认，这两封谕旨先后发出，立刻引得朝议沸腾，一场好戏俨然进入高潮。 不是说好内部处理吗？曾大人再也坐不住了，病体也好了，即刻动身进京觐见太后。  同治九年（1870年）十二月初，紫禁城大雪纷飞，养心殿东暖阁依旧春意盎然，太后轻启兰指，不经意地翻开张之万递上来的卷宗。 对曾说，马新贻这事岂不稀奇？ 曾答，这事很奇。 太后又说，马新贻办事很好。 曾答，他办事精细平和。 太后又问，丁日昌办事如何？ 曾答，臣赴两江可秉明。 寥寥数语，不冷不热，不痛不痒，看似什么都没说，却又什么都说了。朝廷和湘系，围绕“刺马”案所展开的一场政治交易最终谈妥价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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