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克之
秘密战线不久，华克之从延安返回华南，一直奉中共指示在李济深和陈铭枢身边秘密工作，成为延安和华南民主力量之间的信使，协助扩大民族革命大同盟。  1939年起，华克之又受中共指派担任华南情报局在沪港两地情报班子的联络人，成为该局的情报骨干，并化名为张健良。从这时起，他在党的隐蔽战线上一干就是10多年，成为潘汉年在香港和上海工作的得力助手。同年底经廖承志和潘汉年介绍，华克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为共产党员后，华克之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干劲十足，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完成了许多事关重大的政治任务。1942年冬，潘汉年从新四军军部来到上海，与华克之商量一件要事。此事与周佛海有关。 周佛海原是国民党要员，深受蒋介石的器重，然而，1938年周佛海却随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成为汪伪汉奸政权的第三号人物，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拥有大权。潘汉年分析：“中日战争已打了四五年，但蒋介石从来没有放弃与日本谈判的打算，而日本帝国主义为破坏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也必然要与蒋介石政府勾结。周佛海曾是蒋介石的亲信，自然将成为沟通日蒋关系的最佳人选。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有自己人打入敌方内部，加强了解蒋介石、周佛海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现在正好有一个机会，国民党某战区司令长官想物色一个驻沪代表，与日汪周旋，以保全他私人在上海的一大笔财富。”分析到此，潘汉年注视着华克之：“我想起用任庵去充当中介人，你觉得可行吗？”华克之思索片刻，马上回答：“让任庵去，再合适不过了。”  任庵是一位党外人士，是周佛海与那位司令长官都早就认识且双方都信得过的人物。这样他便具备充当中介人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任庵是华克之的知交，华克之熟知其人品与才干，有他去，华克之放心。而党组织及潘汉年也非常欣赏任庵，认为此人对祖国对人民忠心耿耿。计议已定，任庵正式出马，既获取了那位司令长官的信任，而且成为周佛海的座上客。中共地下党也由此渐渐打入汪、蒋的心脏。 后来，任庵离开上海时，特地将华克之介绍给周佛海，称其为生死之交，完全可以信任。这样，华克之也大模大样地成为周佛海的贵宾，不断获取机密情报，供中共中央决策时参考。任庵与华克之甚至获取了蒋介石“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的绝密情报，使中共中央及时公开揭露蒋、日、汪的勾结阴谋，令蒋方大为震惊。  解放战争期间，华克之仍然战斗在隐蔽战线，出生入死地为革命效力，出色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艰巨的任务。1946年的一天，华克之突然接到潘汉年传达的一条命令，让他迅速前往上海狄思威路麦加里1号刘善本家，与其家属联系。刘善本原是国民党空军飞行中队长，因反对内战，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不满，于是驾机起义飞往延安。此举自然引起国民党当局的痛恨。军统特务被派往刘家，日夜监视。而华克之此行的任务，就是要在特务眼皮底下见到刘善本的家人，当面传达刘善本安全抵达延安、情况良好的消息，并转达党中央对他们的亲切慰问，还要与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脱离险境、平安出沪。 这样的任务一听就令人咋舌，那不是羊投虎口、自找死路吗？可是，这又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潘汉年经过郑重考虑后，最终将任务交给了他所信任的华克之。华克之则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一重担。 他乘坐自己人开的汽车直接闯到刘家，以上海《时事新报》驻苏州特派记者“张庭坚”的化名进行“采访”。一进门，正好在楼梯口碰到刘善本的夫人。华克之见左右无人，知道机会难得，马上将党中央电报中要传达的话低声告诉了刘夫人。刚刚说完，一群人已匆匆赶到，将华克之团团包围。他们自称是刘善本的家属，但华克之一看便知其为军统特务。华克之镇定自若地亮出了孔祥熙的牌子（孔是上海《时事新报》的后台），并把事先做好的名片递给特务看。特务们见华克之来头不小，不敢贸然得罪，气氛缓和下来。  华克之乘机变被动为主动，一本正经地“采访”起特务们。特务们自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反而耍花招，要华克之到空军司令部去了解，而且派一小特务“陪同”前往。华克之不动声色地进入汽车。司机则早已准备好随时开车。看见小特务也要上车，华克之说：“我自己认识路，你就不用去了。”小特务哪能答应，一侧身便坐入车内。司机非常机灵，对小特务吼道：“先生要你下去，你就下去！”说着，猛地用力将特务推出车门，接着迅速开动汽车，离开险地。 与此类似的危险任务，华克之何止接手过一项两项。他曾窃取到蒋介石国防部严密保管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的中国军用地图，将其送到香港，然后由潘汉年转交中共华南分局；他还在军统特务的层层监视下，将周恩来给宋庆龄的亲笔信送至宋的手中，并将宋的回信安全地取出……由于隐蔽战线的特殊性和保密性，华克之究竟完成多少重大任务，除了少数几人外，恐怕很难有外人可以得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