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问谯周师徒，投降有理有功？

据陈寿的《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蜀汉景耀六年（263年）冬，魏将邓艾率兵伐蜀，偷渡阴平，轻取江由，力克绵竹，威逼成都（蜀国都城）。惊惶失措的后主刘禅慌忙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有的认为吴、蜀本是联盟，唇齿相依，建议投吴；有的认为南中（今云、贵、川的西南部，时属蜀汉一部分）陡峭险峻，易守难攻，主张奔南。唯独陈寿的恩师——蜀中硕儒谯周别树一帜，力主降魏。谯周认为：魏吴二国，实力悬殊，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与其向小国称臣，不如向大国称臣，降魏只是一次受辱，投吴将会再次受辱。至于南下，亦非良策。因为大敌逼近，灾难将至，因此人心离散难测，恐怕到了启程之日，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故，根本不可能到达南中。看到后主仍对南逃犹豫不决，他又及时提出了五条早投降的好处和南逃的坏处，并向后主保证：“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经过谯周一番引经据典，援古证今的说服工作，刘禅最终拒绝了北地王刘谌据城死战的建议，采纳了谯周降魏的主张。抬着棺材，自缚其身，向邓艾乞降。谯周劝降成功，使蜀国就此灭亡，同时也使刘氏家族和蜀国百姓免受了一场惨烈的战祸。为此陈寿赞颂谯周：“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认为他的老师投降有理，劝降有功，是刘氏家族和蜀汉人民的大恩人、大救星。

尽管陈寿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后世史家的认同。但为亡国论者高唱赞歌，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极为罕见，很多人的心中难免疑窦重重。

第一，蜀汉政权，果真穷途末路？在谯周看来，邓艾已经兵临城下，投吴和奔南皆非良策，据城死战更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似乎蜀国确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似乎降魏确是蜀国唯一、无奈的选择。但他在劝说刘禅投降时却说：“愿陛下早为之图，可获爵土。若遂适南，势穷乃服，其祸必深。”意思是现在趁早投降，还可获得爵号和封土，如果逃到南中进行抵抗，等到势衰力竭再去投降，就要获罪了。可见当时蜀国只是危机严重，胜算较小，但并非元气耗尽，死路一条。谯周力主趁早投降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优待。而且，据裴松之注引东晋史学家孙盛所言，当时蜀国的境况似乎并不像谯周夸张的那么糟糕。孙盛认为：谯周丢弃礼德以图小荣小利，实在太糊涂了！就当时形势而言，蜀国照理不至于灭亡。原因是蜀国“战虽屡北，未有土崩之乱，纵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东鄙以思后图。”蜀将罗宪还在率领重兵把守白帝城，霍弋还有精兵镇守夜郎。加上蜀国地形险要，山水阻隔，步兵很难长驱直入。假如蜀国收集所有船只，积极召募士兵，同时向东吴求援，这样，姜维、廖化等大将必定会积极响应，吴国水陆二军也会迅速救援，怎么会无处投身并担心亡国呢？再说，魏军远道而来，想追击又缺乏船只，想常驻又怕军众疲惫而生不测。而且成败因时而定，形势也会不断变化，慢慢召集旧部来攻打曹魏的疲惫骄横之兵，这和从前越王大破阖闾、田单摧垮骑劫是一个道理。怎么可以匆匆投降而招至千古遗恨呢？孙盛的这番言论和谯周的看法截然相反，究竟谁是谁非？

第二，减少战争，一定有理有功？应该承认，谯周的劝降，避免了生灵涂炭，促进了祖国统一，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也是陈寿和很多史学家认定他投降有理有功的基本点。但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投降派，几乎无一不是“热爱和平”之人，他们的言行在客观上都有利于减少战争，如果是在数个政权并立时期，小国投降大国，弱国投降强国，都有助于国家的统一，都具有顺应历史潮流的意味。但是否就该对他们歌功颂德？历史上的投降分子（如秦桧、洪承畴等）乃至卖国分子（如慈禧、汪精卫等）是否都可以昂起头来，底气十足地告诉世人：不是我自己骨头软，而是为了保全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了祖国的统一乃至全人类的和平？

第三，大能吞小，定数还是变数？据《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劝主降魏时说：“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即大国能吞并小国，是自然的常理。不仅认为魏国吞并蜀国符合常理，而且预言“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这套理论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如果将它视为自然常理乃至万物至理的话，那么，官渡之战时“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三国志·诸葛亮传》）但最终曹操却吞灭了袁绍，这当如何解释？赤壁之战时，孙权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是时曹公新得表众，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三国志·吴主传》）但最终周瑜打败了曹操，这又当如何解释？白手起家的刘备更是多次以弱胜强，以小克大，还无中生有地创建了一个蜀国又当如何解释？……。由此可见，大能吞小，弱败强胜并非定数。大小强弱不是静止不变的，怎可因为一时处于劣势就抱定必败的心理？

第四，亡国理论，科学还是迷信？据《三国志·杜琼传》记载，杜琼是三国时期著名的谶纬学（汉代流行的神学迷信。“谶”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隐语或预言，作为吉凶的符验或征兆。“纬”是方士化的儒生编集起来附会儒家经典的各种著作）大师，但他沉默寡言，没有传人，只有谯周经常向他讨教。有一次，谯周向杜琼请教“代汉者，当涂高”这句民谣的含义。杜琼就告诉他： “魏，阙名也，当涂而高（正对大路而且很高）”。意思是将要取代“汉”的政权叫“魏”。看到谯周一脸疑惑，杜琼进一步解释道：“古者名官职不言曹；始自汉已来，名官尽言曹，使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意思是古时候的官职没有叫“曹”的，自从从汉代以来，官职都叫“曹”了，低级官员称作“属曹”，吏卒称作“侍曹”，这大概就是天意。在杜琼看来，“属曹”、“侍曹”，就是属于曹氏、侍奉曹氏的意思。谯周终于明白：天意已经注定，天下最终是属于曹魏的。后来，谯周进一步发挥了杜琼的谶纬学说，并在刘备父子的名字上大做文章，抛出了“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的亡国言论。意思是讲：我们先帝的名讳是“备”，它的释义是“具”，后主的名讳是“禅”，它是释义是“授”。就像是说，刘氏政权的国运在刘备时代就已经足够了，到刘禅时代就该禅让于人了。这还不算，景耀五年（公元262年），也就是蜀国灭亡的前一年，刘禅宫中有棵大树折断，谯周为此在柱子上写下了自己对此事的预言：“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陈寿对这句“反动标语”的解释是：众，就是曹（因为“曹”有群的意思）；大，就是魏（因为“魏”通“巍”）；具，就是刘备、完备；授，就是刘禅、禅让。因此，所谓“众而大，期之会”，就是说曹魏人众国大，天下都盼望着汇集到曹魏政权下（实际最终一统天下的不是曹魏，而是西晋）。所谓“具而授，若何复”，则是说蜀汉政权既然已经完备，就该授予他人，怎么可以再立后人呢？尽管后来蜀国的命运被谯周碰巧言中，但其言论为何总给人一种强牵附会、装神弄鬼的宿命论的感觉？其理论依据科学乎？迷信乎?其推理过程情理乎？荒谬乎？

第五，宣扬亡国，是何原因、目的？以邓艾兵临城下为界，谯周的亡国舆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宣扬魏兴蜀亡天意论，后一阶段主要是宣扬抵抗无用论。后一阶段的原因是大敌当前，举国恐慌，目的谯周自己也说的很清楚，就是为了获得爵号和封土等各种优待。那么前期谯周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褒魏贬蜀？为何再三再四地听信并编制民谣来中伤自己的国家？假如他果真洞察天意，为何在贬官（刘禅曾因对谯周上奏不满，解除了他中散大夫职务，委以有名无实的“光禄大夫”，谯周从此被排挤出参政行列）之前多次进谏，悉心辅政？如果不是洞察天意，是否有不被重用而蓄意诋毁朝廷的嫌疑？

第六，劝降之时，是何心态、身份？谯周身为蜀臣，不仅多次以谶纬之学散布有利于魏国的亡国言论，而且在邓艾兵临城下时拍着胸脯向刘禅保证：“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三国志·谯周传》）听其口气，全然不似走投无路的亡国降虏，俨然就是前来劝降的魏国使者。言辞中非但没有丝毫的亡国之痛，却有“获得新生”的兴奋。这使人不禁要问，谯周究竟是何身份？他有何资格和权利底气十足地保证将给刘禅封疆裂土？（事实上，刘禅投降后，若不是装痴卖傻，给司马昭一种麻木不仁、没心没肺的错觉，早就掉了脑袋。而谯周因为主降有功，被司马昭“封阳城亭侯”，后来又被被多次加官，历任骑都尉、散骑常侍等要职）明明是投降者，为什么看起来却象受降者？

第七，谯周有功，刘备等人有过？诚然，蜀国的灭亡，应验了谯周“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的哲学命题和“刘已具矣，当授与人”的谶纬预言。因此陈寿说：世人都认为谯周的预言很灵验。但如果以此认为他的投降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明智之举，认为蜀弱魏强，投降就是理所当然的话，那么刘备、诸葛亮等蜀国君臣的功绩何在？他们运筹演谋、南征北战、创建国家岂不成了“不识时务”的愚蠢之举？他们为何不相信当时的种种政治民谣而尽早投降？难道谯周投降是在纠正刘备和诸葛亮等人犯下的历史性错误？

第八，谯周有功，周瑜等人有罪？谯周劝降时的蜀国情景与赤壁之战前的东吴有惊人的相象，如果认为谯周劝降是有功于刘氏和蜀人，那么同样道理，张昭、秦松等主降派岂不也是有功于孙氏和吴人？相反，主战派周瑜、鲁肃，以及积极主张联合抗曹的诸葛亮岂不都成了祸国殃民、分裂国家的千古罪人？既然这样，为什么陈寿还要赞赏周瑜、鲁肃力主抗曹是“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三国志·周瑜鲁肃吕蒙传》）？为什么赞赏诸葛亮联孙抗曹是“乃建奇策” （《三国志·诸葛亮传》）？

第九，谯周投降，究竟对谁有功？陈寿赞颂谯周有功于刘氏和蜀国人民，但据《三国志·郤正传》记载，蜀国投降后，“后主东迁洛阳，时扰攘仓卒，蜀之大臣无翼从者，惟（郤）正及殿中督汝南张通，舍妻子单身随侍。”一国之君，沦落如斯，这时刘氏的“恩人”谯周去了哪里？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就尖刻指出：谯周“为异说以解散人心，而后终之以降，处心积虑，唯恐刘宗之不灭，憯（同“惨”）矣哉！……国亡主辱，己乃全其利禄；非取悦于民也，取悦于魏也，周之罪通于天矣。”当然，这种全盘否定谯周的观点值得商榷，但不可否认，正是因为谯周劝降成功，刘备耗尽毕生精力创建的蜀汉政权一朝轰然倒塌；正是因为劝降成功，刘禅七子中的第五子刘谌羞愤难当，先杀妻儿，然后自杀；正是因为劝降成功，魏将钟会的大军长驱直入，开进成都，并在成都造反作乱，刘禅的长子（也是太子）刘璿被杀。其余五子跟随刘禅投降后，虽然苟延残喘了几十年，但最终皆在永嘉之乱中被杀。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历史上任何一次投降，必定有利于某些人物和政治集团。那么谯周投降，究竟对谁有功？曹魏乎？刘蜀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