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战分子”钟伟：个性突出，但并不鲁莽 四野故事最多的战将，首推钟伟：个性张扬，桀骜不驯，能打、能骂、能抢，是《亮剑》李云龙的原型之一，被称为中国的巴顿。说他与政委大多搞不好关系，说他一怒之下带着老婆孩子和警员从大别山出走苏北，说他在靠山屯战斗中违抗命令、“调动”了林彪；甚至更玄乎的，说他在青树坪战斗时拔枪顶住兵团副司令员脑袋。但这些故事和传言，笔者查阅很多资料及当事人的回忆文章，有的有事实依据，但明显夸大其辞或演义成份过重；有的更是无中生有，如枪指兵团副司令员脑袋等。今天先说说钟伟与政委的关系问题。 战争年代，政委地位要高于军事主官： 电视剧《亮剑》第2集中的一个情节：上级安排赵刚到独立团当政委。初到独立团时，李云龙对赵刚极其怠慢，说：“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儿好，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你说了算……还有思想政治工作，至于别的，你少操心。”一些人由此联想到钟伟。其实，这段台词，似乎政委只能管管生活，严重脱离事实，也有辱军政干部形象。为什么这样说？ 首先，在战争年代，从红军、抗战到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基本上是军政不分的。军政交替任职的情况非常多，很多政工干部都能打仗。我军很多战将在早期都当过政委，如王震、杨勇、叶飞、杨成武、邓华等。李云龙的另一个原型王近山，在抗战时期还担任过385旅副政委。实际上，钟伟在红军时期担任过团总支书记、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从没做过军事主官；在抗日战争的前半段也是新四军的团政委。也就是说，在1943年之前，钟伟一直是从事政工工作。也就是说，在战争年代，不存在看不起政委一说。 其次，在党史军史上，一直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强调组织原则和集体领导。当年的绝大多数干部，无论是军事主官还是政工干部，组织原则都很强，服从命令听指挥，党叫干啥就干啥，真的没有多少权力欲望。现实中，军事主官与政治关系不好的情况也有，例如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初，685团团长黄永胜与副团长（实际是政委）邓华“搞不好关系”，结果是不到1个月团长黄永胜就被调离。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有工作上的意见分歧，也有个性原因，并非个人恩怨。即使是“搞不好关系”的黄永胜和邓华，延安在1944年8月成立教导2旅时，两人又是搭档，一个是旅长，一个是政委。象李云龙那种作派对待新任政委，在现实中是不可能有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战争年代，政委的地位是高于军事主官的。自秋收起义部队三湾改编、实行“支部建在连上”之后，就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1930年10月中央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1933年11月中革军委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委员工作暂行条例》等，均明确规定了政委的最后决定权。如政委工作条例就明文规定：政委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持时，政委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但必须立刻将争持的详细情形报告上级；在未得上级指示以前，军事指挥员必须依照政委的意见执行，同时军事指挥员有向上级申诉之权。这里所规定的“争持”，是指一切事务，包括军事指挥权，即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军事主官必须听政委的。  与政委搞不好关系，大多是演义： 由于形势的变化，1942年10月，军委对政委暂行条例做了修改：政委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除作战行动由军事指挥员决定之外，其他由政治委员作最后决定，但均须同时报告上级。从这个时候开始，军事上的最后决定权转到了军事主官手中，不再由政委行使，但政委仍负政治上的决定权，尤其是各级干部的组织任命权。也就是说，即使从这以后，政治仍具有除了作战行动以外的最后决定权。 一些文章说钟伟与政委大多搞不好关系，或者说不大看得起政委。例如一些介绍靠山屯战斗的文章中，还特地说“钟伟和政委发生了严重分歧”。 钟伟将军极富个性，不趋炎、不附势，心直口快，心地耿直，作战指挥粗中有细，作风硬，点子也多。很多人都喜欢这样的战将，搬上银屏也很吸引眼球。由于个性比较强，在工作中与政委有不同意见实属正常，那又是个畅所欲言的时代。但从一些回忆文章看，这些工作上的分歧也并不是常态，也没有“与政委搞不好关系”一说。具体到靠山屯战斗，也并没有“钟伟和政委发生了严重分歧”一说。 在东野三下江南战役中，1947年3月10日凌晨2时，奉命东进的2纵5师发现靠山屯东南的永盛功烧锅大院有敌一个加强营。这时，摆在师长钟伟面前的就有2个选择：一是执行东总命令，继续东进；一是先打当面之敌，再东进。对此，钟伟立即召开师党委会议，研究行动计划。会上两种意见发生争论，钟伟等主张打，并说“这一仗坚决要打，打错了砍头砍我的”。最后师党委会决定暂停东进，就地歼灭该敌。随即，钟伟一边布置部队组织进攻，一面向2纵并东总首长报告。2纵司令员接到报告后，认为攻打靠山屯之敌有可能调动敌人出援，创造等打援战机，便立即同意了5师的计划。东部后来也同意了5师的作战计划。 从这一点可以说明：钟伟既是一位敢于负责的军事主官，同时也非常注重组织原则的，攻打靠山屯的决定是提交师党委会集体研究做出的。也就是说，钟伟虽是“好战分子”，个性突出，但并不鲁莽。由此也可以看出，一些文章所说的“钟伟与政委发生了严重分歧”、“谁敢再提走这个字我就枪毙他”等等，都是演义说辞。当然，钟伟作为军事主官，敏锐地发现并抓住战机以及指挥上的灵活机断，是靠山屯战斗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也为后续围点打援创造了条件。为此，东部特地通令嘉奖5师 “这种作战的积极性与机动性值得称赞与发扬” 。 此外，钟伟机断行事的靠山屯战斗，“调动林彪”是真，“违抗命令”不实。 东野三下江南的靠山屯战斗，可能是钟伟所有故事中，被谈论最多的、也是最显示其个性的一次战斗，说是：钟伟对总部电令不予理会，3次违抗命令，最后“调动”了林彪。整个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笔者查阅四野战史及相关参战人员回忆录，发现故事中所描述的并不完全属实，大多是在部分事实基础上的演义。应当说，钟伟指挥的靠山屯战斗，“调动林彪”不假，“违抗命令”不实。今天就来说说这次战斗。  抓住战机，机断行事： 从1946年底开始，东北敌军采取“先南后北”的策略，集中优势兵力，4次进攻我力量偏弱的南满根据地，企图先占南满，再回头对付北满我军。东北民主联军则针锋相对，采取“南守北攻”的战略，先后3次越过松花江南下，主动进攻。 1947年3月2日，二下江南作战结束，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撤回松花江北休整。敌71军87、88师追击我军，于3月7日进至松花江以北。东总随即调动兵力，准备歼灭这股敌军。敌军见势不妙，遂退回江南，至农安、靠山屯一带。对此，东总于3月8日命令1、2、6纵及独立1师三下江南作战。此次南下作战，目标是在运动中歼敌，具体作战对象要根据战场形势而定。这是大的原则。 2纵命令5师先行过江，向靠山屯方向推进，配合1纵等部将敌军堵截在靠山屯以北地区。3月9日下午，5师发现敌88师大部队从靠山屯向德惠方向撤退。钟伟决定停止东进，就地追歼这股逃敌，并在姜家店、王家店地区歼敌1个营。 此时，敌我双方都在运动之中。当时东总判断敌4个团集中在靠山屯，不好打，便改变部署，以部分兵力牵制靠山屯之敌，主力东进大房身地区，准备消灭敌新30师2个团。于是，东总在3月9日16时电令各部队向大房身方向前进。 10日凌晨约2时左右，5师从抓获的俘虏口中得知：敌71军在南撤时，留下其所属的264团2营等部900多人，驻守靠山屯东南的永盛烧锅大院，掩护71军88师主力撤退。对此，5师师长钟伟立即召开师党委会议，研究并决定暂不东进，就地歼灭该敌。随即一边布置进攻，一边将靠山屯敌情和5师部署上报纵队和东总。 围住要点，引来援敌： 2纵司令员刘震接报后，认为攻打靠山屯之敌有可能调动敌人出援，创造打援战机，便立即同意了5师的作战计划。东总在5时也回电5师同意就地歼敌，但战斗结束后要立即赶往大房身。稍后，东总电令各部执行9日16时电令，向大房身方向前进，要求黄昏前1小时到达指定地点，其中给5师的命令是东进至德惠以南地区。这里有个疑问，东总2份电报似乎前后矛盾：前一封电报中已经同意5师“就地歼敌”，为什么后一封电报又要求5师东进？其实并不矛盾：5师包围的敌军只有5个连，应能很快解决战斗，所以东总后续电报仍是要求5师（在解决战斗后）东进。 钟伟的战斗部署是：以13、15团包围进攻永盛烧锅大院，14团负责阻援，随即展开进攻的准备工作。按照“四快一慢”原则，计划当晚8时开始进攻，准备时间长达10多个小时。 东野主力的运动、钟伟和5师的机断行动，搅乱了整个战场形势，产生了两个效果：一方面，见东野部队扑来，大房身地区敌2个团在当天下午3时向德惠撤走，东总在大房身歼敌的计划落空；另一方面，永盛烧锅大院之敌被包围后，敌71军立即派88及87师主力由德惠增援靠山屯，这为东总打援创造了条件。见打援战机出现，林彪一边调动1纵、2纵主力、6纵等部立即向德惠地区进击；一边在20时电告5师“望大胆坚决歼灭靠山屯之敌，不要顾虑增援”。 当晚20时，5师准时向永盛烧锅大院发起进攻。守敌利用事先构筑的100多个地堡，抵抗异常顽强。经4个小时的激战，至晚24时才解决战斗，全歼守敌。 与此同时，1纵、2纵主力、6纵等部赶至德惠地区，围歼或追歼敌71军87、88师。战至12日拂晓，全歼敌88师及87师一部，三下江南作战也就此结束。 战后，东总对三下江南作战表现突出的1纵1师和2纵5师通令嘉奖。我们看看这2份嘉奖令有什么不同：东总认为1师 “这种机动勇敢和坚决执行命令的精神特别值得称赞和表扬”，认为5师“这种作战的积极性和机动性值得称赞和发扬”。即嘉奖1师在围歼敌71军行动中的机动勇敢和坚决执行命令，对5师则是嘉奖其抓住靠山屯之敌的“积极性和机动性”。 “调动”了林总，但并未抗命： 1947年2月11日，在东总北满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林彪在讲话中强调坚决执行命令的同时，要求“在临时情况变化时，在不妨碍整个上级意图时，应当机断专行”，即“站在歼灭敌人的总意图上，在不妨碍整个部队协同动作的条件下，去灵活处理情况”。在林彪的军事生涯中，一直强调“执行命令的坚决性与具体情况下的灵活性”相结合。 需要说明的是：靠山屯确实是“调动”了林彪，但并没有违抗命令： 说“调动”了林彪，是因为钟伟“围点”、即抓住靠山屯之敌，引来71军的增援，进而为打援创造了战机；而林彪敏锐地抓住这一战机，迅速调整部署，调动主力，实施“打援”作战。上下配合，取得一场大胜。按照当时的战场态势，如果没有钟伟在靠山屯的“围点”，三下江南基本上就是一场击溃战，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战果。东总嘉奖5师的原因即在于此：5师在三下江南作战中战果并非最大，但5师的“围点”对整个战役起到了关键作用。 说没有违抗命令，是5师攻打靠山屯的作战计划，一来并没有妨碍东总作战意图，二来从一开始得到了2纵和东总同意的。只不过是一边布置作战一边上报的，这属于机动性的范畴。至于说5师没有执行东总后来要求其东进的电报，则是对电文的理解问题了，钟伟并没有违抗命令。 东总对5师的嘉奖完全体现了钟伟的作战风格：一是作战积极性高，典型的“好战分子”；二是机动灵活，在贯彻总部歼敌意图的大原则下，不拘泥于命令，敢打没有命令的仗。这两点，完全符合林彪的指挥原则，也是林彪非常欣赏的。钟伟后来直接从5师师长提升为12纵司令员，与靠山屯战斗有相当的关系。 最后要说的是：所谓军令如山，林彪强调“具体情况下的灵活性”的前提，是“执行命令的坚决性”。因此，说靠山屯战斗中“钟伟3次拒绝林总电令”，是夸张或演义说法。 钟伟私自撤退，险些酿成大祸，出走苏北终成虎将 钟伟被称为四野的“好战分子”，个性强，脾气倔，打仗很有一套。在东北期间，有文章说他在靠山屯战斗中“3次违抗林总电令”。这并不属实。但在钟伟的历史上，确实有一次非常严重的“抗命”事件，险些酿成大祸，并在事后不服处理，私自出走。对于这件事，很多文章语焉不详，有些文章甚至说他“在李先念手下不得志，便带着老婆孩子和警卫员，私自出走，千里迢迢赶往苏北去找老领导黄克诚”。笔者通过查阅相关人员的回忆文章，今天就来说说这件事的起因和结果。 私自撤退，险些酿成大祸： 1940年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代政委任质斌）东进大、小悟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在这次战斗中，豫鄂挺进纵队第3团（团长肖久远、政委钟伟）的任务是坚守整个战场的制高点四方山阵地。在与敌军激战4天之后，3团打的很苦，伤亡也比较大。 这天下午，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肖久远和钟伟即组织3团撤退，但留下1个营（由营教导员带领）并命令其坚守到黄昏。肖久远和钟伟下山后，接到纵队司令部来电，命令3团坚守到当晚12时。但3团一没有执行这个命令，二没有通知留在山上的那个营，三没有向纵队司令部报告。这样，留在山上的那个营在黄昏也撤出了四方山阵地。结果，敌军当晚从3团撤出的阵地直接打到纵队指挥部附近，差点把纵队指挥部包了“饺子”，李先念差点遇险。 应当说，此事性质非常恶劣，豫鄂挺进纵队下令展开调查，追究责任。不得不说，当时我军中有个微妙的情况：自从长征中一、四方面军在草地分裂后，虽然高层的团结问题已经解决，但一些中下级干部内心仍有疙瘩。具体到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来自四方面军，而3团的肖久远和钟伟均来自一方面军。李先念胸怀博大，大局意识极强，虽然自己遇险，但一开始对3团违抗命令事件并没有提出严肃处理，只是作了不点名批评。李司令还回避了事件处理，由一方面军出身的代政委任质斌负责事件的调查处理。 但在调查过程中，钟伟倔脾气上来了，不仅认错态度不好，还散布一些不利于干部团结的话，对李先念等四方面军干部有抵触情绪。1940年8月上旬，豫鄂挺进纵队召开整顿思想作风和军事纪律的干部会议，重点解决3团和钟伟的问题，并做出处理决定：团长肖久远被严厉批评，调离3团；政委钟伟开除党籍一年，调随营学校任教员。应当说，此事对政委钟伟的处理更重：撤退决定虽是团长和政委共同做出的，但当时政委有最后决定权，责任更大。客观地说，这个处分不能说很重。在战争年代，这样恶性的违抗命令事件，怎么处分都不过分。 不服处分，私自出走： 钟伟对这个处理决定非常不满，甚至与部下说过要带队伍去幕阜山（鄂南）活动、脱离豫鄂挺进纵队的之类的话。这就有分裂队伍之嫌了，性质比之前的抗命更为恶劣。好在钟伟只是说说，去幕阜山一事并没有付诸行动。钟伟的真实想法，是去中原局申诉，同时很可能也有去找老上级黄克诚的意思。因为当时中原局和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是司令员兼政委）都在盐城。有文章说他是要去新四军军部申诉，这不可信，因为此事发生在皖南事变之前，军部当时还在皖南。可以佐证的是：后来在钟伟的住处，搜出了他私下准备的去苏北的路线图。 但钟伟去幕阜山的想法很快被纵队领导知晓。这样，组织原则和个人犟脾气顶上了，双方的对立情结逐渐上升。当年8月底，豫鄂挺进纵队数封给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的电报中，口气异常严厉，认为钟伟“政治上已经动摇，秘密鼓动部下叛变”，并建议把钟伟“监禁起来”。这个时候，豫鄂挺进纵队已经将钟伟意欲出走（无论是去幕阜山还是去盐城）定性为“叛变”，并对其实施看管。但看管并不严格。 中原局接到报告后，刘少奇书记回电要求豫鄂挺进纵队派人把钟伟送到中原局处理。由于中途遥远，中间又隔着敌占区，此事一直未作安排。就在此期间，1940年11月的一天晚上，钟伟带着老婆孩子和同情他的11名战士（其中警卫班8人），私自从豫鄂根据地出发，经2个多月的辗转，于1941年2月初到达盐城。这已经是皖南事变之后了，新四军在盐城重建了军部，陈毅代理军长。 到达盐城新四军军部后，可能是认为受了极大的委曲，据说钟伟一见到陈毅就哭了。对于钟伟的问题，违抗命令的错误肯定是存在的，虽然事出有因；而其千里迢迢、千辛万苦，从大别山赶至盐城，也足以证明他不是“叛变”，只是想到中原局申诉，也顺便换个环境。所以，军部也没对他做进一步处理，而是安排他到抗大五分校代理校长。对钟伟这样的资历来说，这个安排肯定不属于重用。 在那个年代，“拖枪逃跑”是性质很严重的事件。例如1937年许世友在延安策划的未遂出走事件，牵连一帮人，最后虽减轻处罚，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等6人还是被中央高级军事法庭以“拖枪逃跑”罪，分别判处了有期徒刑。钟伟显然没有吸取这个教训。应当说，是人都有可能犯错误，尤其是钟伟这样性格的人，个性强、脾气倔，一条道走到黑，最后是一错再错。好在到达军部后，陈毅等领导及时并妥善处理了这个问题。应当说，陈毅做人的工作还是非常有一套的。钟伟的事，如果在抗命事件发生后处理的好一些，也不至于闹到这一步。对钟伟这样性格的人，遇上他服气的领导，他会成为一员虎将；遇到他不服气的领导，他就是个“刺头”。 1943年1月，新四军3师兼苏北军区成立淮海军分区，下属4个支队。当时部队发展很快，急需军事干部，代理1年多抗大五分校校长的钟伟被安排到第4支队担任司令员，归军分区司令员刘震直接领导，成为黄克诚的间接部下。1945年，钟伟随新四军3师进军东北，先后任东野2纵5师师长、第12纵队司令员。从苏北到东北，他的上级分别是刘震、黄克诚、林彪。这几位上级，也是他成为四野名将的重要因素。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