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父亲去世已经20年了，在清明节前夕写篇短文算是献给父亲的祭奠。 我父亲秦文彬是38军114师原副参谋长，1983年至1990年，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抽调我父亲担任副师职军队转业干部赴四川省移交组组长。移交组通常由军区机关和各军（集团军）抽调干部组成，每年人员都有变化。在这8年当中，每年大半年时间是参加军区培训，清理转业干部档案，与四川省人事厅军转办协调安置转业干部包括随迁干部配偶及子女，到部分市县了解协调转业干部安置情况。 我当时在秦皇岛、青岛海军航空兵工作，每年春节或出差回家能与父母见上1至2次面，父子见面除了唠家常外，偶尔也听到他讲述一些转业干部安置的事情。 四川省历来是兵员大省，转业干部人数比较多。在八十年代，面临政府精简机构、企业改革和裁军100万的安置困境，党中央提出了安置转业干部是一项政治任务，地方政府要纳入目标管理的要求。每年安置前，我父亲都会收到军区和38军领导捎信或带话，要重点安置好师团干部，他们长期在部队工作并做出贡献，现转业又有家属子女随迁，对其合理要求要想尽办法给予满足。 按照当年政策，转业干部每年都有名额限制和入城指标，在地方政府计划安置下，除少数个人联系工作外，大部分靠组织安排。营以下干部年轻、职位低相对还好安置，难度主要集中在师团干部身上，安排职位、要住房、家属就业等等，安置工作任务重是前所未有的，我父亲他是深感责任重大。 做好转业干部安置工作是关系到部队建设和转业干部后半生的大事。为完成好军区赋予的任务，移交组在听取各方面经验和意见后，一是推荐了1名转业干部到四川省军转办工作，便于了解、沟通和掌握相关信息；二是联络了一些之前转业在单位有话语权的干部，接收或推荐转业干部到相关单位工作；三是邀请四川省军转办到北京军区部队调研，指导部队“军地两用人才”培训。 在安置中无论职务高低，每年名单下来以后，总会有一部分干部安置不如意，移交组按照相关政策，都会尽最大努力，反复与军转办商榷，争取最好的结果。在这8年安置中，当年的七大军区和空军、海军转业干部除成都军区占地域优势外，相比起来，北京军区在四川省安置的转业干部是比较好的，四川省移交组也多次受到军区领导的好评和大多数转业干部的认可。 38军有一位团政委转业，随迁有配偶和两个聋哑子女，想进成都市安置不够条件，移交组找到军转办和分管厅领导，提出的理由是原籍县没有条件好的聋哑学校，不利于对子女教育。经过多次协商，成都市接收安置了他们夫妻二人工作，解决了住房, 两个聋哑子女也进驻了成都市区聋哑学校。 有一年在安置转业干部后期，38军领导打电话给我父亲，113师政治部有一名科长，带车发生交通事故，他无法面对首长，背上了沉重包袱，提出当年转业，单位同意将他编外并列入备份名单，希望移交组解决，可问题是到哪去找转业干部名额？移交组从省军转办得到消息，每年四川省军区转业干部都有种种原因放弃名额，于是移交组找到省军区解决了名额问题，这名干部当年顺利转业到成都市建设局，几年后还提拔为副局长。 在这8年安置中，军区干部部很关心移交组人员的身体和家庭生活，114师领导对我们家也很照顾。1989年，我父亲在工作中生病了，军区干部部得知后，联系成都军区安排住了10天的医院。 那些年，从我父亲的言谈笑语中感到，他没有辜负领导期望，没有愧对军队转业干部，我们作子女的也很欣慰。如今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多年，留下的只有我们的思念和永远的回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