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那战乱纷飞的年代，一介书生的孔子，不能不走上政治的思考。从整理古籍、收集民歌中抬起头的孔子，把那些人类历史上的美好记忆和灿烂人性，还有美好向往集中在一起，提出了他的“仁义道德” 。 应该说，针对不断的战争和掠夺，这是一种当时民众的声音。
这声音说给谁听呢？当然是有权进行战争和掠夺的诸候和大大小小的奴隶主听的。也就是说，这“仁义道德” 的对象首先是他们，犹其是其中这个“仁” 。而这个“义” 呢，则主要是对当时的“士” 说的，他们在战争和掠夺中起到的是决定性的作用。 孔子是不屑对奴隶说“仁义道德” 的，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他们说话，又以为他们是愚民，这是他的局限性，但也有一定的现实性。只能说，孔子作为“士” 的责任感是很强的。
怎样保障这个“仁义道德” 呢？孔子提出了“礼”。 这个“礼” ，其实便是一种社会架构，便是现在所说的体制，它当然不仅是道德，也包括法。这当然也是主要针对诸候和大大小小的奴隶主所提出的。 孔子的“仁义道德” 和“礼” ，在当时诸候和大大小小的奴隶主疯狂争夺利益，以实力定胜负的战争状态下，当然是被撞得头破血流。
孔子输在那里？ 一个似是过分理想化和残酷现实的差别。也许是一种偶象的需要，孔子抬出尧舜周王等为圣君，抬出那时的社会为大同世界，这完全是一种唯心的理想化。孔子的理想化社会是一种当时他所能认识到的完美，就是∶从王到诸候到大大小小的奴隶主到士到奴隶，全都安于份际，统治者要圣明、仁爱，被统治者要顺从、忍受。也许，出发点是为了反战。但是，私有制的疯狂与血腥，用道德来制约，肯定是失败的。现实是，兼并和集中，才能在现实中生存。就是他推崇的周礼，其实也是用强大的实力来维持的。失去了周王朝的集中，便成诸候战乱纷飞之势，诸候必然在搞另一种集中，这种集中是多点的，于是，便是不断的战争。周王朝的集中的失去，不是靠“仁义道德” 便能恢复的，一是它体制上想用诸候自觉道德构架成统治的一个致命漏洞，二是周王朝后来的腐败与无能。孔子的理想，还是一个静态的平面，当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比如某部分统治者出现的残暴与野心，这个理想构架马上失去平衡，会马上崩溃。 周之崩溃，就在于此。当时的现实，就是统一是解决战争的唯一手段，而统一，又必须战争。当然，当时也搞出过几个“联合国” ，可惜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提出统一，重新建立法制，而把“仁义道德” 作为统一的工具，也就是统一到最能达到“仁义道德” 要求的统治者的手里，是暂时解决战乱的方法吧。如何使这“仁义道德” 真正成为统治者的要求，这又是一个问题，孔子提出恢复周礼，这样，统治者又出现不“仁义道德” 的怎么办？孔子没法回答。后来从孔门分出的法家作了局限性的回答，但仍是建立在对民众的法治上，根源还是摆脱不了对统治者的人治。就是这部分法治有时深入到对官僚的法治要求，皇帝一换了，马上又是惨败。
还有一个，是“仁义道德” 也是辨证的。就拿当时的战国情状来说，诸候诸雄，他们间的竞争，确有一部分是“仁义道德” 的竞争，就是对内让老百姓过上好一些的日子，从而形成国家实力和部队士气，对外师出有名，减少扰民。但同时，这个“仁义道德” 又是有度的，对内调整分配必然是对一些原有利益者的不“仁义道德” ，对外，一支只讲道德、不讲纪律的军队将只是一盘散法，冲锋时，这个说我家有八旬老母，那个说我妻子才生幼子，指挥合顾了这个“仁义道德” ，必败无疑。就是对外关系上，若只说极端的“仁义道德” ，那干脆投降算了。这是孔子当时广受尊敬又四处碰壁的原因所在吧。在具体的状况下，一个“仁义道德” 的主张，也可以造成一个灾难，造成最不“仁义道德” 的结果。从孔门分化出来的法家，实事求是地把握住了“仁义道德” 和现实的辨证关系，一个强大的秦居然迅速崛起。从真正的“仁义道德” 上说，秦始皇的统一，是真正相对消除了中华大地上的战乱，这才是大道德。可是，这时孔门的谪传还抱定浅薄、固定、意识形态的所谓“仁义道德” ，于是沦为落后 。
应该说，孔子思想中有许多人性的东西，但他把这些人性的东西依托在人的自觉上，这本身就只能是一种理想，对人的个体来说，很有意义；对整个社会来说，就不现实了。法家就是用法来强制实行道德的一部分，同时，在法的标准下，又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道德要求。孔门以后传下来的东西，又有一部分异化为封建体制，也就是把整体的“仁义道德” 变成一种统治工具，“己所不悦，勿施于人” ，这无疑已与孔子当时的实际思想拉开更大的距离。“仁义道德” 开始吃人了。此外，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仁义道德” 也只有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才可能实行，作为奴隶，你拿什么与奴隶主说“仁义道德” ；作为弱国，你拿什么与强国说“仁义道德” 。唯一能抹平这条界限的，便是公正而强大的法；而法的准确与公正，便在于民主。在这二个条件不完备时，只能自我强大，在这强大的过程中，又坚持人性，这才是坚持真正的“仁义道德” 吧。
【图片选自网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