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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用药有特点，有人却不以为然，以其不能正本清源，而不能正确认识经方是重要原因之一。经方医学在东汉流传时出现危难，西晋王叔和虽救危难使其得以传承，但以《内经》释经方（《伤寒论》中诸方），遂不明经方理论实质，也就无法认识用药特点。因此，有必要正本清源，与时方对比分析，考证经方用药起源及指导理论。 一、经方用药与时方用药有明显不同 经方用药与时方不同，早已引起中医界注目，如清代徐灵胎查阅大量医学文献，考证中医学术源流，认为经方与时方用药有明显不同，为此特立专著《本草古今论》垂教后世，深受中医界推崇。他通过对比研究指出：“本草之始，防于神农，药只三百六十品，此乃开天之圣人与天地为一体，实能探造化之精，穷万物之理，字字精确非若后人推测而知之者，故对证施治其应如响。仲景诸方之药悉本此书，药品不多而神明变化，已无病不治矣。迨其后，药味日多，至陶弘景倍之而为七百二十品，后世日增一日，凡华夷之奇草逸品试而有效，医家皆取而用之代有成书，至李时珍，增益唐慎微《证类本章》为《纲目》，考其异同辨其且伪，原其生产，集诸家之说而本草更大备，此药味由少而多之故也，至其功用则亦后人试验而知之，故其所治之病益广，然皆不若《神农本草》之纯正真确，故宋人有云：用《神农》之品无不效，而弘景所增已不甚效，若后世所增之药则尤有不足凭者；至其注释，大半皆视古方用此药明某病，则增注之古方治某病，其药不止一品而误以方小，此药为专治此病者有之，更有以己意推测而知者；又或偶愈一病，实非此药之功而强著其效者，种种难信，至张洁古、李东垣辈，以某药专派入某经，则更穿凿矣！” 这短短的355字，不但论述了经方与时方用药不同，更提示了经方起源于远古，因来自实践几经科学验证，有其独特医学理论，并经后世百年、千年考验，凸显经方的优越性，与后世草率药物归经明显不同。又如近代著名中医大家样铁樵说：“凡研究药物，当从《伤寒论》方药入手，其次《金匮》，其次《千金》。不由此道，纵记忆千万验方，徒增魔障。丹溪、东垣专以滋补为能，其所用药泰半皆本经上品，与《伤寒》、《金匮》、《千金》截然不同。在朱、李自身，或不失为良医，然后人仅能师其短处，中国医学由此衰落。至于叶天士之后，无理取闹，更无费吾笔果之价值矣。” 乍看似属偏激，但反映了经方与时方用药不同。如再参看徐灵胎专论《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就很容易了解到，经方用药与时方用药之所以不同，主要是理论体系的不同。这里要注意的是，经方的用药特点，其所以具科学性，是与其经方起源、经方理论密不可分的。 二、经方用药起源于神农 “神农一日遇七十毒”，是先民与疾病斗争真实写照的缩影，表明我们的祖先，在寻找、积累应对疾病有效药物时，是根据症状寻找相对应有效的药物，经历了反复探索和艰苦漫长的历程。《神农本隼经》的撰成年代和作者，至今仍不清楚，但该书被一致公认为是我国最早的经方著作，代表了我国医药的起源，正如徐灵胎谓“本草之始，防于神农”。其实其与《伤寒论》一样，不是一个人、一个朝代所完成的，它是我们先人祖祖辈辈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的经验总结，它起始于神农时代是历史事实。 《本经》所以依托神农之名，一是确与神农有关；二是因在神农时代虽没有文字，但已积累了不少防病治病知识，后世记载其内容权当属于神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中说“神农时代大约距今10000年前到5000年前”，即在黄帝之前。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79年至1984年对河北省蔚县的多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出6处形制基本相同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半地穴式建筑，这些房屋，都是在生土层上向下挖约50厘米，四壁和居住面都用草拌泥进行抹平，然后用火焙烤，居住面平整而又坚硬，火堂位于屋子的中央。同时又发现许多属仰韶文化（神农时代）的石器、陶器等。又于1995年在河北省阳原县姜家梁遗址考证，恰好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所处的时代相吻合，也与史书中记载的神农氏时代相对应。 这些考古资料证实了，我们的祖先在神农时代，生活于大自然环境中，逐渐适应环境、认识大自然，体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理。天（自然环境）有白天、黑夜、寒、热、温、凉阴阳变化，人体亦有相应变化。为了防寒、防止生病则盖窝棚、房屋而居，为了进一步防寒，则于屋中央修建火堂取暧、门向南开；为了夏天防暑，把房屋建成半地穴式。显然从生活上认识到“寒者，热之；热者，寒之”适应寒热阴阳之理。同时生活中难免疲劳受寒，引起头痛、恶寒、发热等症状，用火烤感到舒服、熏烤或热熨皮肤，使汗出而解；或服热汤、热粥同时盖上棉被汗出而解；或用草药煎汤熏洗而解；或用生姜、葱、大枣等煎汤热服及加盖棉被取汗而解（也因之经方又称“汤液”），或用大黄、芒硝可以解除便秘之苦…… 当时虽没有文字，但积累的经验被流传于后代，当有文字后便记载下来。《本经》所记栽：“麻黄，味苦，温。主中风、伤寒头痛”；“柴胡，味苦，平。主心腹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大黄，味苦，寒。下瘀血……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 365味药，显示了神农时代用药总结。因这些医药知识产生于神农时代，称之为《神农本草经〉当不徒有其名。有关《本经》成书的时代，章太炎认为：“神农无文字，其始作本草者，当在商周间，代有增益，至汉遂以所出郡县附之耳。”钱超尘教授认为“先泰时代人们对药性药效已有所认识，并载于古书，《本经》形成于先秦乃至周初，增补于汉代”，说明不是一朝一代一人所著成，但其起源确是始于神农而早于岐黄，经方有其独特的医学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经方用药与时方用药因起源不同，因而其认知方法则不同。关于经方治病特点，《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载：“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了即根据人体患病后出现的症状，选用对应的药物治疗。著名经方家胡希恕先生明确指出：“中医治病，之所以辨证而不辨病，是与它的发展历史分不开的，因为中医发展远在数千年前的古代，当时既没有进步科学的依据，又没有精良器械的利用，故势不可能有如近代西医面向病变的实质和致病的因素，以求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而只有凭借人们自然的感宫与患病人体的症状反应，探索治病的方法经验。”即经方用药是根据“症状反应”，而时方是源自《内经》的“病因病机”、“经络脏腑”，两者有着明显的不同。 今仅就对“伤寒”和“中风”的理解可见其一斑，经方的认知方法是据症状反应，即伤寒为“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疼、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中风为“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即皆认为是发热或不发热的表证，治疗用麻黄、桂枝等发汗、解表、解热；而时方、后世注家，如成无己、张志聪等，以病因病机解释，则认为：“伤寒是伤于寒”，“中风是中于风”。因伤于寒，则治用辛温散寒，但有发热则不能用辛温，认为桂枝、麻黄“不可用于有热证的病例”，与经方有明显不同。其治疗用药亦就有了显著区别，成为后世不理解经方用药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经方用药理论是八纲六经 后世因不能正本清源，误于王叔和在《伤寒论》序中加入了“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等内容，故认为中医的理论都来自《内经》，以至于认为：中医治病都要依据经络脏腑、五运六气，甚至提出“不明经络脏腑，动手便错”来对待经方用药，对此，徐灵胎以专论批判，明确指出“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实际明确了经方不同于《内经》的理论体系，即不是用经络脏腑、五行运气理论，而是用八纲、六经。 前已所述，经方用药起源于神农时代，是根据症状反应，选用对应的药物治疗，“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其理论即是八纲，《神农本草经》中“治寒以热药，治热以寒药”的论述，即是根据症状反应用药，其指导理论即是八纲，开创了以八纲辨证的经方医学体系。书中更详细记述了365味药物，以四气五味适用于人体患病后，表现出寒、热、虚、实、阴、阳的症状论述，显示了单味药防治疾病的经验，其述证主用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即八纲理论，标志了经方基础理论的起源。 一些考证资料已明确了经方发展史，在神农时代，即以八纲为理论，根据人患病后出现的症状，用对应的药物治疗，先是积累了单味药治病即单方方证的经验，其代表著作即《神农本草经〉。后来渐渐认识到，有些病需要二味、三味……组成方剂治疗，这样逐渐积累了用什么方，治疗什么证，即复方方证经验，其代表著作即《汤液经法〉，发展至汉代，对病位概念进一步细化，即“量疾病之浅深”由表、里增加了半表半里概念，因而产生了完善的六经辨证理论，其代表著作即《伤寒论》。 由以上可知，经方用药特点是与其起源、发展、理论密切相关，即经方起源于神农时代，其起始即用八纲辨识疾病，同时辨识用相对应的药物治疗，体现了方药对应、方证对应，积累了单方方证经验，渐渐又积累了复方方证，且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六经辨证理论体系，故经方用药的主要特点，是在八纲、六经指导下用药，即临床治病，先辨六经，继辨方证、详辨用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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