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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展现中国当代诗歌最新创作成就的系列诗集《香樟木诗丛》，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所选为臧棣在其诗集《世界诗歌日》中，答主编敬文东所问。在文中，臧棣首次披露了他诗歌写作的隐秘源头和个人诗歌观念。答问皆精彩，观者妙机其微也。 古典时期，自我和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也一直被人们思考着。相对而言，古典社会强调“克己”，通过严格的道德自省，来转化自我的价值。即便当人们的生命视域转入人和自然的关系时，也基本上是通过“忘我”，来追求更高的大于自我的人生智慧。 在“天人合一”这样的世界观里，生成的那个新的生命情境，恐怕已没有多少自我的成分。基本上，古典社会的生命逻辑都是建立在对自我的压抑的基础之上。现代以来，特别是在现代诗这一脉中，对自我的张扬，变成了诗歌书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母题。 浪漫主义对天才的自我的褒扬，经常被人们误解；但不可否认，它开启了我们体验生命的意义的新的路径。“天生我材必有用”，其实暗合对生命的个体的绝对价值的尊崇。从我读到惠特曼的《自我之歌》起，自我和生命价值之间的关联，就已经呈现了。虽然当时还年轻，不可能完全参透其中的意义。 对我来说，自我和诗几乎是同构的。甚至可以说，诗的自我是人的自我的一个更纯粹的版本。诗的自我，其实也和传统诗学中强调的“立言”有关。我其实很认同“立言”传统所包含的神圣性，即诗的书写不仅是对生命感受的抒发，而且是要通过这种强力的书写，将游移在言述中的生命的气息凝固成一种近乎实体的存在。 “一首诗是它自己的天堂”，但也对我们开启了一种进入它的语言通道。荷尔德林说，在诗的神圣性中，人们可以有机会体验到“更高的生命”。我其实是深信这一点的。 一、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写过的《阴翳礼赞》，曾对我有过极深的影响，几乎重启了我对自然的看法。 二、在当代诗歌的书写中，光明和黑暗之间的对峙，对当代诗的想象力构成了一种专断的压倒性的影响。这导致了当代诗的书写总倾向于诗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主题。诗的道德眼光也是非此即彼的。而“历史的阴影”意味着诗人必须去探索历史中的晦暗地带，去思索人的存在的更复杂的情形。没有阴影的写作，就如同我们的生存情境中只有白天，那会是一种非常单一的可怕的状况。 所以，这首先意味着一种勇气，诗人必须敢于置身历史的阴影，摆脱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历史话语体系。写作中的“阴影”，也与洞察力所需要的“冷静”有关。在“历史的阴影”中，诗人可以冷静地审视自我和社会的关联。诗的真理，其实也多半是从历史的阴影中发现的。 这和早年我对希腊思想的阅读有关。希腊的哲学里有很多对幸福和人生之间的关系的思考。而我的理解是，世界观意义上的幸福，不单纯是对人生的可能的一种性质的判断。它更主要的启示，在于“幸福”这个词向我们昭示了一种生命能力，如果生命的智慧是可以被把握的，那么，对幸福的体会展现的是一种体验生命的自我的能力。 我当然知道，现代主义文学的主流是阴郁的。并且，在文学观上，这种阴郁的气质被认为是与文学的思想深度联系在一起的。正像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选项面前，乐观主义先天就被植入了一种浅薄。而悲观主义，很容易就显得深刻。说实话，我很反感这一点。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文学势利眼。 我不是乐观主义者，正如我也绝不可能是悲观主义者。几乎所有的现代主义文学都热衷于揭示所谓的“真相”，其实，这也非常势利。诗不是真相。如果世界是以真相的形式存在的，那么，在我看来，这不仅是邪恶的，也是可怕的。诗是反真相的。就像我前面讲过的，诗是它自己的天堂。我的本意并非要把诗比成天堂，而是试图澄清诗首先是一种存在。一种比个体短暂的存在更持久的存在。没有这种内嵌在诗中的存在性，我们凭什么感受到杜甫的精神呢。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同情海子的直觉。海子其实也反感现代诗歌中过于“阴郁”的那一面。大约从很年轻的时候起，从我读过尼采之后，我便开始有意识地从我自己身上逐步清除现代文学的“阴郁”（你说的“负面的、消极的情绪”）的东西。按尼采关于主人和奴隶的划分，我自己倾向于认为，现代文学中的“阴郁”（甚至包括“巴黎的忧郁”、本雅明的忧郁、卡夫卡的阴郁），自觉不自觉都可能陷入了一种奴隶的逻辑。 尼采讲过，人还是要做自己的主人。虽然这很难，但对我而言，自我和诗的关系恰恰提供了一种千载难逢的机遇。我和张枣也曾就诗的积极和诗的消极，有过分歧很大的“辩论”。张枣说，我的诗太积极了。当然，他讲的我的诗的积极，是说我太信任语言的雄辩了。但其实，我的基本诗观是，诗必须体现出一种生命的创造性。我的基本感觉是，在诗的创造性面前，人们习惯谈论的“积极”也好，“消极”也罢，都不重要。 华兹华斯讲过“孩子是成年的父亲”。其实，写出成人之诗，相对而言，还是容易做到的。立足于悲观地感受世界，成人之诗这种东西，不难写出。真正难的是，基于生命的创造性，又好奇于生命的可能的诗。或者引入德勒兹的眼光，成人之诗，以人生的悲剧性为底色的诗，已陷入阴郁的泥淖，从而丧失了一种生成性。 我还是想天真的诗。诗的天真，或天真的诗，不代表对人生的缺陷或历史之恶缺乏洞察。恰恰相反，诗的天真，正是基于对历史之恶（恩格斯的概念）深具洞察，不甘于生命的可能全然被其吞噬，而进行的一种生命的反抗。 敬文东：在一首名为《抵抗诗学丛书》的诗作中，您这样写道：“这首诗关心如何具体，它抵挡住了十八吨的黑暗。/这黑暗距离你的胸口只剩下/不到一毫米的锋利……”读者可以认为，这首诗触及了现代诗学的一个核心主题：诗的命运和诗人的命运。臧棣先生如何理解这个您自己提出的诗学问题？ 臧棣：抵抗诗学这样的说法，带点概念秀的意味。从我自己的诗歌观念来说，抵抗诗学，依然有点姿态化。大致可以把它看成一种针对流行观念的戏份。对我而言，诗的表达一旦流于抵抗诗学，多少表面诗人自身的思想逻辑就已经被套牢了。说实话，这东西，对诗歌这么高级的想象力而言，依然太浅显了。话虽如此，它也还是揭示出了现代生存的严峻性质。 说到抵抗，对我而言，首先就是要借助诗的眼光，借助诗歌语言的角度，将世界的丰富性从世界的观念性中解救出来。这一过程，最重要的步骤，就是人们尽可能地借助诗的表达回到具体的生命情境中。现在的生存中，人的具体性几乎已被掏空。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和事物离得很近，但其实并没有形成具体的感受事物的能力。 所以，对我而言，诗的写作首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表达生命的具体性。生命的具体性首先反映在现实存在对个体的生命的剥夺和异化方面。这种被剥夺感，构成了诗人最基本的命运情境。面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剥夺和扭曲，诗除了强力展示语言的创造力，别无更好的出路。 诗的命运，依然是成就生命的智慧。这方面，我还是愿意相信弗罗斯特的话：诗始于愉悦，终于智慧。诗人的命运中，如果有特别艰难的东西，我赞成布罗茨基的态度，还是要超然一点。因为这不仅涉及诗的尊严，也涉及生命的尊严。布罗茨基不赞成诗人在诗的表达中过多展示自己的痛苦。那有点像拿生命的痛苦卖艺。 有时候，我也会感到自己很矛盾。因为我有点抵制这样的念头：通过在诗歌中表达生命的苦痛，从而获得生命的治愈。真正的苦痛，非常神圣，不可能被任何东西治愈。人们通常说治愈，或期待诗的表达有一种纾解作用，这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诗的治愈，其实是一种情绪的转移。诗的命运是语言的命运：卷入世界的搏斗，并在其中彰显美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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