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瑶里古镇神奇物质扩张到现在人类历史上很多发明昙花一现，陶瓷则不同，它是中国人的创造。进入现代社会后，陶瓷不只见于日常生活中的瓷器，还进入建筑业、电力行业，进入飞机、火箭、航天飞机等等。综合一项发明影响的深度、广度和时间长度，造纸术之外我会首推陶瓷。现代社会诞生前，陶瓷是最能体现人类智慧的发明，没有之一；现代社会诞生后，它还在自我演化，谁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演化成什么。陶瓷真的这么厉害吗？景德镇瑶里古镇藏着答案。瑶里瑶里 陶瓷故里中国人对瓷器市场的垄断持续了大约800年，根源就可以追溯到瑶里。瑶里位于安徽、江西交界，瓷都景德镇浮梁县东北方向，距景德镇大约55公里。此地在古代隶属徽州，今隶属景德镇浮梁县。一条瑶河南北方向穿过古镇，周围有黄山和庐山两座名山，鄱阳湖和巢湖两大名湖，南面是油菜花覆盖的婺源。古镇在这里躺了近2000年，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末年，真正的崛起则是近1000年的事。这里被称为“瓷之源、茶之乡、林之海”，从唐代开始制造陶瓷。浮梁是哪里？《琵琶行》有云：“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此浮梁即彼浮梁。车马满载瓷器，顺着古镇的青石板路运到瑶水码头；瓷器上船进入昌江，由昌江入鄱阳湖，随鄱阳湖北上进入长江。部分瓷器沿大运河北上内销，部分瓷器南下入赣江，翻越梅岭到达珠江水面，然后外销至世界各地。瑶水码头，高岭土和瓷器漂走的地方“瑶”是美玉的意思。作为瓷器重镇，“瑶里”本名其实叫“窑里”，这里最多的不是美玉，而是“窑”。当地人发掘出一座南宋时的古窑，总长48.2米，沿着19.5°的缓坡向高处延伸，如龙蛇般趴在山上，这样的磁窑被称为龙窑，就是如今的绕南龙窑遗址。南宋时期的斜坡式龙窑龙窑的结构设计颇为讲究，是南宋时期的斜坡式龙窑，总长48.2米，宽2米，窑壁大约0.3米厚，残窑平均0.95米高，呈19.5°倾斜，分为火膛、窑床和烟口三部分，底部用碎石块铺就，面积达350平方米。龙窑的特点是长。长，可以增加窑的容积，一次能烧制更多的瓷器。斜度有烟囱的效果，通常“龙身”设有排烟孔，可以调节窑内温度，龙尾处则有高耸的烟囱，让排烟效果达到最好。整体设计的指向都是最大限度保证能源利用效率。据说，这样一口窑，一次能烧制几万件瓷器。当地乡民告诉我，修建205省道时，挖地基的时候随时可以遇到古窑址，可以想象当年瑶里是怎样一个烟火小镇。相关的描述还被传教士记录下来。18世纪，欧洲传教士来到景德镇，文字记录描述，一到夜晚，“好像是被火焰包围着的一座巨城，也像一座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同样的场景欧洲人要到工业革命时才会看到。这位传教士叫殷弘绪，从1712年到1722年，在景德镇待了将近10年，留下大量一手资料。不过，他来景德镇可不只是传福音，更重要的工作是探索瓷器的秘密，准确地说是商业间谍。瓷器对欧洲的吸引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瓷器贸易是在大航海之后开始的。在这之前，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瓷器贸易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但瓷器对运输要求较高，很难传入欧洲。大航海时代来临，海上运输让瓷器开始进入欧洲人的视野。根据史料记载，欧洲人看到的瓷器，比纸还薄，比奶还白：“比最坚硬的石器还结实，用汤匙敲击还有铃声般清脆的声音，不容易剥落、掉屑、磨损，还耐高温、不褪色。举起瓷器对着光，还是半透明的。”质感征服了欧洲人，他们甚至认为瓷器应该来自某种石头。我们在代尔夫特旅行时，已经描述了青花瓷在欧洲火爆的程度，瓷器贸易是荷兰成为“海上马车夫”的支柱之一。我再补充一个例子，1745年，瑞典一艘商船在离港口不到一公里处沉没，其他商品都变成废物，只剩一些瓷器。而商人变卖瓷器的收入就能支付两年远航成本，还让投资人获得14%的利润。如此庞大的利益，欧洲人自然想自己生产。但技术呢？技术优势殷弘绪来到中国之前，青花瓷在欧洲已火爆了100多年，技术却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只有景德镇才能出产顶级的青花瓷。景德镇究竟是怎样的所在？中国人到底掌握着什么魔法？殷弘绪冒险进入中国瓷器核心地带。他看到了当地人使用水力的过程，中国人“顶端固定有以铁皮加固的带石块的杠杆，把它（瓷石粉）捣成微细粉末。这种杠杆可用人力或水力不停顿地操作，其操作方式与磨纸机上的捣槌的操作方式无异”。工作中的捣槌瑶里的绕南龙窑遗址，如今还能看到正在工作的水车和水碓。当地人通过修建水坝，让水形成势能，势能带动水车，水车转动木轴，木轴带动水碓，水碓起起落落，瓷石粉碎成土。但瓷器最关键的秘密并不是机械，而是它的原料。原料的核心是“高岭土”，有了高岭土瓷器才能变得更白、更细、更结实。殷弘绪来中国的目的就是获取高岭土的秘密。高岭土产地是瑶里的高岭村高岭山，有一句形容“青山浮白雪”，不是说这里冬天会下雪，是说山上堆积着几百年前人们挖矿、洗矿剩下的尾砂，覆盖在山坡上，犹如白雪。采矿遗址分布在方圆1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几十处采掘矿洞、淘洗设施和尾砂堆积物，可以想象，矿工长年累月地采矿背砂，采出的高岭土被运到浮梁古码头，再运到景德镇或瑶里的瓷器“工厂”。当地人在高岭山原址建有遗址公园，“白雪”已无法看见，上面覆盖着浓密的树林，以及追着客人赶都赶不走的蚊子。当年这个白雪的世界地位有多高？如果说中国是“瓷器国”，景德镇就是国都，瑶里就是皇宫，高岭村就是皇帝的寝室。高岭村可能是中国最出名的村子。1860年，德国地理和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丝绸之路的命名者）来当地考察，之后就有了全世界通用的黏土矿物学专有名词“kaolin”，中文名即“高岭土”，以村子的名字命名。有了高岭土不等于有了瓷器。瓷器的原料是普通瓷土和高岭土的混合，混合后的新材料才能让瓷器的白度和硬度达到最优。匠人们比喻，高岭土是骨，瓷土是肉，骨肉之间的比例就是“二元配方”。有了二元配方，人类瓷器史进入青花瓷时代，景德镇在瓷器史上的地位更无法动摇。按照殷弘绪的记录，他发现了高岭土，就发现了二元配方的秘密：瓷用原料是由白不子和高岭土合成。制作细瓷（高档瓷）需要将高岭土和白不子1∶1等量搭配，做中等瓷配比为4∶6，最小配比为1∶3。殷弘绪不但记录了数据，还记录了生产过程、原料配比、温度调控、上釉技术、分工协作，就像一部文字书写的纪录片。中国人800年的瓷器秘密变成两万字的书信寄回欧洲，如同捅破了一层窗户纸。基于材料认知的升级，借助现代科技力量，欧洲各国经过反复试验，相继重新“发明”了瓷器。但中国瓷器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在瓷器领域又延续了100多年的统治。为什么中国瓷器没有立即倒下？技术难题瓷器的技术是什么？了解瓷器的人会知道，陶和瓷其实是不同的物质，所用材料和烧制温度都不同。瓷器需要1200℃以上高温烧制，而陶器只需要800℃的高温。几乎所有古代文明都有能力制造陶器，但只有中国能进入瓷器阶段。陶器有15%的气孔率，吸水；而瓷器的气孔率通常小于3%，不吸水，因为高温让更多原子参与化学反应，形成了玻璃相物质，这种物质填充了几乎所有缝隙，同时表面施釉，又加了一层保护。通常认为，中国人发明瓷器是因为同时具备高温能力、上釉技术和高岭土原料，其他文明只有一种或两种。事实上要复杂很多。说中国人垄断瓷器技术800年并不准确，在这期间，日本、韩国乃至欧洲，都能独立制造瓷器。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国人不仅掌握瓷器技术，而且引领瓷器技术，并与竞争者形成技术上的代际差。这里的“技术”既包括制造技术，还包括规模和成本的控制技术，这些让中国瓷器既有质量优势，又有价格优势，“垄断”的其实是市场，而且这个过程超过800年。拿温度控制来说，今天我们知道，1200℃以上的高温才能烧制出瓷器，但工匠怎么知道温度达到了1200℃？又怎么能让炉温始终保持在1200℃以上？不同的瓷器还需要不同的温度，没有温度计，又怎么对温度进行精准控制？也许80020℃的温差就对应着完全不同的瓷器。瓷器制作中有一个工种叫“把桩师傅”，他们判断温度的方法大致有三种：一是火焰法。简单来说，火焰的颜色不同，对应的温度也不同，红色火焰大约600℃，暗红色大约700℃，樱桃红大约1000℃，白色大约1400℃。把桩师傅不需要知道数据，通过火焰颜色就能确定温度是否合适。龙窑上有专门的孔洞，就是把桩师傅用来观察火焰用的。二是痰跳法。向窑内放一块瓷片，需要测温的时候，就拿出来向上面吐痰，通过痰珠儿跳动的高度判断温度，高度和温度成正比。为什么是痰而不是水？因为水珠在汽化过程中不会跳动，痰珠儿则不同。还有一个原因，水的温度不够稳定，而痰来自人体，温度基本恒定。三是对比法。在观察口放一块瓷片，隔段时间测试它的颜色和硬度，以此来判断炉温。据说，优秀的把桩师傅对温度的判断，误差不超过20℃。明代烧制的青花釉里红，可以让温度保持在大约1345℃~1355℃之间，在这个区间之外，就烧不出上等的釉里红。光是判断温度还远远不够。判断温度的目的是为控制温度，方法也有三种。一是通过调整木柴数量以及木柴干湿度影响温度，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二是利用鼓风机，通过控制窑内空气（氧气）的浓度来影响温度。三是通过对窑内能量分布的总结，将不同瓷坯放在不同位置，哪些位置适合产出上等瓷器，哪些位置不适合，绝不能搞错。烧制过程中，要考虑所有这些变量，还要随时调整，保持变量的精确以及变量间关系稳定，一不留神就会功亏一篑。所以，烧制之前，大家会焚香祷告，每次成功都要感谢上天。怎么让瓷器“薄如纸”？这也是非常艰难的实验过程。师傅们要平衡薄和硬的关系，稍有不慎就会变形，材料缺陷也会放大，必须对瓷土做精细加工，同时调整二元配方，控制釉料和温度，因为温度变化又会使得木柴数量、烧制时间、空气流动、窑内位置等跟着改变。数学告诉我们，每增加一个变量，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成倍降低。说来容易，所有经验的获得都要经过成千上万次的实验。也就是说，现代科学方法进入中国前，景德镇的工匠们已经用同一种方法工作了1000多年。为实验提供成本的是王朝政府。皇帝想要某种瓷器，就会不惜成本地投入，甚至全国工匠同时做实验，直到烧出理想的瓷器。据说，宋徽宗有一天梦到电闪雷鸣后云开雾散，那一刻天空的颜色定格在艺术家皇帝的脑海里，醒来就要求天下瓷窑烧出“雨过天晴云破处”的瓷器，伴随而来的必然是大量的实验。宋徽宗的故事无法考证，但北宋汝窑的创新是真实的，甚至是在失败中创新。比如开片的出现，据推测应该是某次失误导致釉表开裂，但纵横交织的裂纹，竟有了禅意的美感。工匠们便把偶然的失误变成稳定的成功。翻开瓷器史，历朝历代都有重大突破。唐代是唐三彩，对釉彩的运用实现突破。宋代是青瓷时代，所谓“五大名窑”就是宋代的产物，激烈的竞争由此开始，景德镇也在宋代崛起，推出一批爆品，如“青瓷”和“白瓷”。元代，景德镇瓷器技术达到巅峰，核心产品就是青花瓷。在任何时代，一款产品能风靡全球，要么原料稀缺，要么技术高难，总之要保持极高的门槛，这是古今不变的原理。如果说其他文明无法同时具备高温能力、上釉技术和高岭土原料，青花瓷却在此基础上，同时突破白瓷、透明釉和青花颜料三大难关，其他窑口只能攻克其中一到两项。所以，以青花瓷为代表的中国瓷器获得的不仅是审美的成功，还是核心技术的成功。明代，景德镇瓷器已经能对国内同行构成降维打击，中国瓷器技术史的主线被景德镇延续。这里还要交代的一个问题是，外销瓷器某种程度上是皇家需求的外溢，最上等的瓷器是不用于外销的。皇帝们的爱好千奇百怪，倒逼工匠也要加大研发力度，比如斗彩，多种颜色同时出现，乾隆年间瓷器甚至可以使用15种釉彩。怎么保证颜色不会失控？方法是二次入窑法，先在高温中烧制瓷胎，烧成后画上各种颜色，再用低温烧制即可完成。占领世界市场器型可大可小，颜色可多可少，瓷器能表达的所有可能性在当年几乎都是稳定可控的。明代，中国瓷器制造已经形成规模、利润、技术研发的正循环。史料记载，明朝永乐年间，景德镇官窑场就有58所，每天都有上万工人劳动，宣德皇帝曾经一次性要求景德镇烧制443500件瓷器。大航海出现，欧洲人的胃口更大，瓷器支撑起了庞大的海外贸易。通常认为，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走向封闭，事实并非这么简单。中国既是大航海的目标，还是全球贸易的中心。乾隆年间，拿固定饷银的八旗子弟陷入贫困，原因之一是大量外贸白银流入，导致通货膨胀，手里的钱不值钱了。由此，一些“聪明人”发明了“碰瓷”，即拿着“名贵”瓷器上街晃悠，瞅准机会，故意让行驶的马车不小心“碰”他们一下，手中瓷器旋即落地摔碎，自然而然索要赔偿。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总结了1500年后的全球经济联系。他认为，大航海之后300多年里，亚洲是全球经济中心，而中国是亚洲经济中心，2/3的全球贸易与中国有关。最直接的体现是白银，按书中数据，大航海期间，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发现几处大银矿，成为暴发户。中国同样是受益者，1/3的白银用于购买中国货。过程大致是这样的：西班牙商船航行到美洲，装上白银后跨越太平洋进入亚洲，把白银留在中国，再装上中国货物回到欧洲。货物包括丝绸和茶叶，而压舱底的就是瓷器。葡萄牙国王甚至要求，所有从东方返回的商船，1/3的运量要留给瓷器。大航海之后，欧洲进口了大约两亿件中国瓷器，帮助中国成为全球白银“黑洞”。白银给中国提供了稳定的货币，支持了工商业发展，客观上帮助“资本主义萌芽”诞生。而在欧洲，西班牙人的白银流入更擅长贸易的荷兰和英国人手里，大量白银又被两国运到中国，购买更多中国货。有一种说法认为，明清战乱之际，日本瓷器占据了高端瓷器市场，伊万里瓷就是当年的品牌，融合了本土文化，并在设计和审美上迎合了欧洲人。真实的情况是，这段时间很短暂，清政府收复台湾后，第二年（1684年）即解除海禁，景德镇工匠们快速恢复生产，大量制造“中国伊万里”瓷，不仅设计出新，价格还远低于日本，重新占据市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历史档案认为日本瓷器“贵得无法接受”。中国瓷器制造的巅峰和低谷，与政局高度相关。明清战乱给日本瓷器崛起机会，中国恢复秩序又迅速收回市场。明清的海禁打击了瓷器产业，一旦开禁又回重新回到巅峰，哪怕最后只保留广州一个口岸，瓷器业依然坚挺几十年。大规模协作如果说制造技术为中国瓷器建立了壁垒，在组织协作上，中国瓷器业依然是领先者。明清时代已经能出现了极其细致的分工，作坊之间构成完整的工业流水线。有的负责做坯，有的负责青花，有的负责上釉，有的负责烧窑，一件瓷器可能涉及十几甚至几十道工序。《天工开物》记载明代景德镇：“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意思是，一件瓷器要经过七十二个工匠，“七十二道工序”的说法由此而来。但“七十二”也只是个形容词，事实上要多得多。涂睿明先生在《捡来的瓷器史》中记载，当地连用来精修成形（利坯）的铁制刀，都有专门的作坊来生产，而这个作坊是从铁匠作坊中分离出来的。很多工匠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画山水的不画花鸟，画纹样的不画人物。涂睿明说，如果一件青花瓷瓶，上下有连续纹样，主体是人物，又以园林花鸟做配景，仅仅是青花的彩绘，就可能需要四个画师。景德镇瓷器分工协作颗粒之细密，产业之完整，是工业革命前人类制造技术的巅峰。强大的制造能力可以承接任何挑战，全球订单如雪片般飞来，各国国王、贵族们自己设计的器型和画面，景德镇工匠都能接受挑战，把设计变成产品，再反过来刺激技术迭代。规模和弹性本来是矛盾的，而既有规模又有弹性，就会成为瓷器领域的世界工厂，而这个特点还可以联想到今天的中国制造。国家广告换个角度看，大批瓷器的外销让古代中国拥有了超级媒体。活字印刷大规模应用之前，可能没有任何媒体能和瓷器相媲美，它让中国文化软实力登上几千年的顶峰。距离是能产生美的。以前，我们看到欧洲的城堡，就会想到王子和公主。中国瓷器为欧洲人提供了同样的心理代入。《马可·波罗游记》本来就把东方想象推到高峰，他们眼里的中国遍地黄金、人民富足、皇帝贤明，在望远镜发明之前，中国可能比月球还神秘美好。月球毕竟还能看到，而当时除了马可·波罗，几乎没有欧洲人见过中国。有了瓷器就不同了，瓷器上有大量东方信息：河畔的柳树，垂钓的蓑翁，巍峨的宝塔，水边的楼阁，喝茶会客、阅读作画、小桥流水，山川、河流、建筑、城市，象征着长寿的仙鹤和松树，祝福学业的牡丹和公鸡……瓷器上的这些中国元素让欧洲人大脑中勾勒出一个有品质、有品位、有秩序，神秘、古老、繁荣的东方帝国。有钱人会把瓷器里的中国生活落到现实——布置中式书房，用中国瓷器，喝中国茶，做中式家具，摆满青花瓷器。几百年里，瓷器就是china，China（中国）就是瓷器。如果有机会参观雨果故居，你会觉得就像进了中国地主老财的家。欧洲商人们甚至根据东方想象编织东方故事。据说中国有个叫康茜的女孩，她和家里的管家相爱，女孩爸爸赶走了管家，将女儿嫁给一位贵族。婚礼当天，管家混进现场，趁着客人喝醉之际，带着康茜私奔，隐居到一座岛上，几年后被发现了。当女孩的未婚夫带人来抓他们的时候，二人选择自杀殉情。上天被他们的爱情感动，把他们变成一对鸽子，从此之后，自由自在，海阔天空。这个故事一度很有名，还被搬上了瓷器，既让瓷器热销，故事本身也变得更有名。明代之后，景德镇依然是瓷器之都，而瑶里却逐渐衰落，成为单纯的原料产地。到了清代，高岭土矿藏采掘殆尽，之后引进的现代交通设施也远离瑶里，让当地一度不为外人所知，也因此保留了相对的原生态。瑶里、浮梁、景德镇开启的瓷器新时代，余波一直延续至今，瓷器已经高浓度渗入人类的生活。瓷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烤瓷牙。如果有机会参观钢铁厂，注意车床上用来削钢铁的刀子，一般是瓷制，这是利用其坚硬的特点。瓷成为保护身体的一部分，防弹衣。英国军方曾给清华大学发感谢信，表扬他们提供的防弹衣——其外衣就是瓷片，利用瓷片易碎的特点。装甲车、坦克，甚至作战指挥部、掩体也会运用陶瓷材料。瓷成为人造飞行物的一部分，飞机、火箭、航天飞机也离不开陶瓷隔热材料，利用的是瓷器耐高温的特点。飞机发动机启动时内部会形成2000℃高温，而多数金属到1000℃就已变软，依靠现代科学技术，人类研发出了能承受3000℃高温的陶瓷。电脑的CPU（中央处理器）也有陶瓷零件，利用的是瓷绝缘的特点。总之，中国人发明的这种伟大物质，在文明征程中还在不断演化，谁也不知道还会变成什么样子。本文整理摘编自《世界这么大，带你去看看：人类文明地标45讲》 林楚方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