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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领土上无恶不作，大肆地掠夺、抢占中国劳动人民的财富。为了维持高压统治，甚至不惜制造一系列惨案，让中国大地上到处充满了泪水与伤痛。面对凶神恶煞的敌人，无数仁人志士抱着必死的决心同敌人作斗争，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为祖国最终取得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那么在这14年的抗日战争中，从什么时候开始日本侵略者就觉察无法战胜中国了。 为何战争初期国军一败再败在战争初期阶段，日本侵略者对国民政府不屑一顾，甚至主战派陆军大臣杉山元向天皇保证，要在三个月内的时间里占领中国，可见日本人当时是何等猖狂。 为何日本人如此猖狂，甚至没有把国民政府放在眼里呢？当时中国还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国民政府尚未完成全国一统。重工业、轻工业在常年的战乱中损失殆尽，民生凋敝、人民生活困苦，由于连年的干旱、涝灾导致大量良田颗粒无收，数百万人因为食不果腹不得不卖儿卖女，各地军阀为了扩大财路，更是下令去粮种鸦片，加深了社会危机的裂痕。 当时中国约有200万常规军队，这些人基本上是从军阀混战中走出的老兵，人数虽然众多却缺乏保家卫国的坚定思想，多数人本着“当兵吃粮，吃粮当兵”的目的来当兵，根本无法胜任军人的职责。
我们不难看出，除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时还能和日军硬碰硬，可一系列败仗下来导致大面积的国土沦丧，国民政府失去工业重镇，抗日战争也来到了相持阶段。 从工业实力上来讲，日本工业实力远在中国之上，又加上中国大量的工业重镇相继被日军占领，大量军工企业源源不断地为日军提供武器。在战场上，中国军队极度缺乏飞机、大炮、掷弹筒、坦克，甚至最基本的步枪也做不到人均一支。根据相关资料披露，在抗战时期日本军人在战役前人均能领近120发子弹，而中国抗日战士能领取的子弹数量一般在5发左右，可想武器装备巨大的差异使得战争打的异常艰难。为了弥补装备上的差异，抗日战士不得不下狠功夫练就刺刀、大刀拼刺砍杀技术。 除了武器装备上的差异，两国士兵之间的单兵素质也有着天壤之别。日军士兵基本上都完成了基础的义务教育，多数军官接受过大学教育。而中国士兵基本是底层农民组成，大部分人没有上过学。日本从1900年开始施行6年义务教育，无论家庭是何种背景，适龄儿童都要从小读书，到了1904年时日本小学入学率高达97%，远远高于彼时的西方列强。从教育程度上来讲，日本军官、士兵的军事素养要远远高于中国军队。 在物资运输方面，日本军队除了用摩托车、军用卡车外，飞机也是他们常用的工具之一。而中国由于工业基础的孱弱，能够提供给军队的卡车数量非常有限，多数的时候需要徒步行军，物资运送更是离不开马和骡子，甚至很多时候是依靠人力完成的。 最终，两国之间整体实力上的巨大差距，造成了战争初期抗日战士被动挨打的局面。在缺少武器弹药的正面战场上，难以顶住日军的狂轰蓝湛，面对气势汹汹的侵略者，国民政府不得不收缩战线，改变战略方针。 日本从何时感觉无法战胜中国由于中日两国在国力上的巨大差距，日本政府先是集中优势兵力占领北平、武汉、上海、广州、南京，本想占领中国主要大城市后，国民政府就会妥协、投降。令日本没有想到的是，国民政府压根儿就没有投降的意思，反而下定决心抵抗到底，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此拉开序章。
1937年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第二天天津沦陷。如果按照既定的路线发展，日军可能会采取从南到北占领中国的战略。当时国民政府为了迟滞日军的主攻方向，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方针，主动在上海发起反击，于是“淞沪会战”爆发。 国民政府发动会战的目的主要是改变日军的进攻方向，将日本人拖入一个死局。会战中，中日双方共投入一百多万兵力，双方在上海鏖战了三个月，虽然日本人取得了胜利，却就此打破了“三个月占领中国”的狂言。 淞沪会战结束后，国民党宣布迁都重庆，直接浇灭了日本政府想消灭中国政权的幻想，这一招实在是“妙极了”。古人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自古以来重庆就是易守难攻之地，政府的搬迁避免了日军俘获中国总部的危险，只要党政机关在，中国的抵抗就会一直存在。 其实国民政府失去南京都是意料之中的事，1937年年底的时候，日军占领南京。日军占领南京的时候，举国一片欢腾，还以为打败中国已经指日可待，毕竟中国的首都已经被占领，可是随后的徐州会战让日军当即吃了一瘪。 在徐州会战中，中国政府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陇海铁路地区投入60万部队，以付出6.5万人伤亡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2.5万人，最大程度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仅仅一个台儿庄战役，国军就毙敌一万多人，号称精锐的日军第10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 日本政府心想只要再拿下武汉，就会逼迫中国政权屈服。于是从1938年6月到10月，中日双方围绕武汉展开了一场大决战，在武汉会战中国投入兵力100余万人，日本投入40万兵力。在长达4个月的激烈战斗中，中日双方共打了大大小小上百次战斗，最终日军以付出25.6万人伤亡的代价占领武汉。虽然从表面上讲武汉已经失手了，可是日本离占领中国还有十万八千里。这场战争不仅让日军损兵折将不少，还削弱了敌人的进攻气势。
武汉会战结束后，凭借日本国内有限的国力和财力，已经无法继续发动大规模的战役，借看裕仁天皇与已经是参谋总长的杉木元对话中，就能看出其中的端倪。 1940年9月28日，随着中国战场规模的扩大，裕仁天皇觉得战争如此长久下去恐怕对日本不利，于是召见参谋总长杉木元谈话。刚开始裕仁天皇严厉的斥责：“当初你说3个月解决中国事变，现在3年已经过去了，那你现在告诉我还需要多久”。 听完裕仁天皇的斥责后，杉木元陷入了久久的沉默，他不知如何作出回答。 后来裕仁又问：“你觉得我们现在有几成把握打败中国”。 杉木元：“很难”。 裕仁知道无法战胜中国后，对杉木元讲：“既然拿不下中国，那我们撤兵吧。不然的话我们将投入更多的物资和钱财，国家会吃不消的”。 杉木元：“如果我们现在选择撤兵的话，那么外界就会认为日本战败了。话说回来，现在我们并没有失败，如果让前线士兵撤回来的话，他们也不愿意”。 听完杉木元讲话后，裕仁天皇气的暴跳如雷。
日本政府自知无法战胜中国后，开始改变策略。首先是与一些政权积极展开谈判，诱导我们投降，并大力扶植汪精卫的伪政府。为了达到殖化中国的目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近卫文明”，提出所谓“中日友好睦邻”、“经济合作”原则，开始实施积极诱降的措施。 当然，不管日本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套路、政策，我们态度就一个“要么你们完全占领我们、打败我们，要么就继续打到底”。 为了把战争抵抗到底，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提出“论持久战”。“论持久战”详细分析了中日双方之间的优势和劣势，剖析了日本有限的国力根本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阐明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为中国人民抗争到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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