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势力割据，诸雄并起。在长年的鏖战与吞并中，天下一分为三，那便是我们所熟知的魏、蜀、吴三国。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从《三国演义》中得以了解这段战乱纷繁同时又英雄辈出的历史的。而《三国演义》是以三国中之一蜀国为视角展开论叙的，其中难免有对各国及其历史人物较为偏僻的看法和观点。 在三国历史上，谯周是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人物，因为他既促成了蜀汉的建立，又成为最终刘禅降魏的推动者。  图|谯周谯周本人乃一介儒者，精研六经，所擅领域在于读书治学，但历史的巧合使得他在政治领域产生了独特而又关键性的影响。 在刘备举兵攻入四川时，刘璋节节败退，到了后期，张飞、赵云、诸葛亮等人先后占领各地政权，刘璋封锁被破，束手无策，只能等候张鲁援军企图获得一线生机。但这一线生机也在张鲁军队首领马超投降刘备后彻底破灭。 在马超倒戈率军兵临成都城下的危急关头，谯周挺身而出，以天命所致、大势所趋为由劝刘璋投降。刘璋接受了建议，谯周也因劝降有功，成为刘备开国功臣，得到重用。 作为蜀汉开国功臣的谯周在蜀汉同样面临灭国危局时又成为了蜀汉的劝降者。 在魏国与蜀国的征战中，曹魏举兵进取蜀汉。在灭蜀之战中，姜维的指挥失误使得战局产生了压倒性局面。双方在兵力上开始众寡悬殊，曹魏乘胜夺取汉中，最终与姜维所率蜀军主要兵力在剑阁相持。  图|三国形势而这时魏军将领邓艾夺取战场关键机会，在阴平小道偷渡直插蜀国领土核心。通过绵竹之战，邓艾全歼蜀国将领诸葛瞻所率军队，兵临成都城下。 于是，相似的亡国之机再次呈现在历史的轨道中，只是这次的亡国对象却换成了当年举兵进取的蜀汉。而谯周再次站在了风头浪尖之上。 面对邓艾兵锋，成都城内一团乱麻，弃城逃跑之人数不胜数。面对此局面，蜀汉诸臣商量应对之方，皆无良策。而此时，谯周提出了投降的对策，并且成功说服诸臣和刘禅，最终蜀汉投降魏国，宣告灭亡。 谯周劝降之举在后世所获褒贬不一，其中被贬所占较多。如其被东晋学者张盛骂为“弩臣”，被明末学者王夫之称为“罪通于天下”。 那么，我们便以这篇文章来分析一下谯周在当时情境中做出劝降举措的动机和实际产生的效应结果。 护家乡百姓，免益州于水火谯周出身于益州，其最为关切的就是益州黎民百姓的安危。而蜀汉政权的政治架构决定了谯周不会对蜀汉忠贞不二，在危机存亡之刻会弃政权而护佑百姓平安。 蜀汉因其为刘备带军入川所建，因此其政权的统治集团多为刘备原来所率将领，他们多为益州之外人士，或为刘备之元从后裔，或为荆楚大族后裔，如：孙乾，青州人；诸葛亮、糜竺兄弟，徐州人；许靖、陈到、陈祗，刘琰，豫州人；蒋琬、费祎、庞统、杨仪、魏延、李严、霍峻、阎宇、陈震、刘巴、董和父子，荆州人；伊籍、吴懿兄弟，兖州人；张飞、简雍、士仁，幽州人；姜维、尹赏，凉州人；关羽、马超、法正、裴儁，司州人。  图|刘备真正出身于益州同时又手握重权特别是兵权之人少之又少。正如《华阳国志》所叙：（刘）豫州入蜀，荆楚人贵。 而谯周则是益州土著，他来自巴西郡西充国县的大族，当属蜀汉政权统治集团中的少数派。《蜀书 谯周传》中记载“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人也。” 正因于此，谯周虽因劝降有功，被刘备封为开国功臣，但其对蜀汉政权并无深厚感情。并且对蜀汉的外交政策颇有微词，甚至写出一书《仇国论》，此书对于蜀汉“穷兵黩武”之外交政策的批判鲜明地表明了谯周以益州人民为本的政治立场。 谯周注意到，虽蜀汉政权统治集团多外益外之人，但真正的基层士卒以及杀身成仁、戮力前线之人却多为益州土著黎民。同时，身处后方，为投身战争的众多士卒提供后勤保障、运送粮饷的也只能是益州百姓。 自丞相诸葛亮死后（公元234年），蜀汉对魏所发起之战争便罕有斩获，而战争所耗费的不仅仅是人力、兵力，更重要的是庞大的经济积累。因此，屡屡战败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便是百姓赋税越发苛重，人民生活日益艰辛。 据王隐《蜀记》以及《张飞传》记载，刘备初建蜀国之时，国家府库中尚有“金二千斤、银四千斤”，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内库中“金”的储备没有增加，“银”的储备却凭空500多年的发展，其府库储存不增反减，这充分表现了当时蜀国战争对国家经济的破坏。 同时，当时的蜀汉人口还存在着“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这样的畸形结构，这使得益州人民所面临的兵役和徭役负担前所未有的沉重。 因此，谯周认为，蜀汉政权服务于益州之外流寓人士，然而其穷兵黩武，与魏国征战，抢夺领土、政权，使得最终遭受战火迫害的却是益州无辜百姓。 基于此，谯周对蜀汉政权的外交政策自然持有抵触之心，这也为他日后劝降蜀汉奠定了基础。 二、因势而为，说服众臣谯周劝降的举动在当时所处的战局境况中，其实是因势而为的不得以之决定，且并未有一己之私心。 谯周饱读六经，对于当时的局势有着深刻的洞见。公元263年，姜维主力军队被魏国所派将领钟会牵制于剑阁，而蜀国在当时局势下不得不派遣阎宇、罗宪率剩余军队驻守巴东地区，以防东吴偷袭。  图|姜维于是，蜀汉腹地、京畿兵力空虚，距离尚远的剑阁与巴东不能短时间支援。所以，当邓艾率军直取成都，在绵竹之战中诸葛瞻战死沙场后，成都可以说已经无力回天，最终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面对此形势，当时的蜀汉统治集团所能够选择的出路只有“逃”或“降”。而在这两种选择中，谯周分析只能选择后者，前者不可行。 当时蜀汉诸臣商量“逃”的对策，讨论出两种方案：一种是逃往南中，一种是投奔孙吴。谯周首先认为逃往南中不可行，南中也就是今天的云南、贵州以及缅甸北部地区，在当时是尚未开化的荒野区域，该地区的蛮荒以及土著人与益州习俗、语言的巨大差异导致逃往南中存在着难以克服的诸多问题。 其次，孙吴情况也不容乐观，孙吴当时的统治者是孙休，孙休当年病情严重，国家局势也因其身体状况而暗势汹涌。翌年孙休死后，孙吴就出现了张布等重要权臣篡改遗诏的情况。而在各权臣的拥力下上任的孙和的儿子孙皓执政酷暴，民不聊生。可见，在当时情势下，投奔孙吴也是一个不妙之策。  图|孙休除此之外，虽然谯周劝降的历史时刻孙休尚未病亡，但他仍然对政治局势进行了冷静分析。谯周指出，魏国强盛而孙吴衰弱，如今蜀汉已濒临亡国，在此之后，魏国必然会大举进攻孙吴，因此，东吴被魏国所灭也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若此时刘禅投奔东吴，沦为吴国附庸，他年之后，必然会再次被曹魏所虏，这不是一辱而再辱吗。 所以，即便要投降，投孙吴也不是明智之举，只能投曹魏。 投曹魏而不投孙吴的背后还有一个继承正统的问题。蜀国一直以匡扶汉室为己任，魏国之成立在礼法上承继于刘协之禅让，而孙吴则只是僭越自立，没有任何汉室背景，这一点同样也是当时蜀汉投降曹魏不投孙吴的考虑因素。 谯周基于以上条理明晰的分析，成功的说服了蜀汉朝堂上的众位权臣，君主刘禅也成功被说服，采纳了谯周劝降的建议。  图|刘禅三、“未尝问产业”，子孙隐逸，拒绝封赏从动机来看，谯周劝降并非出自一己之私利。 据《蜀书》、《晋书》所记相关资料显示，谯周并未因其劝降而获得庞大物质利益，相反，他曾多次婉拒曹魏封赏，其子孙也大多隐逸，甚至终身不仕。 在蜀汉归降曹魏后，曹魏统治者封谯周为城阳亭侯，而谯周则多次前往洛阳陈明自身并无大功，请求撤销赏封，但没有得到朝堂应允。  图|谯周拒封而在《蜀书》中记载，谯周长子谯熙、次子谯贤并无详细履历，在《晋书》中也无有关其子孙的入仕记载。 在蜀汉投降曹魏之时，谯周已经年近七十，如果他要谋求一己之私利，谋反可以获得百倍于投降的利益，由此可见，谯周劝降并非是贪图权利而所为。 从谯周自身的角度来看，若论其心存私利，那么最多只是保全自身全家性命，还有尽量能够使益州百姓免遭战火洗礼，而这些考虑乃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  图|益州百姓而且，谯周也为刘禅进行了充分的考虑，使得刘禅得到了最为有利的结果。谯周在考虑投奔孙吴还是投奔曹魏时，考虑到了投奔孙吴很可能会面临一辱而再辱的局面，这样的先见之明对日后刘禅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后来曹魏对刘禅的爵位安排来看，刘禅所获爵位是是公爵（安乐公），而孙吴统治者孙皓所得爵位只是是侯爵（归命侯），二者在身份地位上刘禅高于孙皓。这足以证明谯周的先见之明。 如果当时刘禅所投奔的是孙吴，那么其不仅会承受称臣于小国之辱，而且还会再次沦为魏国俘虏，更不可能获得公爵之爵位。 老子提出“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就是人们都有所敬畏的事情，不可随意冒犯、抵触，其背后的道理是，这种事情往往是与道相关联的。 结语 两次兵临城下，两次劝降投国。谯周因其所处特殊政治局面以及个人决策而成为了与蜀汉政权命运息息相关的独特历史人物。 后世，谯周劝降之举受到了众多非议。如他被东晋学者孙盛骂为“驽臣”，被明末学者王夫之称为“罪通于天”，这些非议其实多包含主观色彩和受到其所处政治立场的影响，而一定程度上与谯周作为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个人立场有所偏离。  图|王夫之后世学者的政治立场多受到历史形势变化的影响，正如《三国演义》所表现出来的明显倾向于蜀汉的立场所受之影响相似。 其实，“驽臣”之论，“罪通于天”之辞，乃借古喻今。自东晋以来，国家作为正统王朝却逐渐出现偏安与一隅之情况，为了维护国家正统之地位，主流意识形态开始有拔高蜀汉政权之地位的倾向，这对当时以及后世学者对于三国时期各国家的立场偏好有了很大的影响。 因此，后世因其根深蒂固的“尊汉”思想而难免产生对于谯周劝降行为的贬抑。而且，所出贬抑之辞的后世学者多面临着外敌入侵的政治境况，此时，他们对当年劝降的谯周之贬抑其实包含有很大的借古喻今色彩。 马克思曾指出，对于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都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以及个人的阶级立场，若以今人之境况或立场去度量数半年甚至数千年前历史人物之行为，那么难免会出现许多偏颇之辞。  图|马克思谯周作为益州百姓利益的代表，在其所处的特定政治境况下做出的劝降决策，对于维护自身代表的益州士族阶级利益具有很大的正面作用。从这一点来看，其劝降行为无可厚非，同时，从其对后来蜀汉众臣及刘禅的命运影响来看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最佳之举。 参考文献：《华阳国志》 《蜀书 谯周传》 《三国志》 《晋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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