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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读到一篇文章《诺奖委员会考虑过授奖给赵忠尧吗？》，感到很有意思。赵忠尧是中国核物理研究奠基人，在科学上有重大贡献。有一种说法，他在1930年代初就被提名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没有评上，“世界欠中国一个诺贝尔奖”。经作者熊卫民和陈长玉深入研究，他们找到扎实证据，证明赵忠尧被提名诺贝尔的传闻并非事实。 正好我认识熊卫民。不妨说说对他的印象。 熊卫民是湖南人，1974年生。他先后出版了《合成一个蛋白质》《邹承鲁传》《从合成蛋白质到合成核酸》《金霉素·牛棚·生物固氮》《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科研管理四十年——薛攀皋访谈录》《行走在革命、科学与哲学的边缘——范岱年口述自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六十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访谈录》等多部著作，未及天命之年，已经著作等身。 我和他相识的因缘是口述历史。他投入口述史学比我们方向专一，就是当代中国科学史。他的本职工作是在大学教授科学史。我感到，与许多学院派教授相比，他的学术研究更有活力。研究中外古代科学史，主要和文献打交道。而研究当代中国科学史，就不能不与活着的人打交道。所以往往难度更大。 六年前，他在东方出版社出版了《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内有他对16位科学家和科学管理人员的采访，我感到信息量很大，是当代中国科学史的一个缩影。 等到1979年我跟卢先生两个人出去，从芬兰的赫尔辛基到瑞士再到美国转了一大圈，那就爽快多了。我当时管钱，外事部门在我们临行前还交待我们，希望我们省着点花，最好能有所节余。我当时点头同意。回去就跟卢先生说：这回你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咱们一分钱都别给他们省。卢先生喜欢吃巧克力，我说“买”。他喜欢吃蛋糕，我说“买”。他喜欢喝可口可乐，我说“买”。我当然更不会监督他说了什么话，打了什么电话。卢先生后来感慨地说：“咱们俩出门，真是太自由了。”在我看来，记录这样的细节，意义不止于让文章生动鲜活。这是帮助后人理解特定时代科学环境的重要史料。卢嘉锡担任过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的传记想必不会记载这样的细节。这就是口述史的魅力所在，也是正史的弱项。 他对蔡德诚的采访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蔡德诚是中国科协主办的《科技导报》实际负责人。因为关注三峡工程决策问题，连续五六年，既刊登赞成意见，又刊登质疑意见，引起领导的不快。科协主席钱学森说：“三峡工程是政治工程，你们《科技导报》讨论什么？！”蔡答：“我赞成钱主席的话，三峡工程是个政治工程，但它首先是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问题。如果在科学上、工程技术上出了大问题，那就会变成不得了的大政治问题。”见蔡不服，钱发出指示：《科技导报》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应予撤销。蔡德诚向中国科协书记处一二把手高镇宁、李宝恒申辩：“我们不久前得到300余位院士的反馈意见，说我们《导报》办得非常好，正值我们进入高峰状态的时候，要把我们解散，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高镇宁和李宝恒为人很正派，就把这个事情拖着。一直拖到1991年5月钱老卸任中国科协主席，也没有按钱老的指示办。1992年，举行全国优秀科技期刊评比，导报被评为最高奖——综合指导类一等奖。科协新领导感到很荣光。 熊卫民能够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不是偶然的。年轻时代，他有过一段记者经历。为了报道真相，遭遇过风险。美国华人教授牛满江，采用非常手段在《中国科学》发表了论文。因数据不实，受到质疑，熊卫民报道了此事，牛满江就施展手段，让熊卫民陷于险境。后来总算化险为夷。 熊卫民做口述史，选择受访人不看其名声、地位，只问他当年是否在某个关键位置，是否能因此而获知某些鲜为人知之处。他注意文献研究和口述历史相结合。他说，就做现代史研究而言，事发当时形成的记录，如档案、工作笔记、日记、书信、报道、照片、录像等当然是最重要的。而实物、实地考察，也能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信息，或把我们带入历史事件的空间中，帮助我们理解事发时当事人的处境。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对历史当事人、见证人的访谈也非常重要。它们能提供新资料，弥补空白，展示往事发展的脉络，提供历史人物之视角、观点，与文献、图像相互印证、相互甄别等，具有不可或缺性。事实上，这些史料各有其短长，只有通过相互补充、印证，才能取长补短，更好地展示历史真相，就像断案时，必须把文本证据、人证、物证结合起来，方能完善证据链，得到最合情合理的案发过程之推断一样。如果不做文献研究，在访谈阶段，就提不出深入、细致的问题，就难以把受访人尘封多年的记忆钩沉出来；在整理阶段，也辨别不出受访人无意有意的错误或误导。 他的治学体会，我深有同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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