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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危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而种种生态问题的造成，又和人类在社会发展中的意识和行为紧密相关。人类是生态问题的主要始作俑者，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本文论述了人类在生态舞台中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剖析了生态问题与哲学、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认为生态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并进一步了强调了加强生态意识建设的艰巨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生态问题；人类；生态危机；生态意识 自然生态从属于物质形态范畴，社会生态从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两者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人类不同于其它生物的是，人类不仅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处于重要位置，而且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也极重要地影响和制约着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在生态系统这个舞台上，人类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主角。可是，人类所扮演的角色并没有在自身的精心编排之中，当面临局面严重失控的时候，也是需要认真分析和反省的时刻了。 一、失控的舞台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经济、政治对自然生态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预料和控制，生态舞台上出现了种种不和谐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耗损与破坏、酸雨蔓延与危害、土地退化与沙漠化、森林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减少、自然资源枯竭、废弃物污染及转移、大气污染、核污染、海洋污染等。在伴随着社会进步的同时，却异化出制约社会进步的对立面：“生态危机”。 人类在追求文明和享受的道路上，“欲罢不能”的超消费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成为一种流行。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分索取和对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也使自身面临资源耗竭和环境恶化的困境。人类对自然的获取和改造，为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和文明，但同时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混乱状态。而且，作为人类生存之本的生态环境，也将越来越陷入一种危机和失控状态。 二、主角的无奈 在人类社会早期，人的生存能力较弱，人与自然是一种纯粹的依赖关系，人与人之间也更多地是一种依附关系。在人类社会形成和进步的过程中，生存环境的优劣、自然资源占有量的差距，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不公，也引发过很多次的战争或严重的生态扩张及破坏。从人类社会的历史上看，不论是在族群关系的年代，还是在专制统治的年代，自然资源占有的极不公平，往往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常处于不和谐的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的压力，更加促使了人类对自然界也只是一味地去获取和改造，这样的获取与改造对自然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 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如果自然界受到的来自人类的损害，它终将有一天又将回馈于人类，使人类遭受更严厉的报复。同时，人与自然的冲突也必将延伸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而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多的表现在了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上。正是在这样不和谐的不良循环下，出现了生态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和危机。 在诸多生物之中，人类是地球上的“适者”。但是，“适者”却在造成越来越不适合自己的环境。这是由于人类在主宰自然界的过程中，主动性过大地发挥，任由功利地贪欲心摆布[2]。而当物质财富的肆意毁灭和精神境界的严重丧失成为生态危机的潜伏劣根时，人类对生态问题变需要更深刻的剖析了。 三、问题的剖析 1．哲学与生态 从哲学角度看，生态学几乎并不是一种具体学科，它研究的是生物与环境的关系，而目前主要反映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在深层次上，生态学探讨的就是一种联系和规律，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本质上说生态学就是一门哲学。哲学是指导人类思想的一系列观点的总和，包括方法论、认识论、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等。哲学也引导了一个社会的思潮和人类的信仰，而这些思潮和信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对生态的认识和对待。 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与此同时，生态环境的变化也促使着人类去适应、发展。所以人类和生态环境是紧密联系的，相互影响的。首先，二者的相互促进形成了人类现代文明，这是享受在其中的人们有目共睹的。但是，这样的文明却带来了难以抹去的阴影，那便是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和“信仰迷失”。“生态危机”是自然环境问题，但和人类息息相关；“信仰迷失”是一个社会问题，但信仰作为人类思想意识和行为的一种导向，不仅会直接左右着人类自身的发展，也影响着人类对待生态问题的态度、观念及行为。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也在不断变化着。如果说，19世纪的英国和欧洲教会了人类如何生产，那么，20世纪的美国便教会了人类怎样消费和享受，从而刺激着人类消费欲望的不断膨胀，使人类陷入“欲罢不能”的“非理性超消费”境地。这类违反科学发展的边缘性活动，在法律和道德层面上都难于干预，甚至很多时候是在一种公理色彩的保护和笼罩下。在功利价值观的驱动下，很多人并不愿意清醒地去认识科学发展、生态道德的价值和意义。而物质利益的崇拜乃至暴殄天物的行径，很大程度上源于精神寄托的失落[1]。可以说，在“非理性超消费”的同时，人类的精神世界陷入迷失，甚至麻木，而这种精神境界的丧失必将成为人类社会最大的内伤。即使在已经预料到“生态危机”的威胁，也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物质欲望，也无能调节社会分歧，更不能真正地确立一种新的精神信仰作为共同指导，这也是目前生态问题的“灵魂问题”或“核心问题”。正是在这种状况下，产生和发展起来了很多关于生态问题的哲学观点和论点，如科学发展观、生态意识、生态思维、生态哲学、生态革命、生态寄托、生态道德等。 科学发展观是针对违反科学规律的“发展”而言的，而对科学规律的违反并非因为主事者对科学规律一无所知，在很多情况下，违反科学发展是由于利益机制驱动的。而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是自然资源的被滥用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利益问题，即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善恶问题或道德问题。生态道德作为一种生态情怀的信仰寄托，也同时作为一种精神规范开始建立，它以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为根本，从道义上确立人类在与自然关系上所承担的权利和使命，提倡人与自然的平等性、依赖性、和谐性。而这种道德是需要一种强大的意识基础及哲学革命为奠基的，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和生态道德都是与生态意识、生态哲学及生态革命紧密相连的。 生态意识，也称环境意识，它是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地解决社会和自然关系问题方面所反映的观点、理论和情感的总和。生态意识上升到哲学层面便是生态哲学。生态哲学也正是在这种生态意识下进一步反省、思考，总结和归纳的一系列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进一步衡量、评价和指导人类思想与行为。生态思维是从生态哲学辨证思维的维度，自觉审视和思考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以人和生态环境的协同进化与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的思维方式。而生态革命是在生态哲学的指导下掀起的对传统哲学世界观的变革。生态革命也可以被称为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一次革命，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也反对自然中心主义，强调在保持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基础上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生态革命将是全方位的，也是全球性的革命，包括思想革命、信仰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行为革命、伦理革命等等[2]。 2．政治与生态 生态问题不只是人与自然的问题，更是人与人的问题。人类是生态问题的主要始作俑者，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生态问题的实质可归源于政治问题。政治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领域，是与人对自然界的生产实践活动紧密相连的，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张，政治也势必涉足到生物圈及生态环境领域，而使这些自然界的事物延伸到政治圈。当前的生态危机虽发轫于生态领域，但严重波及到人类的政治领域。生态危机导致人类生存空间的恶化，对人类健康构成巨大威胁，会引起民众对政府的路线、政策的不满，同时也会造成国际关系紧张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3]。生态危机在本质上也是政治的危机，是政治制度的危机、政治决策的危机及政治行为的危机等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性危机。 生态问题处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引起生态问题的两大因素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生态问题也突出反映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统一和矛盾。生态问题多是由人类的社会行为造成，而决定人类社会行为的是一定的政治制度。因此，全球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推动着生态学和政治学的结合，促使生态政治的产生和发展。生态政治保留了传统政治的核心内容，又在经济政治的基础上强调了生态环境的重要作用，指出人不仅是社会的人，更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生态政治针对生态破坏、资源枯竭、人口爆炸等危机，反思人类经济技术发展价值取向，并向传统政治提出了挑战，它反对破坏生态平衡，主张建立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秩序社会[3]。 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看，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与社会和谐的基础，人与社会的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保证；和谐大氛围的建设需要执政党和政府具有强烈的生态政治意识，制定出科学的生态政策，动员公民进行广泛的政治参与，营造绿色生态政治文化，积极参与全球生态合作，逐渐摆脱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4]。 3．经济与生态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延伸，导致人与自然的激烈对抗，使人类陷入了“经济－环境怪圈”：经济增长引起了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生态环境危机”。生态环境原本是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但长期以来与高速的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却是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剧烈耗竭、污染和破坏，反而严重地削弱了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制约着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传统工业发展模式所推崇的“经济增长”是一种“报喜不报忧”的增长、高代价的增长，是不经济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不但在相当程度上抵消着目前“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且对以后的经济增长也有着严重的后发阻滞作用[5]。但是，人类对经济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同国家和地区也承受着来自自身需求和外部竞争的经济压力，导致整个人类社会拼命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市场化的经济模式在一定阶段极大地迎合了经济高速度发展的需求，但也付出了极大的资源环境代价，使以后的发展背负上沉重的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的重担。传统的市场化工业经济把开发生产型的科学技术推向其顶点，而对环境保护型科学技术极为忽视，造成了科技进步的非对称性，即开发生产型与环境保护型的科技进步在内容、水平速度和规模上的不对称和不匹配[6]。 因此，统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已刻不容缓，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以良好资源环境为后盾，这样才能稳健长久地发展，这也符合目前及以后的发展趋势，即一方面保持经济增长，同时又必须搞好生态环境保护。 4．不和谐的声音 环境问题有很强的累积性、隐蔽性、公害性，作恶者未必受罚或直接受罚。社会中的强势群体通过对公用性很强的自然负荷的破坏来实现对财富的聚敛，同时剥夺弱势群体享用自然资源的基本权利，所造成的生态灾难，在很大程度上又可以利用财富进行规避。而弱势群体在生存的压力下，是无心也无力顾及生态环境的。这样便使得环保意识和生态道德在社会中很难建立。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是来自多方面的，主要是由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制度的不健全及意识形态上的迷失共同作用形成的。这种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在中国国情下尤为突出，而最显著的表现便是城市农村的对比。 城市农村差距很大，甚至为“断裂”局面，可以说，“一个国家，两个社会”是对其真实的描述。农村人口的持续增长和耕地的不断减少，使得人多资源少的矛盾愈加突出。农民面临着巨大的生存的压力和改善生活的紧迫需求，从而无力顾及生态环境污染的控制，而他们的就业方式很大程度上也是破坏性就业，如粗放的开采、砍伐及生产，同时相对落后的生活方式和环保意识和水平，都会加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如设立在农村的各企业的排污、生活污水和垃圾的不合理排放、畜禽养殖的污染，及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等，都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农村生态环境日益下降，河流和地下水污染特别严重，引发了很多污染事故，严重影响了农民的身体健康；而与此同时，近年来城市生态环境得到高度重视和治理，其生态环境设施明显优于农村[7]。由于经济水平和生态环境状况的反差，使农村和城市呈现出一种具有明显差距的“断裂”局面，而要走出城乡社会断裂和生态环境恶化彼此强化的怪圈，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大对农村环境建设的资金投入，设立乡镇工业发展区，建立全面的、“绿色”的GDP考核机制[7]。 四、生态二重唱 生态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关系问题。在自然生态中，和谐表现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生态中，和谐表现于人与人的关系。总的来说，生态和谐就是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和谐，是物质与意识的和谐。社会生态的和谐离不开自然生态的和谐，自然生态的和谐也受到社会生态和谐的影响。 怎样才算和谐社会？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六大特征之一，并且意义重大，因为各个特征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条不可或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有生产的发展，生活的富裕，才有安居乐业的基础；而只有安居乐业才能安定有序、诚信友爱、公平正义、充满活力。只有当人们学会善待自然和环境的时候，也才真正学会善待他人和社会。另一方面，社会和谐也是自然和谐的保障，如果没有一个和谐的社会，也肯定会导致自然环境走向不和谐。 在生态和谐问题上，“人际关系”与“人地关系”永远是辨证统一的两面。而要做到二者的统一是一种艰难的过程。目前，生态保护与发展的思潮越来越壮大，但保护措施和发展方式仍不是很明确，或者说仍存在很多技术上的困难，以及与政治、经济相冲突的地方。虽然，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利益权衡，并不容易达到完全统一，但生态问题却是越来越紧迫，它对经济、政治以及人类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刻和广泛。人类作为生态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他们也必将面临这一系列的生态问题，所以，对人类而言，维护和建设生态新秩序的使命是紧迫的，同时也是任道重远的。 [参考文献]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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