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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快车谋杀案》电影剧照 我年轻时是狂热的推理小说迷，从《四签名》到《东方快车谋杀案》，从《孤岛之鬼》到《嫌疑人X的献身》，至少看过一千本以上。 十一岁那年自己第一次尝试写小说，就是一个侦破故事，题目叫《穿过02案件的迷雾》，写了厚厚一叠稿纸。亲友们纷纷表示拍案惊奇，四处传阅，最后片纸无存。 中国古时候没有专门的推理小说，类似《龙图公案》、《施公案》、《彭公案》之类的公案小说中有些段落具有推理探案的性质，但不算严密，又经常掺入鬼神、武侠之类的超自然情节，合理性大打折扣。 民国时期作家程小青先生著有《霍桑探案集》，以旧上海为背景，虽有较重的模仿西方推理小说的痕迹，但文笔干净流畅，情节曲折，描摹世态人情鲜活灵动，很值得一读。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有时也包含悬疑推理的桥段，比如《射雕英雄传》中黄蓉揭露欧阳锋、杨康杀害江南五怪的过程，《雪山飞狐》通过众人之口还原当年胡苗之战和田归农死亡的真相，写得丝丝入扣，精彩之极。 荷兰现代汉学家高佩罗（Robert Hans van Gulik）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完成的《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是经典的悬疑侦探小说，但几乎完全出于虚构，并非狄仁杰本人的实际事迹，虽然故事中融入很多中国文化元素，但基本格调仍是典型的欧洲气味。
埃德加·爱伦坡 19世纪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一生写过几十篇短篇小说，其中五篇属于推理性质，1841年发表的《莫格街凶杀案》更是被誉为现代推理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中的主人公杜宾并不是职业侦探，与朋友同住巴黎，偶然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新闻，说莫格街有一对母女离奇被杀，便自行前往侦查，最后成功破案。 传说爱伦坡本人有极高的推理智慧，当时每逢社会上发生重大杀人案，报纸都会连篇累牍报道案件进展，爱伦坡并未去过现场，也没有警方内部消息，仅凭报上的公开报道就能大致推断其中的隐情，并屡次被之后的侦破所证实——很显然，杜宾就是他本尊的化身。 日本推理小说非常发达，地位仿佛中国的武侠小说，几十年来大师辈出，江户川乱步、松本清张、西村京太郎、水上勉、夏树静子、岛田庄司、绫辻行人、东野圭吾，各有名篇佳作，脍炙人口。其中江户川乱步被视为日本推理小说之父，在他60周岁那年设立“江户川乱步赏”作为推理小说创作的最高荣誉，获奖者除了得到奖金之外，还颁发一尊福尔摩斯雕像。 2 柯南道尔
柯南道尔与福尔摩斯雕像 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推理小说《福尔摩斯探案》的作者是英国作家亚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其本人和书中人物华生一样，原是一名医生，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因为行医不太顺利而开始写作，被后世尊为“探圣”。 关于这位作家有一个很好玩的轶事可以讲一下。 有一次柯南道尔在法国旅行，从马赛乘火车到巴黎，出了车站，随手招来一辆出租马车，刚把手里的箱子放进车里，马车夫就热情地说：“柯南道尔先生，欢迎来到巴黎，您去哪里？” 柯南道尔大惊失色，问他怎么会认识自己。 马车夫回答说：“我前一阵子看到报纸上说推理小说家兼医生柯南道尔先生最近正在法国南部海滩度假，不日即将访问巴黎。刚才那趟火车正是从南方过来的。您这身衣服比较庄重，看上去明显是英国人的装扮，不是法国当下的流行式样。您皮肤偏黑，大概不久前在炎热的地方晒过太阳。您眼光锐利，行动敏捷，身手很像一个外科医生。而且，您右手中指上被墨水染了一小块黑色，说明您很可能经常写作。根据以上蛛丝马迹，我推断您就是柯南道尔先生。” 柯南道尔听完，非常佩服，赞扬说：“了不起，你的推理水平都快赶上福尔摩斯啦。” 马车夫不好意思地说：“其实还有最后一个证据完全坐实了我的猜想——您的箱子上挂着'亚瑟·柯南道尔’的姓名标签。” 我现在年纪大了，对推理小说的瘾头没有以前那样重，但是慢慢养成一个习惯，喜欢和爱伦坡和巴黎那位马车夫一样，玩类似福尔摩斯冥想的推理游戏，每逢候机或乘车，听到旁边陌生人的只言片语，便努力推断其具体身份和来去行踪，准确与否无从验证，只能自得其乐。 前面拉拉杂杂说了一堆，只是一个引子。其实我真正想说的主题是：学术研究经常会遇到各种悬疑，解决过程有时候也很像推理破案——多年来支撑自己写论文的最大动力，正是这种当学术侦探的奇妙感觉。 清代乾嘉学派精于考据，被誉为“老吏断狱”，就是好比古代有经验的捕头办案，讲究论据扎实，逻辑严谨。现代很多学科也需要做考证工作，包括建筑历史研究在内，经常通过现场调查和文献阅读搜集各种资料，还可能辅以科学检测手段来获取更准确的信息，相互映证，条分缕析，层层推断，排除假象，最后破解真相，整个过程就像推理小说一样紧张有趣。 我当年考证北京可园主人的经过，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子。 3 可园疑云
可园敞轩 可园位于北京帽儿胡同9号院位置，东边就是现在非常热闹的南锣鼓巷。这条胡同本身的长度不到600米，里面坐落着好几座达官贵人的宅邸。可园是一座私家花园，由四合院改建而来，仍保留原有的中轴线，主体部分占地面积大约4亩，分为前后两个院子，前院以一汪曲池为中心，后院堆筑蜿蜒玲珑的假山，院北各设五间厅堂，东侧有一条长达80米的游廊纵贯南北，把四座造型各异的亭榭连接在一起，咫尺之间山水花木、厅馆轩台诸景皆备，俨然可观。 新中国成立后可园曾经做过朝鲜驻华大使馆，后来一直是中央领导人的住所，保卫严密，从不开放。十几年前因为偶然的机缘，我曾经带领一个班的学生为可园做过测绘，在里面呆了好几天。
可园六角亭 测绘之余，在园子里随便闲逛，发现前院有一块石碑，上面镌有两个隶书大字“可园”和一篇楷书园记，落款是“咸丰十一年岁次辛酉孟夏 第三侄男 志和谨记”。仔细读了一遍，原来这位名叫志和的人是可园主人的侄儿，亲受嘱托，特意写下这篇园记刻在碑上。
可园石碑 碑记中没有明说园主的姓名，只是称他为“叔父”，说他先在西曹和监司任职，然后出任“方伯”（地方长官的尊称），都以廉洁而闻名。接着遇到战争，去江南掌管北方部队的“兵糈”（粮食后勤工作），几年间踏踏实实办差，很受皇帝嘉奖，得以晋升为封疆大吏（总督、巡抚之类的省级官员）。咸丰十一年（1861年），此人拿出半生积蓄，在老家北京建造了这座花园，留待日后退休回来居住。取《论语》中善营居室的卫公子荆“苟合苟完”的典故，起名叫“可园”，意思是“基本可以”，不求完备，只求简简单单，能看能逛就行。 那么，这位可园的主人到底是谁呢？ 那会儿互联网还比较荒凉，找不到任何有用的讯息。去图书馆查了一下，很少有书提到过这个冷僻的园子。只有一本建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园林艺术》有记载，说可园主人名叫荣源，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婉容之父，曾经担任内务府大臣。 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可疑，因为印象中荣源的生活年代和官职情况明显与碑记不符。记得以前读过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1950年荣源尚与他一起在抚顺关押改造，不可能在89年前就为官多年并且构筑一座这样的园林。
溥仪著《我的前半生》 去图书馆重新翻了一下《我的前半生》，在第406页找到这段文字，记忆无误。再查荣源生平，原来他出生于光绪十年（1884年），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生（原来是北大校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才开始做官，而这时候可园已经建成41年了，当然不可能是他所造。 那么可园最初的主人会不会是荣源的祖上，后来传给他呢？这个可能性也不存在。荣源是达斡尔族，满洲正白旗，家庭出身不高，没有任何先人做过总督、巡抚之类高官的记载。 4 水落石出 带着满腹悬疑，先采访一下帽儿胡同的左右街坊，寻找口碑史料。一位在附近住了几十年的大爷告诉我：荣源家以前确实住在帽儿胡同，但不是9号，而是西边的35号和37号。询问东城区文物局，也得到肯定答复，35、37号两个院子已经被确定为婉容故居，属于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原来《中国园林艺术》的说法是弄混了。但是再问可园是谁家的，大爷和东城区文物局都含含糊糊说不清楚。 只能继续翻书，看看晚清时期的帽儿胡同还住过什么大官。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功夫不负有心人，找到一本崇彝所著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讲述清代后期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许多野史趣闻，还记录了许多京官在城里的住址。翻到第100页，发现上面明明白白写着一条：“大学士文煜，住帽儿胡同。”大喜过望。可园主人很有可能是这个叫“文煜”的人，但记载太过简略，生活年代没有交待清楚，“大学士”这个官职也与碑记对不上。还需要其他证据。
《清史稿》 接着查《清史稿》。第三百八十八卷有《文煜传》，说此人是满洲正蓝旗人，费莫氏，字星岩，仕宦生涯非常复杂，光绪年间做到武英殿大学士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前半生：先由太学生（国子监生）授太常库使，历任刑部侍郎、直隶霸昌道、四川按察使。咸丰三年（1853年）升江宁布政使，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烽烟四起，文煜追随钦差大臣琦善办理江北大营事务。咸丰七年（1857年）任江苏布政使，主管江南大营粮台，为清军筹措粮草。后来又调任直隶布政使，继而出任山东巡抚，咸丰十一年（1861年）晋升为直隶总督。 这段履历中的官职升迁情况、时间节点与可园碑记相对隐晦的文字几乎完全吻合——原来碑记中所说的“方伯”就是四川按察使，所主管的“兵糈”就是江南大营的粮台，而“封疆大吏”指的是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 由此基本可以证明，这位建造可园的大官就是文煜。 同时还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旁证——可园碑记作者说自己是园主的三侄，叫志和，而《清史稿》记载文煜有一个儿子，叫志颜。这两个人的名字中都含有“志”字，显然是同辈排行的堂兄弟。
可园外墙上的文物保护单位标志 事情还没完。几个月后，因其他事情去拜访故宫著名的清史专家朱家溍先生，闲聊中老先生随口告诉我，他小时候全家曾经住在帽儿胡同可园旁边的11号院。这个院子和可园都是清朝大臣文煜的产业，其后代败落，靠出租祖产为生。朱先生家的房东就是文煜的重孙，亲耳听他讲过园子的历史掌故。 由此尘埃落定，悬疑破解，可园的主人完全可以证实了。我后来把这段考证写进论文《北京可园》，发表在《建筑师》杂志上。
《翁同龢日记》稿本 时间又过去五六年，有一次偶然翻阅清末重臣翁同龢厚厚的六大册日记，突然看到这么一条记载：“光绪四年七月十三日，午赴文星岩之招，观所谓可园者，树石皆可，京城中名园矣。”意思是说他在这一天中午应同僚文星岩的邀请，去他家的可园做客，发现这座园子里的树木和山石都很不错，堪称“京城名园”。这里所说的“文星岩”，就是文煜——《清史稿》已经告诉我们，“文煜字星岩”。 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就是巴黎那个马车夫，在一番辛苦推理之后，终于看到箱子上“亚瑟·柯南道尔”的名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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