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农氏在中古时期的确具备了神的属性，但这个神却并非是由自然神演变而来，而是源于人的，这种从人上升为神的现象在中国古代是极为普遍的，是中国“神话”的主流，这个源头或许可追溯到上古时期。 探究华夏文明是绕不开祖先崇拜的，祖先崇拜是人类早期文明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如中国古代这样将祖先的重要性置于神之上的情形并不多见，因此就产生一个问题，即以基督教文化熏陶下的西方的关于人类文明的研究方法来解构中国古代传说是会水土不服的，即便是以多神的古希腊神话来比对华夏早期的传说，也大多是不适用的，民国学者多犯此类错误。 于华夏文化而言，汉代是一个颇为重要的节点，其最显著的特征即是知识分子群体不再对自身有过高的道德要求，这促使了文化上的实用主义开始大肆崛起，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政治模式的大转变，即封建邦国走向了大一统。  在知识分子低文化道德和政治需要的双重推动下，汉代知识分子逐渐开启了他们自己的头脑风暴，谶纬之学自此甚嚣尘上，为了营造一个华夏自古大一统的假象，上古的众邦国的祖先被逐渐整合，此滥觞影响至今，神农氏的形象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发生了转变，并产生了混乱。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剥丝抽茧，探究一下最初的神农氏最有可能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司马迁在著《史记》时，是以《五帝本纪》开篇，其中有：“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此处之“轩辕”指的是黄帝，此句所叙述的是在黄帝崛起之际，神农氏已经衰落。 神农氏所在的时代要早于黄帝，关于这一点，古文献中并无分歧，但二者是否构成衔接，就有一些不同意见了，甚至《史记》的不同章节也是相矛盾的。 《史记·五帝本纪》又有：“代神农氏，是为黄帝”，显然是认为二者构成了衔接，但同样是《史记》，《封禅书》中的记载却是“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依此说，神农氏与黄帝之间至少还有一个“炎帝”。 《封禅书》的这个说法其实是引用于《管子》，出自齐桓公与管仲的一次对话，《管子》所载并不一定就是实录，但至少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先秦诸子对上古传说的认知，其说法要比汉儒的观点更具参考价值。 关于神农氏同炎帝的关系，笔者有必要再老生常谈一次。在《史记》成书的时候，“神农氏”与“炎帝”尚未被整合在一起，二者属于两个不同的族系，有各自的传说和事迹，至东汉后，炎帝与神农氏才被整合到一起了。因此对于一些形成于早期的典故是不可以彼此对调的，如“神农尝百草”最早见于《淮南子》，说成“炎帝尝百草”就不通了，而“炎帝以火纪”出自《左传》，换成“神农以火纪”同样不成立。也就是说，在读《史记》及更早的文献的时候，不可混淆二者。 炎帝的后裔的影响力是颇为广泛的，我们所熟知的先秦的姜姓一族便是炎帝之后，而西周王朝之建立本身就是基于姬姜联盟的，所以在西周乃至春秋时期，姜姓是仅次于姬姓的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势力，齐国、许国、申国、吕国，以及更早立国的莒国、逄国等皆是姜姓。 相比于炎帝，神农氏的后裔就显得颇为势单力孤了，甚至需要周武王扶持以延续其祭祀，《史记·周本纪》有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襃封神农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尧之後於蓟，帝舜之後於陈，大禹之後於杞。” 同姓同源，那么，西周焦国必然不会是姜姓，究竟是什么，我们当下还得不出结论，只能寄托于未来的考古发现给我们带来惊喜了。  区分开神农氏与炎帝，再结合史书所载的黄帝与炎帝之间的恩怨，那么，我们会发现，《管子》所载的炎帝是位于神农氏与黄帝之间的天下共主之说更为可靠。也就是说，神农氏之后，炎帝成为了天下共主，然后才是黄帝取代了炎帝，这中间是有一个很长的过渡的。 关于“炎帝”这一概念，我此前有过专门的阐述，当前仍然秉承着那个说法，即《史记·五帝本纪》所载之炎帝并非是真正的炎帝，或者说不是最早的炎帝，而是对炎帝一族历代首领的统称，《左传》和《山海经》所提及之炎帝才是姜姓所推崇和祭祀的那位祖先炎帝。 真正的炎帝要比黄帝久远得多，是一位活跃于东方的部族领袖，以火著称，即《左传》所载：“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而其后裔大崛起应该是始于共工，共工乃炎帝后裔，《山海经》记载了其谱系，《国语》有共工与“四岳”为亲族的记载，需要强调的是，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中所载的八世炎帝属于胡编乱造的典范，可能是受汉代谶纬之学的影响。 关于共工称王之事，《管子》中亦有记载：“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至于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然后天下可得而牧也。” 那么依《管子》之所载，共工称王是要早于黄帝的，而《国语》亦载共工称霸之事，即“共工氏之伯九有也”这个“伯九有”显然不会晚于黄帝，因为自黄帝始，直至虞夏之际，共工氏再无“伯九有”之机会。结合以上记载，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史记·五帝本纪》之炎帝其实是泛指，是对自共工开始的众部族领袖的符号化，而蚩尤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作是最后一任“炎帝”，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实则为一，涿鹿之野有阪泉而已。 蚩尤之败，标志着“姜姓”一族丧失了对中原各部族的统治地位，取而代之的便是黄帝一族。也就是说，神农氏与黄帝之间，其实是间隔了数位“炎帝”的，所以二者并不构成直接的继承关系。而关于“神农氏”这一概念之理解，我们可以参考有虞氏、夏后氏、商、周这类朝代名之用法，“神农氏”更多的时候代指的是那个最高领袖所在的部族或邦国，进而以此来代指那个时期。 或许曾经存在过一位最早的“神农”，如《易经·系辞》所载之神农，即：“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而《管子》与《系辞》有相近的记载，《管子》载：“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依此说，此神农应该处于人类社会早期的渔猎-采集生产模式向游耕农业的过渡期，率先掌握了农业生产，或是驯化出新的农业作物促进了农业发展，最难能可贵的是，神农氏将他们的先进经验传授给了更多的人，因此被传颂和铭记，此后，这位“神农”的部族便被称之为“神农氏”，其号世代相传，所以《吕氏春秋》才有神农十七世之说，即“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 在先秦文献中，“神农氏”始终是作为有伟大功绩的祖先角色而存在的，被神化应该是始于《淮南子》，淮南子载：“神农始常百草，一日七十毒”，这显然已经是超越常人的存在了，后人又在此基础上继续脑补，逐渐衍生出各种版本的与神农相关的神话。 如果参照于当前的考古结论，神农氏同仰韶文化的渊源颇深，仰韶文化属于典型的农耕文化，其核心文化圈在豫西和晋南，是同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一支远古文化，且结束于距今5000年左右，很可能是因为气候与环境的变化让原始的刀耕火种的粟作农业难以为继。 仰韶文化的时间、地点、影响力及生产方式都同早期文献中所载的神农氏相吻合，甚至其结束时间都同共工氏的崛起相吻合，即稻作农业一度向北扩张，大有取代粟作农业的趋势，继而才发生了《史记》所载之涿鹿之战，黄帝一族崛起，开启了上古的新纪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