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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自是不需我辞费的。但是我想说一个大家平时可能没太关注的点。众所周知，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游美肄业馆。1907年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要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于是，经过多次谈判，终于在1909年6月设立了游美学务处。罗斯福这么做其实是想控制中国学子的思想，这一点清华校史编写组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一书里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后来，游美学务处又筹备创设正规的留美预备学校。于是，游美肄业馆，清华学堂和清华学校陆续筹建起来了。因为是为留美学生而建的学校，清华大学一开始就非常重视西学的学习。清华学校分为国学部和西学部，但是国学部并不受重视，所有课程都被安排在下午，中午没有午休，学生上课经常打瞌睡，经常逃课。但是，清华大学一直没忘记对于国故之学的整理。 清华学校大学部成立的同时，创立的第一个研究院就是国学研究院。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大家都熟悉了。徐葆耕先生的《紫色清华》一书里曾提到，清华学派的特点是中西文化的联姻。 胡伟希先生的《转识成智——清华学派与20世纪中国哲学》一书中说清华学派与北大学派不同。他认为清华学派具有“日神精神”，北大学派具有“酒神精神”。突出的体现就是北大强调“疑古”，利用西方方法大胆怀疑古代经典。而清华特别强调“释古”，利用西方方法小心分析阐述古代经典。 这两种方法本无所谓优劣的，但是清华学派更具有民族性。我是清华学派代表哲学家金岳霖先生的粉丝，我读书深受他的影响，因此，我更喜欢清华大学这种做学问的方式。 我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和读书有什么关系呢？非常有关系。这其实涉及到读书出发点的选择问题，鲁迅先生曾评价红楼梦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书是死的，人是活的，读书的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可能截然相反。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可是一千个哈姆莱特都是真的吗？那可未必，否则我们就不必坐在屏幕前一本正经的讨论读书的方法问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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