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论坛 | 世界历史视域下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

主持人（李建军）：

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类一级学科被正式纳入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可授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离不开历史学的深度参与，历史学，尤其是世界史具有推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不可替代的优势与地位。为了促进世界史和区域国别学的交叉协同发展，我们邀请世界史专业5位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教授、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陈恒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梁占军教授，围绕“世界历史视域下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这一主题展开讨论。5位学者对如何认识新兴的区域国别学、世界史对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世界史参与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路径、世界史迎来的发展新契机等分别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体现了世界史学者对区域国别学这一新兴学科建设的思考。

世界历史学科发展的新契机

——写在区域国别学列为一级学科之际

             · 刘新成

“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类一级学科，这不仅对区域与国别研究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对世界历史学科来说也是一件大好事，因为无论是“区域与国别”还是世界历史，都是面向“域外”的学科，同一个领域增加一个学科，无疑将壮大研究队伍，丰富研究成果，深化科学认知。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学科的观测视角、关注重点、研究方法有许多不同，两者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定将开创学术研究的新局面。

世界由区域、国别构成，世界史研究当然不能脱离地区和国别，但其学科定位和研究者的思维习惯决定，在世界历史学科框架内的区域与国别研究，通常根据世界史的学术理路来规划视域、安排选题，仅在所谓有“世界影响”的人和事上下功夫，结果造成区域与国别本身的历史显得支离破碎。作为二级学科存在的国别史虽然以国别为研究对象，但世界史学的专业训练也难免其方法论的缺陷。在区域国别学学科框架里，区域与国别属于“本体论研究”，有其纵贯古今、自成体系的学理运思和逻辑路径，从而形成与世界历史视域下完全不同的观照。两种观照互相映衬，将会复原一个更加丰满、立体而真实的区域或国别形象，促进认知从了解到理解的提升。

区域国别学是以交叉学科形式出现的，“交叉”二字提醒我们应该从传统的研究套路中“跳脱”出来，即打破原来历史学“就历史谈历史”，国别学“就现实谈现实”的路数，追求据现实考历史、以历史释现实的“深描”，非如此，不足以兑现学术的社会服务承诺。

即使从“功利”角度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设立也有利于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比如，小语种人才匮乏一直是制约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区域国别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全覆盖”，即基本覆盖世界上全部国家和地区，这也就意味着几乎覆盖全部语种，世界历史既是“被交叉”学科，小语种人才不足问题势必在“交叉”中迎刃而解。又如，在成果认定标准方面，以前国别通史类的著作在世界历史学界通常被视为科普读物而不大被看重，甚至不被认可为科研成果；但在区域国别学学科内，其分量则会大为不同。随着科研成果评价标准的调整，世界史研究者的着力点会更加多向。再如世界史学科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过去一直存在局限于教育和研究领域而出路过窄的问题，在与区域国别学交叉之后，通过人才培养模式和专业培养计划的有机调整，就业渠道将向文化、外交、政府部门和企业界延伸，这对世界历史学的专业人士来说，也算是一个“福音”吧。

刘新成，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世界史学科应及时介入区域国别学新学科建设

    · 钱乘旦

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新版研究生专业学科目录，其中在新设的“交叉学科”门类下设“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个学科的设置是在我国迅速走向世界、日益扩大国际影响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体现着国家的战略需要，社会各界对此有强烈反响，很多高校也开始布局。

为什么需要“区域国别学”？因为我们需要这方面人才。中国对域外问题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最晚也是在19世纪下半叶。但一直到现在，研究仍然是零星的、分散的、不成体系的，未能形成对域外地区或国家完整的、全面的了解，既不能满足国人对外部世界认知的需求，也不能为国家、为社会提供政策支撑。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没有人，什么也做不了。“区域国别学”就是培养这方面人才的一个学科平台，在中国现有教育体制下，任何领域的人才培养都需要“学科”。

区域国别研究领域需要专门人才，这些人才应具备特殊的知识和特殊的能力。首先，他们有明确的地域意识，他们学习或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而不是泛泛而谈的所谓“国外”。其次，他们对这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各种知识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不是零零星星的某些方面。再次，他们掌握对象国或地区的语言，能够用当地语言阅读、交流，从而得到最直接的信息来源。最后，他们在当地生活过，有直接的生活体验，能够把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结合起来。在以上这些知识、能力的基础上，他们对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领域（比如经济、社会、文化等）进行专门研究，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文化学家）。可见，这样的人是现有任何一个单独的“学科”都无法培养的，需要新的学科平台，这就是“区域国别学”。

出于以上要求，“区域国别学”一定是个跨学科领域，它需要多种知识来源，不仅涉及人们一般都会提到的政治、经济、社会这样一些大的概念，而且涉及更具体的各方面知识，比如环境、地理、气候、植被、矿产、水源、技术、人口、宗教、习俗、体育、艺术，以及（非常重要的）人的心理状态、思维方法、行为模式等。这些知识就组成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区域国别学”是放在“交叉学科”门类下的。

历史学正是进入这些知识的一个窗口。历史学经过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跨领域、跨学科、交叉的学术领域了，世界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部分，当然也是这样。世界史研究的对象正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历史，而研究的具体内容，早已摆脱了19世纪传统的（兰克式的）或更早的历史学传统了。过去那些历史研究聚焦于政治史、帝王将相的历史；20世纪初增加了经济史和社会史，二战之后则呈现全面铺开之势，涌现出生态史、心态史、环境史、疾病史、医学史、科学史、文化史等一系列新的分支学科，俨然成为一个高度交叉的、高度融合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对于“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养来说，极为重要。世界史同仁应该意识到这个情况，而自觉介入“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来。这是世界史学科一项新任务，也是时代的一次新呼唤。

事实上，我国目前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世界史出身的，他们被证明其素质经常尤其高，原因就在于他们积累了多学科的知识，明白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历史”。所以我认为，世界史是“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一门必修课，不学世界史，尤其是学习对象国或对象地区的历史，就培养不出“区域国别学”人才。换句话说，研究美国的人要学习美国史，研究日本的人要学习日本史，研究东南亚的人要学习东南亚史，研究非洲的人要学习非洲史，等等。既然如此，我们世界史同仁应及时介入“区域国别学”这个新学科的建设，想一想我们可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在一个新的学术领域中发挥新的作用。

钱乘旦，北京大学教授

历史研究与区域国别学建设

                          ·  韩东育

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一级学科被增列到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中。经济学、法学、文学和历史学之所以被建议可授予该学科的博士学位，是因为长期以来这四个与区域国别学关系至为密切的研究领域遇到的问题最多，整合的呼声也最高。换言之，由于人们早已困顿于国际关系、外国语言和世界历史各自为战甚至单打独斗的“摸象”式研究，也十分渴求真正的立体研究所亟需的体制性保障，于是，学术自身的学理前提和内政外交的法理要求，显然需要上位政策的回应；而“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问世，也再度验证了马克思的一个古老论断，即“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因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这似乎意味着，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学科，我国的“区域国别学”已瓜熟蒂落，并应该在国际相关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若从该学科的特殊性和发展历程看，则目前国内的经济学、法学、文学和历史学共同研究的整合愿望和学科管理部门的制度回应，大概只构成了区域国别学“形成过程中”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换言之，在“一级学科”的科目得以确立后，还需要学者、体制和机理等要素的相互融通、风云际会和联袂成帷，而这些，也正是我们需要认真讨论和对待的“充分条件”。

首先，几个学科之间前所未有的联合愿望透露出一个事实，即“区域国别学”对于相关领域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已构成了程度不等的挑战。

这当然取决于“区域国别学”本身的定义。因为只有了解了它不是什么，才有可能知道它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当我们发现该新学科既不是单纯的社会科学，也不是纯粹的人文学科；既不是无立场的自然白描，也不是反自然的主观说教；既不是纯然的国际主义，也不是绝对的民粹主义；既不能仅凭外语即可包打天下，也不会推演沙盘就能决胜千里；既反对绝对的利益攫取，也不做僵硬的价值输出等属性时，方知所谓“区域国别学”，应该是将各国、各地区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军事、组织、制度、法律、社会、语言、文化，以及国际关系作为学科研究对象的跨学科综合学术领域。有一个目标性指向应该是正确的，即“区域国别学”旨在构造全方位的知识体系，并志在为世界整体和本国人民服务（引自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官网）。

知识结构上的挑战，其实来自全方位知识体系下研究者的个体感受及与之相关的学科分类局促，诸如懂法学不懂文学、懂文学不晓历史等循环式不通。然而类似的感受和弊端，在远古时代应该是不存在或是很少存在的。孔子当时虽列出过“孔门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论语·先进》），并且颜渊、子贡、冉有、子夏等人也曾以这四科的各自代表著称，但孔门师徒似从未认为其中的每一科便是专供某人所独有，孔子对他们的要求也不是别科偏废下的单项突出，而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基础上的专精发展（《论语·述而》）；而“艺”作为必备的知识框架，又至少要以两个“六艺”为基础，即生存能力上的“礼乐射御书数”和知行通识上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后一个“六艺”之所以又被称作“六经”，是因为它们分别因应了人的六大“天性”——人是感情动物，故有诗；人是政治动物，故有书；人是社会动物，故有礼；人是艺术动物，故有乐；人是哲学动物，故有易；人是历史动物，故有春秋。在西方，有三位与学科起源有关者必须提出，即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三个人的排列顺序，也刚好是他们的师承顺序。文艺复兴前，古希腊和罗马一直使用雏形于柏拉图的初、高级两类学科，且直到中世纪亦沿用不爽的“三科”加“四学”而成之所谓“七艺”，即七门课程。其中，“三科”为文法、修辞和辩证法；“四学”为算数、几何、天文和音乐。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老师柏拉图学科分类的启示下，几乎开创了伦理学、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自然科学、教育学、诗学、风俗学和法学等新学科。其著作还构建了西方哲学的第一个广泛系统，包含道德、美学、逻辑和科学、政治和玄学等。但这些学科得以创立的前提，是亚里士多德所具有的能够归纳和演绎它们的综合知识结构和通识学术基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学科之间才开始后来意义上的分化，如文法分为文法、文学、历史等；几何学分为几何学和地理学；天文学分为天文学和力学。到了17、18世纪，学科又进一步被细化，如辩证法被分为逻辑学和伦理学；算术被分为算术和代数；几何学被分为三角法和几何学；地理学被分为地理学、植物学和动物学；力学被分为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等不一。正因为在综合知识结构和通识学术基础强化的意义上，中世纪的“七艺”占据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因此，仅仅从源头上讲，中西文化和学科在开始时似并无根本性不同；尤其当我们发现孔子跟苏格拉底可以在许多领域进行深度对谈时，他们的差异，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然而，若从超越世界和人间世界的关系着眼，则步出中世纪后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之差异，却大有可注意者在。在笛卡尔认识论的标准和要求比照下，中国的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未尝泾渭分明，中国人也基本上不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划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意味着，西方哲学上本体界与现象界之分、宗教上天国与人间之分、社会思想上乌托邦与现实之分，在中国传统中虽然也可以找到踪迹，但毕竟不占主导地位。佛教的“真谛”与“俗谛”截然两分，最后还是被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平常心是道”“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的禅宗思想取代了。真谛、俗谛之间隔被打通，圣与凡之间也没了绝对的界限。有学者认为，宋明理学中虽有理世界和气世界之别，但理气仍是不即不离的，有气便有理，而理无气也无挂搭处。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对于理解“三教合流”过程中的中国思想和学术状态，无疑是有帮助的。朱熹的终极关怀是“无形而有理”的“理”绝对论，这“大而全”的观念所皈依的不只是理性所能作为的“现象界”，而是进入了超理性却又不离理性的“现象界”与“本体界”之合一状态。与中国“道术将为天下裂”至多可以使中国笼统的知识体系分支为“诸子百家”并且很快又必须“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等情形不同，西方的“认识论”传统，已经使学科的“分”和“无限细分”演变成了学术研究的绝对前提，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为了成“一学”之尖端而废“群学”之基础。但有一点必须引起注意，即近代中国的知识分科，是与“西学东渐”同频共振的产物，并且也因屡屡误读西学研究之基础规程，致使为成“一学”而废“群学”者屡见不鲜。重形式的知识分科和偏分断的专业切割，无法不使崇西学者对“学”的依仿更多局限在字面所规定的逼仄范围内：如对1857年《六合丛谈小引》所谓“化学”“察地之学”“测天之学”“电气之学”；1879年《蠡测卮言》所谓天文、算学、重学及机器之学、测量之学、植物学、农务学、数学、世务学、声学、热学、光学、电学、寒暑之学、地理学、化学、地内学、金石学、人学、医学；1894年《益智书会书目》所谓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地理、宗教与哲学；1897年《续西学大成》所谓格致学、重学（力学）、气学（水学）、电学、光学、声学、化学、天学、地学、兵学、工程学、测绘学、算学、史学、政学、农学、文学；1897年《东西学书录总叙》所谓天学、地学、农学、工学、商学、法律学、交涉学、史学、算学、图学、矿学、化学、电学、光学、声学、重学、气学、医学、全体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学科的单一性迷信。当时，书目是中国人了解、介绍和传入西方学科的主要向导，唯此，梁启超发表于1896年《时务报》上的《西学书目表》及其学科分类，亦自然为学界所推重。该表按照学、政、教对西洋之书进行分类，除教书不录外，其余则分为三卷。上卷为“西学”诸书：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气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中卷为“西政”诸书：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下卷为杂类之书：游记、报章、格致总、西人议论之书、无可归类之书等（参见章清：《晚清西学汇编资料与知识分科》）。后来，因上述情况已由“事实”转变为“价值”，即由“西学”转化为“新学”，于是，中西之争遂转化为新旧之争，“西学本身跨越了中西认同的紧张，获得了一个更具普世性的名称——新学”（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可这种价值认同甚至崇拜式皈依，其实也在相当程度上加重了中国学界对西方学科的逼仄性误读。这让人想起了梁启超在对比中西学科时的一段感言和警示：“顾自七略七录以至四库总目，其门类之分合，归部之异同，通人犹或訾之，诉讼至今，未有善法。此事之难久矣”，“西学各书，分类最难。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非通群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别”。（《西学书目表》序例）这不啻在说，中西学科分类，自古以来似均无舍大川而为一瓢饮之惯习；而所谓“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别”云者，证明他已经看到并且预见到这种对西学的形式性导入已经和即将带来的误读和误导风险。这一倾向， 1905年在清朝“废科举，设新学”后已初有呈现；而学科寸断之弊，亦终于在苏联式学科切割模式下，走向了极致——不唯研究历史的不通文学、做文学的不知哲学，就连一个学科门类内部，也往往像削香肠一样被切离得气血不通，以至于搞秦汉的不懂魏晋，知古典的而不知当代者，亦已成为中国学界的普遍现象。称如此而培养出来的“博士”已超越了“五经博士官”的水准，人们至少在基础综合的意义上恐谅难苟同。

其次，“区域国别学”的设立，必将对人才培养机构和建制形成体制性倒逼。在这一点上，“区域国别学”研究的他山经验需要引起关注。Area studies一词之所以来自英语世界，泰半是因为它因应了一个由西方人掀起和推动的时空因果链，即由“欧洲世界”“地中海世界”“伊斯兰世界”“南亚世界”和“东亚世界”所构成的“五大文明圈”经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东渐和切割后所形成的“国民-国家”群，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又开始朝这五大固有文明圈作明显复归之循环状事实。区域国别学研究内含有怎样的地缘政治目的和区域合作指标姑且不论，其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得以成立并形成规模，恐怕相当意义上要归因于西方的学科及学术体系并不像梁启超预警国内误读者时所不幸言中的彼此切离和自我牢限状态。并且只有当我们也需要做如此研究的时候，才会更加切实地感受到这一点。发端于西方的相关研究传到东亚后，日本首先起步。但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即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它们在展开区域国别学研究前，均有过一个相当长的本科生培养阶段，也就是为未来研究做好人才储备的基础训练环节。早在1949年，东京大学就成立了教养学部（基础部）。在此基础上，又以大学院（研究生院）为中心，开展起以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为核心内容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工作。本科生前两年在教养学部的学习规划有点像中国当下的大类招生，即前两年根据兴趣来学习，课程分文科一类（以法学和政治学为中心学习社会科学基础知识，深入理解相关人类科学和自然科学诸领域的知识）、文科二类（以经济学为中心学习社会科学知识，深入理解相关人类科学和自然科学诸领域的知识）、文科三类（以语言、思想、历史为中心学习社会科学基础知识，深入理解相关人类科学和自然科学诸领域的知识）、理科一类（以数学、物理学、化学为基础学习数理科学、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基础知识，培养学生对自然基本法则的探究心，深入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理科二类（以生物学、物理学、化学为基础学习生命科学、物质科学、数理科学基础知识，培养学生对自然基本法则的探究心，深入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理科三类（以生物学、物理学、化学为基础学习生命科学、物质科学、数理科学基础知识，培养学生对人类的探究心，深入了解生命与社会的关系）。待学生两年后有了固定的兴趣和方向后再选择学部。于是，本科毕业后才到相关学部去考取大学院生（研究生），攻读硕士和博士课程。1983年，东京大学又成立了综合文化研究科。研究科中，有地域文化、超域文化和广域文化等不同的综合研究方向。但是，这种研究，并非无视机理的学科联合，更不是把所有的学科都汇集起来搞大杂烩，而是在原有宽基础学习的前提下，引导学生将相近学科打通，然后在更深层的学理融接基础上逐步推进的综合性研究。比如超域文化是研究人类学、表象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地域文化是研究国别史、区域史和文明比较史学的，而广域文化则更多倾向于理科或文理交叉的研究等。换句话说，它是按照某种同类别框架来具体展开的综合而深入的学术研究工作，以及能够为这一研究提供保障的体制机构配置。从教养学部成立到1983年设置综合文化研究科，这中间经历了很长的时间积累，因而专业培养过程与学科建设工作也自然实现了有机的融汇和衔接。这对于即将直面这项研究工作的中国学界而言，应该是一个有意义的启示，但同时也是一个暌隔久矣的基础性挑战。它亟待解决的首先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即跨国研究、区域研究甚至跨域研究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过往的历史和现实的世界本身就是立体的。没有这样的站位和不进行这样的研究，已无异于向学界告白了自身知识体系的残缺、基础研究能力的薄弱和学术工作的意义有限。

最后，历史研究在“区域国别学”中应具有“全立场”意义。大凡被称为“学”者，均是事物规律的承载体和因果链；而规律本身，又无一不来自时空世界的反复验证。历史学之所以注定会成为区域国别学的全息式基础和终极性依据，不是因为它高于法学和文学，而是法学和文学在面对稍纵即逝的各类研究对象时只能采用历史的观察视角和反思手法；而任何事物的非即时性本质，意味着所有的研究其实从一开始就已全部进入了历史学的范畴。这或许也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个重要论断的真意：“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

世界史是人文社会科学中比较难研究的学科。难在何处？朱寰先生的体会是，难在外国语言方面。外国语不仅需要一国两国，需要多国；不仅需要现代外语，还需要古代外语；研究世界上古史还需要懂得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以及希腊拉丁古典学，也就是需要象形文字、线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以及中国古代甲骨文等基本功训练。一个人要想全部掌握这么多语言文字学问，几乎是难能做到的。因此，对世界史的研究应特别强调互相合作，取长补短（《朱寰先生自述》）。跟谁合作呢？在区域国别学的维度中，我认为世界历史学至少要跟文学中的外国语学科合作。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历史学科七十余年的人才培育经验显示，林志纯和朱寰等先生很早就意识到世界史对国家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走向所应该担负起的使命和任务。他们认识到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养工作是某个单一问题和单一领域的研究者所无法企及的事实，也充分觉解到这项研究的未来目标，绝非浅表的格致工夫即可达成的难度和艰辛。培养亟需的“国际化人才”，需要有精深的专业基础训练，而这些训练当中的重点，几乎均需要落在对各个小语种能力的培育和加强上。在今天，东北师范大学的古典学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和东亚研究院不仅要开设拉丁语、希腊语、楔形文字、象形文字、甲骨金文等业已被国家列为冷门绝学的古典语言，还要开设朝鲜语、日本语、越南语、俄语甚至满语等小语种课程。在体制的调整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科世界史与外国语的“双学位制”，值得推广。

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另一个题中应有之义，是如何确保本国领土主权完整和研判国际未来走向等问题。但是多年来，历史学界一直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怎样才能做到有机结合的问题，困惑不已，以为过去面向的基础研究才是历史学，而当下研判的应用研究则应该是外语专业人士或从事国际法问题研究者的“专职”，反之亦然。问题是，在如此相互认知的前提下，历史学家对脱离历史根据和学理支撑的“抗议抗议”“强烈抗议”等纯外交辞令难免心生不满却又无可奈何，而外交人士也对历史学家的“置身事外”和“不切实用”表示质疑，直至反问历史学到底有没有用。虽不能把当下望之森严的专业壁障全部归咎于我们对西学分类的误读，但对自身好传统的遗忘甚至丢失，却颇有可议论者焉。

从中国东汉前“巫祝卜史”系列的排法中，“史”所具有的判断作用和预测功能，已不难窥见。这种作用和功能，顺着看，体现为《史记》的“述往思来”；倒着看，则符合《吕览》的“察今知古”。如果说前者是以史为鉴，后者则是以今溯古；前者是历史判断，后者便是现实启示。这一前一后的呼应与汇合，又何尝不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有机联通呢！而且，倘章学诚“六经皆史”说不谬，而刘知几“史家三长”的“才学识”便是今日之“文史哲”，那么，马克思对历史学的论断还几乎在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经史子集中再度得到了确证。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设置，实不啻对中外历史经验的一大复活。这也意味着，有法学和文学的配合与融汇，历史学不但能厘清“所以然”，还能够讲清楚“应然”；不但能阐明“为什么”，也应该能回答“怎么办”。

韩东育，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区域国别学的未来方向是系统的区域历史学研究

 · 陈恒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国学术史上独特且重要的年代。不但各门社会科学逐渐恢复了建制，而且人文科学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是拥抱发达国家，展望世界的年代，西方的各种学术著作、思想观念、学科流派、研究方法蜂拥而至，这对构建当代中国学术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此期间，各学科、各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举凡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服务社会以及促进中国对世界/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研究、认知等方面，均取得跳跃式进展，与四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比如世界史前史的研究备遭冷落，进入21世纪后都没有一个相关的学术研讨会，整体状况还不如改革开放前的态势；亚非拉的历史越来越不受重视，研究基础薄弱，队伍匮乏，比如印度史几乎没有专门的研究人才；中国史与世界史两个学科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少，为学术而学术的越来越多，关心时代精神的似乎越来越少。心中没有世界，何来鲜活的学术？伴随中国的崛起，“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周边国家史、区域史研究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不仅是中国对全球化的回应，更是中国对未来全球治理的展望。世界是多元的，需要大家彼此协同，贡献各自的智慧；世界治理是多种方案、多种路径的，不是一种模式就可以解决。这就需要各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在拥有自主知识生产基础上进行各自的全球认知探索，因此，新的区域国别学就自然涌出了。

一

区域国别学是认知当代世界

的重要视角

对世界的理解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向世界解释中国离不开中国自己的声音，这取决于我们自身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发达程度。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兴起和发展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同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的。今天的中国正成为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大国，这就更加呼唤我们在自主性知识生产上，尽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世界的繁荣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但与此同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有待进一步提升或开掘的空间还很大，如理论方法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构建，前沿思想的交流，学术地位的确立，多语种人才的培养等都有待进一步加强，还存在国家、区域研究的不平衡以及服务国家的问题意识不够明确和公共教育功能的不足等问题。新时代提出了新需求，新发展为学科融合提供了绝好的机遇与空间，以更加开放、包容、自信的心态构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已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命题。

权力、政治与知识、学术的纠结互动是学界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主题，古今哲人智者对此争论不休，但皆未有定论。古今中外的各个民族对人类的智识都有所贡献，都值得我们珍惜与重视。但近世以来，西方霸权兴起，西学昌盛，一部近现代的世界历史，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权力与知识不断跨越边界，边缘与中心彼此影响、呼应，相互转换，欧洲世界在各个方面不断扩张的历史。从权力均势、两极格局到“单极时刻”，从文艺复兴、启蒙到后现代，世界权力结构的变化怎样影响各国、各区域内的知识生产？知识生产如何顺从、反抗、逃避或塑造权力？普世知识与地方性知识如何被生产和再生产？知识生产的中心与边缘又如何迭代更替？在全球化和知识大爆炸的时代，这些话题对世界史的书写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因之，加快学科目录调整以适应时代发展是大势所趋。

2022年9月，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明确规定，“区域国别学”是作为交叉学科中的一个一级学科，可授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笔者认为，这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交叉所蕴含的意义是：经济学、法学排在前面，说明是培养高端应用性人才为主，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研究人员；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交叉意味着要立足中国研究世界，从世界各地汲取外来智慧，用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世界发展，因此人才培养的重点应该是外国经济、外国法学、外国文学和外国历史。

可见，“区域国别学”的设立对世界史学科而言，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全国世界史学科都必须抓住这个机遇，尽快夯实中国世界史的师资队伍。当下中国的世界史从业人员实在不多，有限的师资队伍空间分布不平衡，散布在各个学校的师资队伍结构也不合理。比如“985”高校中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校的世界史学科可以说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重镇，但这类重镇并不多，像上海交通大学、兰州大学这类综合性大学几乎没有世界史学科，还有一些先前很强的世界史学科，但在逐渐式微；中国的师范大学撑起了世界史学科的半边天，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师范大学支撑的，这似乎是一个不太合理的现象，但又是事实；东部高校尤其是东南沿海省份的高校世界史学科总体力量较强，而中西部高校的世界史则比较弱。这些现象说明，中国高校的世界史学科分布不合理，缺乏宏观规划。在笔者看来，“985”高校的世界史学科好了，地方大学的世界史学科好了，中西部地区高校的世界史学科好了，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才可能真正好起来，区域国别研究也才能好起来，此类人文基础学科真正好起来才是中国学术好起来的一个重要标志。世界史学科必须利用这一有利的时机进行综合的、系统的、长远的布局与规划，调动各地、各校的积极性，不求一城一池之得失，而在学术的长治久安。

区域国别有可能把那些长期坐冷板凳，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分流到政策研究、时局研究来，处理不好的话，反而会影响世界史学科本身的发展。世界史是基础研究，不同于国际问题研究，不同于国家关系研究，区域国别的基础得靠语言、文化和历史支撑，基础牢固后才有延展的空间。基础研究是学术芯片，需要时间积累，需要大量的投入，不能急功近利，人才培养不能揠苗助长，须有良好自由研究环境，与国际接轨，在对话中、交流中、互动中养育国际性人才。阿诺德·汤因比首先是伟大的历史学家，然后才是国家问题专家，如果他没有前期大量的历史训练与学术积累，他就不会在二战时期成为英国政界学术智囊领袖。

二

区域国别学的抓手是

系统的区域历史学

打开世界的方式多种多样，认识世界的形式无穷无尽，解释世界的途径丰富多彩。世界是物质的，也是观念的，物质世界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概念世界是人类的精神追求。世界是受认知水准、文化态度、政治气候影响而演变的一种观念。我们不仅要了解世界的物质现实性，也要研究世界的社会建构性，对不同环境中的不同人来说，世界的意义完全不同。而世界史学科在认知世界方面所扮演的作用是特殊的，无可替代的。作为基础学科的世界史，回答的是人类社会的来龙去脉，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解决“是什么的问题”，面对杂乱无章、瞬息万变的世界，就无会束手无策、一片茫然，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是面上的无根之谈。

区域这一概念虽是人类社会建构的产物，但这是对世界认知的有效途径，是分析世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一种独特方法，是关于全球相互联系的思考，是国家战略考量的出发点。区域研究的内在假设是世界可分为一系列的区域，这些区域既相互区别，又有内在的相似性，因此值得将这些区域作为独立的专业知识对象进行研究。因而，区域有其历史性，某些区域在一个历史时期似乎是“区域”，但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却突然失去了其明显的凝聚力。犹如美国学者哈特向所说：“区域作为真正的整体（甚至具体事务或在机体）的理论是短寿的，但它残留了一个信念：可以用整体性来建立区域的一般观念。”整体性、历史性、类似性是我们进行区域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区域研究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反映的是一种世界观，即所有区域研究都是某种中心视野下的“他者”，是一种从内向外看世界的维度。如视野中经常出现亚洲研究、非洲研究、拉美研究、中东研究、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等，但少见或不见美国的“美国研究”，德国的“德国研究”，这是一种优先发展所带来的心态。区域研究是带有意识形态的一个学理概念，隐藏的是歧视的、傲慢的、居高临下的学术优越感。西方与非西方、先进与落后、简单社会与复杂社会……这是我们在处理区域国别研究时必须避免的。

区域国别的概念给地球表面无限多样性、变换复杂性带来了秩序。据说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第凯尔库斯（Dicaearchusc，约公元前355-前285）绘制了人类第一张已知世界地图，他也是第一个在地图上画了纬度线的人。数理地理学的奠基人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约前275-前194）是人类历史上首测地球周长并将地球划分五大气候带的人；希帕库斯（Hipparchus，公元前190-前120）是第一次提出地球表面上任一点的位置可以由经度和纬度所刻画等人……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在不断深化。

闪米特人认为欧亚大陆东部这块大陆是太阳东升之处，称为“亚细亚”；大陆西部是太阳西落之处，称之为“欧罗巴”。久而久之，人们就习惯用“亚细亚洲”“欧罗巴洲”指代亚洲、欧洲。“拉丁美洲”一词由拿破仑三世时期的法国地理学家提出，当时法国正努力在西半球建立势力范围，期待巩固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法语区的势力，这个词汇最终被接受，但是争论从未停止。从20世纪早期开始，依据世界区划的全球框架体系开始取代大洲划分系统，这种区域取代大洲概念的推动力是世界的政治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事谋划者认为现有全球划分框架并不完备。因此，政府授权“民族地理学”委员会重新划定全球版图。在此期间，亚洲被划分为东亚、南亚和东南亚，西亚与北非被归为大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苏联及其加盟共和国、西欧、拉丁美洲、北美以及澳大利亚及太平洋地区均被列入世界地区名录。冷战期间，美国政府资助区域研究，一批区域研究组织诞生，以满足地区文化、社会和政治建设需要。区域研究既反映了现实，也是政治的需要，更会推动新知的出现，并动摇偏见，剪除无知。

区域史研究促进了全球史研究，更促使了从世界看区域、从区域看世界的双向互动研究。“20 世纪90 年代以后，接受区域史研究训练的学者越来越多地成为世界历史文献的积极提供者，这里的区域史是指研究西欧和北美以外的地区历史。这些工作多数还是因循了传统历史学家的方法来研究世界历史，从政治、商业、文明研究和一些社会史的方面来探究世界历史。不过，其中一些区域研究工作采用了科学-文化史的路径，给世界历史带来了在语言学、人类学和生态研究方面的革新”。譬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牛津世界史丛书”就特别突出区域、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既有学术的分量，也获得大众的欢迎。麦克尼尔主编的《宝库山世界历史百科全书》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区域研究项目的崛起更加有助于打破了过时的世界历史欧洲中心论。在美国，一系列政府补贴的非洲研究项目为系统研究非洲历史提供了制度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非洲、美国和欧洲的新一代非洲研究专家帮助开发了一个跨学科历史研究方法，这个方法不仅包括文献档案，还有口头历史、语言学和考古学，这些都作为重构非洲过去的几种手段。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项研究方法建立了一个丰富多样的史学。如此大量的历史知识不能被历史学家所忽略，结果是世界历史课本中不再将非洲历史排斥在外。”

历史学不同其他学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有能力对区域进行系统、全面、综合的分析，这种方法我们姑且称为“区域历史学”。由于区域是由无数人文现象变量构成，如果加上自然因素，就更复杂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彼此重塑。研究者也有先来后到，区域研究的内涵在不断发生变化。如何看待恐怖组织等非国家行为者？如何对待跨境贸易、移民、流行病和媒体对国家边界的侵蚀？如何审视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等通信技术对区域的影响？等等，都离不开基础的区域历史学。无论世界如何变化，无论局势如何变幻，牢守学科基础是颠扑不破的原则。就世界史而言，我们就是要培养具有世界眼光、人类情怀的人才，这其中既包括纯粹的专家、学者，也包括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和战略学者。区域研究是学术研究、知识生产范式的突破，是学术新空间、学术新领地。这是世界性的学问，需要有世界性的规划与投入。

三

区域国别学的人才数量远远

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求

中国人口数量世界第一，国土面积世界第三，历史遗产众多，文献资源丰富，历史的发展又是连续的，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但我们还要算另一笔账，要从“人均”“地均”“时均”的角度考虑我们人才培养的基础、规模、模式等。据统计，目前国内学术界在编在岗的世界史从业人员有1000人左右，中国人口为14亿，按此比例可知，理论上中国每140万人口配备了1名世界史学者，这就是人均的概念；如果依据国土面积来计算每平方公里有多少世界史家的话，则是另一种答案；如果按照“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这么悠久历史文化投入研究人员的话，又是另外一个数字。无论怎么计算，国内世界史的人才需求都是很大的。可见当下中国的世界史学家不是太多了，而且太少了，完全不能满足中国发展的节奏与体量。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多培养一些基础性人才，得把量做上去，有一定的基础数量，才会出现更多的优秀人才；有一定的基础数量，各种研究才会呈现良性循环。如果只是按照传统科系的概念，在人员编制固定的情况下，要想多培养世界史人才，是很难的。我们完全可以借船出海，利用国别区域的利好之势，多培养精通世界各国语言、文化、历史的专门人才。

世界史须与其他学科合作，尤其是要与外语学科联手，培养复合型基础人才。从专业层面来看，历史学门类包括历史学、世界史、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文物保护技术、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文化遗产、古文字学、科学史等九个专业，我们要想从世界的角度审视这些专业的内涵，这些专业都有其丰富的全球内涵，都是未来世界史的后备生力军。要与外国语大学合作，培养兼通语言、历史、文化的优秀人才，培养具备研究能力，具备判断力的学者。

中国的世界史要进行宏观的、整体的规划。比如世界史学科要与海外大学、研究所等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建立更多的海外实习基地，让每位学生至少在研究的目的国学习两年，熟悉当地的日常生活、风土人情。然后在欧美继续深造两年，深切体验西方的学术文化。

世界史学科须增加新的探索领域，设置更多的世界性话题，吸引世界各地学者参与，从而逐渐掌握知识生产的话语权。国内学术界，无论是文学、史学、哲学等人文学科，还是国际关系、经济学、法学等社会学科，对泛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泛南亚（包括东南亚，甚至澳洲。澳洲只有与泛南亚发生联系，其意义才更加凸显）、泛南美（可以把南极包含在内，南极是未来是极其重要的区域）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甚至是空白的，存在人才积累不够、学术研究缺乏、学术发表平台不足、学术交流不多等现象，可称为“三南问题”，这种“三南”也是“三难”，需要突破，需要有事业心的人开拓。比如伊比利亚-拉美研究基本是空白，文学有点，史学几乎没有，空间很大。拉美是未来中国对外的重点，于学术、于普及、于交流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要进行诸如此类的探索与争鸣，形成国际性的合作研究。

四

须乘势制订世界史学科发展

的中长期规划

区域国别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这是一门富有战略使命的学科。阿富汗局势、乌克兰局势不断验证研究世界历史的必要性，要进行文化战略储备、人才战略储备。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学术上也是如此。我们有人在研究波罗的海、加勒比海的历史吗？我们能培养相关人才吗？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在研究俄国史、苏联史？苏联失败的教训有人认真去反思吗？还有，虽然我们比较关注大国研究，重视主要区域研究，但这其中有很多时段是空白的，没人从事研究。谁在研究小国、谁在研究边缘？小国在历史上往往起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比如立陶宛、比如马其顿。关于极地地区研究、海洋研究、太空研究，我们做准备了吗？也许我们有人在研究哪些地区的考古、民族、动物、植物、地形等，但历史研究是综合性的整体判断研究，是长时段的分析研究，是别的学科无法取代的。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由中宣部、教育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家单位指导引领的。中宣部谋篇布局，是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知识产生的规划部门，指引学术发展的长远方向；教育部立德树人，是管理人才培养的部门，负责专业设置、学位点布局等学科与人才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属于国家智库，拥有门类齐全的权威人文社科杂志。这种顶层结构既保证了我国知识生产与学科定位的本土性，也给学术界带来很大的独立研究空间。

因此，我们必须制定中国世界史研究的2035计划，在研究领域、研究布局、研究人员数量、研究质量等方面做出组织规划。迫切需要通过世界史中长期规划夯实并发挥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主体意识。长期以来，在西方主导的格局中，中国学科处于由他人去解释的边缘位置。因此，迫切需要通过中长期规划为梳理中国世界史学科主体描绘“路线图”，以学科自主、自信、自强为建设理念，去创造现代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

加快构建中国世界史科学，尤其是世界史视野下的区域国别研究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这一目标的实现绝非易事，需要一代一代学者的努力，因此需要正确认识中西尤其是中美之间的人文差距，制定行之有效的宏观长久战略规划，布局各个领域，为国家未来发展奠定世界性的世界史人才基础，培养出更多的战略学者、战略思想家，才能尽快缩短差距，才能尽早成为世界性的知识生产中心。

陈恒，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全球史视域下的区域国别研究：

历史与现实

              · 梁占军

近十年来，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注重对策研究、倡导跨学科交叉的区域国别研究异军突起，教育部相关的区域国别研究基地建设同期也进展迅速。在2022年9月14日教育部公布的最新版学科目录中，新兴的区域国别学成为新增交叉学科门类下的首批一级学科之一。这体现了国家在学科创新方面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意味着区域国别研究被正式纳入学科建设体系，获得了大发展的机遇。作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短短十年探索就升级为一级学科，历经其发展的速度之快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纷纷建言献策。笔者拟结合自身参与区域国别研究基地建设的实践经验，重点从全球史的视角就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演进和现实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

一

两个概念：全球史与区域国别研究

全球史作为20世纪后半叶兴起于美国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实质上是史学界对全球一体化浪潮的一种回应。它既代表着一种史观，也是一种世界历史的编纂范式。2004年，首都师范大学率先成立国内首家全球史研究中心，将全球史的新理念引入我国，如今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概括地讲，全球史有别于传统世界史，它并非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而是聚焦跨国家、跨文化、跨民族、跨地区的历史现象及其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其研究对象大多是传统史学框架以外的内容，如民族迁徙与流散、物种交流与生态环境变迁、技术扩散与传播等涉及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的进程中多元文明之间或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交互关系的问题。从上述角度讲，全球史或可谓世界整体化的历史，其核心是多元文明交往与互鉴。

而所谓区域国别研究，通常被理解为针对域外国情或域情等知识体系的建构和探究。在具体实践中，区域国别研究的路径和范式多样，既有针对域外特定国家或区域的重大现实问题的全方位、多角度、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也有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外交、民族、宗教等不同学科视角考察特定现实问题的基础研究，还有针对边境冲突、民族纷争、国际争端、维和反恐等突发国际危机或局部动荡等重大跨国问题的对策探究。上述研究无一例外都是以国家和区域为单位，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应用性研究，其动力均源于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重心在于对域外信息的获取与利用。

全球史与区域国别研究表面上大相径庭，但实际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国家和区域是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所以区域国别研究同样可以被视为不同文明交往过程中一种文明主体对域外文明的认知和利用，只是其对人类不同文明互动方式和结果的考察是以国别和区域为单位罢了。由此可见，通过全球史的视角来考察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演进与现实走向，可以洞察二者间存在的因果互动、相互成就的内在关联及其对现实的影响。

二

全球史视域下区域国别研究

的历史演进

区域国别研究是全球一体化进程催生的一门新学问。从历史上看，欧美的区域国别研究发端于近代早期欧洲列强的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活动，成型于二战后美国对苏冷战期间的全球争霸与区域争夺。其内生动力不仅有了解外部世界的现实需求，还有与对手对抗竞争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本质上都是为帝国扩张或大国称霸服务的。冷战期间，美国大力推动针对外国和地区研究目的在于遏制和分化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无疑揭示了美国推进区域国别研究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深层动机，与我国通过区域国别研究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实现互利合作、共建共赢的理念截然不同。

首先，区域国别研究是近代开启的全球化时代的产物，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发展完善，在不同时代拥有不同的形态和特点。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为近代早期的欧洲列强开启了海外殖民的进程，世界横向联系加速。其间，各国为了强化殖民统治，需要了解殖民对象的风俗习惯、社会文化、政治制度、自然地理和动植物分布等现实情况，这种需要催生了早期的区域国别研究，形成了所谓“东方学”、“埃及学”等。上述研究进入高校后，逐步在院系设置、教席设置、知识体系建构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不断完善，事实上为帝国的海外殖民扩张提供文化助力，是名副其实的“帝国之学”或“大国之学”。进入20世纪，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后来居上，与以往欧洲各国的研究不同，其特点是以服务现实需要为首要目的，重点关注现实问题的应用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比如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遏制苏联，并与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冷战后美国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视丝毫没有减弱，至今无论在机构设置、研究人员规模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依然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

其次，历史上欧美各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虽然在客观上对增进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相互了解有所帮助，但主观上都是立足自身利益，为本国的域外扩张与争霸服务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美国曾在冷战期间大力支持高校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原因与现实中的政治博弈密不可分，“其出发点是将研究对象国视为威胁程度不同的'假想敌’，'中心’的目的是在深入了解对方的基础上，收集信息乃至情报，为美国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刘新成、李建军：《立足“我们” 谋求“共赢”——关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思考》，《光明日报》2022年5月27日）。举例来说：1946年，哥伦比亚大学率先组建俄国研究所。该研究所培养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机构，对美国的苏联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哈佛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也先后组建了俄国研究中心和斯拉夫研究所（1956年改称斯拉夫研究中心，后又更名为斯拉夫与东欧研究中心）。1950年4月1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第68号文件是美国冷战战略的核心文件之一，其中曾不加掩饰地宣称美国开展相关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了解你的敌人并利用其弱点”（张杨：《冷战与学术：美国的中国学（1949-197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页）。

第三、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同样是源于对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望，其历史自成逻辑，与欧美有很大差异，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事实上，新中国建立至今，有关区域国别研究大体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当时为了应对付复杂的国际形势，国家在多所高校设立过一批专门研究外国问题的研究机构，比如美国研究所、非洲研究所等，但当时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外国资料，总体来说还谈不上“研究”。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到新世纪前十年。为配合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院增设了针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专门研究机构，如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现为欧洲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为东欧中亚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等；但其成果多为基础性研究，对策应用类研究并不突出；涉及各国和区域历史的世界史学科仅仅是历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难以满足区域国别研究的需要。第三个阶段是2011年至今。改革开放40余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理念的中国比以往更需要全面、深入地了解世界。2011年世界史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此举催生了世界史研究要覆盖全球国别和地区的动议，旋即揭开了最新一轮区域国别研究的序幕。自2011年底教育部正式启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专项以来，十年间，教育部先后批准设立了42家培育基地和400多家备案研究中心，研究范围涉及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全覆盖。如今，区域国别学正式获批交叉学科一级学科，这标志着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通观中外历史，可以看出，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门学问，诞生于全球整体化进程中各国顺应对外交往中的现实需求，是对域外知识的一种常识性探究和知识体系的构建。这种知识探究涉及自然地理、风土人情、政治文化和宗教信仰等人类生活的几乎全部领域，是不同民族和文明互动交流的产物。针对这种互动产生的知识创新研究，对于促进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互通互鉴，强化人类共同体意识的有着重要意义。

三

关于做好区域国别研究的现实思考

在当前动荡多变的国际背景下，如何做好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是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他山之石固然有参考价值，但归根结底还是要结合本国的实际需求来开展独立自主的探索。笔者认为以下三点尤其需要注意：

第一，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必须彰显中国特色。

由于历史经验、文化差异和时代差异等因素，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与历史上欧美的区域国别研究虽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成果体现等方面有共性，但在研究目的和本质上存在根本区别，这一点绝不能忽视。今天中国加强区域国别研究的目的不再是单一为本国利益服务，而是要立足世界，促进各民族共存共荣。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提出文明互鉴是人类共同发展的有效路径等都体现着中国基于几千年文明传承的历史经验对全球人类共同进步的思考。

中国布局区域国别研究并非追随欧美的脚步，而是依照自己的理念开展的全新探索。欧美的国别区域研究范式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有着自身的生长土壤和环境，在吸收西方的经验方面，应切忌简单的拿来主义。2022年5月，刘新成与李建军曾联名在《光明日报》发文指出：“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是从一个曾被漠视的角落而非殖民宗主国的位置出发的，我们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自我中心’和征服欲，也不会产生'假想敌’的虚拟映象。我们的宗旨总是相互的，相互了解，文明互鉴，合力打造'共同体’。套用人类学语言，美式'中心’立足于'我和他’，中式机构立足于'我们’。美式'中心’致力于文化对立认知上的'操控’，而中式机构谋求超越文化对立的'共赢’。'我们’的'共赢’愿景要求中式机构在研究上，不能满足于现阶段'概览’式的浅尝辄止，满足于能够合理解读过去发生的事情，还要前瞻性地预判外国怎么看中国，努力在挖掘'最大公约数’上'深耕细作’。”以上论述透彻地解释了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中国特色”，为日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第二， 建好区域国别学，关键在人才培养创新。

区域国别学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域外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现实国情和域情。此类研究属于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需要对所研究问题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动态有深刻的理解和即时的掌握，因而要求研究人员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方面有着特别的要求。从胜任实际工作的角度看，区域国别研究人才至少应具备以下特征：其一，精通对象国的语言，既能进行专业研究，也能开展跨文化交流；其二，通晓对象国的历史和文化，拥有在对象国的生活经历，理解当地的社会风俗习惯，能够利用当地的一手人脉和社会关系展开社会活动；其三，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能够独立开展基础研究，也可以开展田野调查和对策研究；其四，拥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以及献身区域国别研究的志向与本领等。

然而，目前我国高校普遍依托单一学科进行人才培养，现有机制很难培养出高水平的跨学科、复合型的研究人员。为此，截至2021年10月，全国已有16个学位授予单位先后自设了区域国别研究二级学科或博士点，全部依托现有的一级学科设置，如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和世界史。但限于学科体制限制，至今鲜有实质性突破。因此，从夯实学科建设人才基础的角度看，大力推进人才培养创新堪称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

笔者认为，培养研究应用兼顾的双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必须打破常规，走跨学科、跨院系的协同创新之路。不过，在学科奠基阶段，宜采取以人才培养反推学科建设的策略。即以跨学科联合培养人才为抓手，组建跨学科教学科研团队，把相关人才培养的规格、模式、核心素养、知识结构、实践体系、考核标准、师资建设等都纳入学科建设方案，在落实人才培养各个环节中逐步实现跨学科协同，进而带动跨学科的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最终确保区域国别学行稳致远。

第三，区域国别研究要实现真正的学科交叉和创新发展，必须走协同创新之路。

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设立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学科支撑，但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在现有的学科体系和高校院系管理体系下，交叉学科建设需要真正实现跨学科、跨院系、跨学校、跨部门、跨国家的协同创新。笔者认为，区域国别学的建设和协同培养双复合型研究人才一样，校内、校际、国内、国际四个层次的协同缺一不可。首先，需要整合校内不同学科资源，精心打造跨学科的人才培养方案，其中跨院系组织优秀师资形成教学团队，在教学过程中，坚持教学相长，逐步提升教师的对策研究水平。同时，结合国家的现实需求确立重点研究问题，组建跨学科的攻关团队，开展有组织的科研。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跨学科研究中要突出历史学科的核心地位。因为现实问题往往掺杂着对历史问题的不同认知，这种不同认知导致的纠葛常常是阻碍问题解决的瓶颈。从这种角度来说，历史问题比现实问题更加复杂、敏感。所以在研究相关历史问题时不仅要兼顾各方的立场，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分析历史问题，用正确的历史观统领其他学科的证据支撑，做到科学的研究，这样才能够彰显我们自己的特色。其次，鉴于现阶段能够提供非通用语言类教学的高校和师资都很稀缺，急需推进与语言类学校的校际协同，采取跨校双聘的方式引进外校师资，通过跨学科开设专业外语课，解决非通用语言与专业的融合问题，为跨学科协同科研奠定基础。再次，区域国别研究要从现实问题导向出发，加强国内协同，特别是与国家部委和企业之间的协同，充分了解一线的需求，在人才培养和政策咨询方面努力做到有的放矢，精准对接，提升研究成果的实效性。最后，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域外的现实问题，与国外研究机构加强合作与协同必不可少。需要注意的是，为了掌握一手知识，建立自己的原创叙事，应该把与对象国研究机构的合作放在首要地位。但同时，在同西方大国的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以我为主，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导向，避免陷入他人的叙事陷阱。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只有立足中国、放眼全球，与域外专家学者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深度交流和研究，才能在国际上发出中国的声音、产生实际影响。这是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前提。

总之，高校的学科建设与国家的现实需要始终密不可分。全球范围内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顺应了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为包括世界史学科在内的诸多关联学科提供了学以致用的无限空间。当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发的新的动荡变革期，区域国别学既是关乎国家安全和民族复兴的大国之学，也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之学。按照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评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的标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确实堪称“今日中国学术之新潮流”。

梁占军，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原文刊登于《全球史评论》（第23辑），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