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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琳作为和珅的弟弟，似乎一直以来都被哥哥的光芒掩盖着，世人皆知和珅是满清权臣，却少有人知道和琳是深得乾隆信任的驻藏大臣。 和琳作为驻藏大臣的缘由，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和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廓尔喀也就是今天的尼泊尔，与西藏接壤，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与西藏地区不可避免的有经济、贸易、文化方面的往来，有往来就总会有冲突，一旦冲突出现便免不了政治因素的介入。  和琳便是在这两次冲突中成为了乾隆派往西藏督办粮务的大臣。廓尔喀的两次侵藏，虽然都被及时平息了，但也让乾隆意识到必须要派一个有能力、有担当的大臣驻扎西藏，和琳便在此时进入了乾隆的视线。因为和琳被派往西藏督办粮务后，还与福康安一起彻查了西藏官员渎职的渎职案件，这让乾隆更为赏识和琳，于是决定委任他为驻藏大臣，着手改革。 一、严明规章，完善制度西藏历来是信仰佛教的地区，由于前任驻藏大臣的不作为，导致僧俗相互勾结，利用特权操控宗教以获取政治、经济利益，这已经威胁到了地方的安定。和琳了解到这一现状后，经过乾隆皇帝的批示，便着手对西藏的宗教制度进行改革。  首先是规范活佛转世制度。活佛转世是一种传承方式，喇嘛教认为达赖、班禅是佛的化身，死后灵魂可以转世附在刚出生的孩童身上，因此每当达赖、班禅去世就要去寻找转世的“灵童”以接替其位。只是这项制度在推行的过程中，逐渐被世俗贵族所控制，“灵童”成为了利益的牺牲品。因此，利用这次整顿藏务的机会，建立了金瓶掣签制度，也就是由清朝中央政府确认蒙藏佛教大活佛继承人，将大活佛灵童的选择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首次试掣是由和琳作为清政府的代表，亲自安排并参加的，充分显示出清政府在藏的宗教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宗教的控制和利用，也使得驻藏大臣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在这期间，和琳查办了六世班禅的弟弟沙玛尔巴，正是他为了争夺财产而挑起了廓尔喀与后藏地区的战事。沙玛尔巴畏罪自杀后，和琳查抄了他的家产，并处置了沙玛尔巴徒众总共103名，以儆效尤。  其次，和琳重新奏请达赖、班禅分理前后藏。其实达赖、班禅分理前后藏的政策在清朝初年已经成为定制，顺治时就规定达赖住进刚建立的布达拉宫内，班禅则入驻后藏的扎什伦布寺，两家分管前后藏的事务，这样就避免了不必要的宗教冲突。只是到乾隆时期，遇到廓尔喀的两次入侵，乾隆考虑到班禅的安危，命令驻藏大臣庆林护送班禅前往前藏居住。在战事尚未完全结束之时，和琳考虑到战事需要班禅的后盾支持，后藏的民众也需要安抚，便奏请乾隆迎回班禅回后藏，以稳定军心、民心，有利于清军抵御外敌。 二、整顿军队，制定章程西藏地处我国西南边陲，是西南的门户，因此，它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清政府对西藏一贯坚持的政策就是反对外敌对西藏的入侵，所实施的政策便是派驻官兵。乾隆末年的两次廓尔喀入侵西藏事件结束后，清政府命令驻藏大臣整顿藏务，进一步完善西藏的驻防。和琳看到藏内番兵的怯懦，决定对藏军进行整编和正规的训练，使其法制化。  乾隆五十七年，和琳、福康安遵照圣旨筹议了番兵章程。章程规定，驻防官兵人数为3000人，其中前后藏各驻防1000 人，江孜、定日各驻防 500人，并明确各自的防守任务；设军官级别为代本、如本、甲本、定本四级，每级军官人数不一，按军功大小晋升，将职权法制化；官兵分别发给口粮，钱粮，给予生活上的保障；每名官兵配备武器、认真操练、明示赏罚；建立健全指挥系统。通过以上措施将藏军改编为一支正规军，纳入了国家的正式建制，使之成为清朝边防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是勘定边界。因为西藏地区毗连外番，常常因界址不明而产生争扰，廓尔喀战争胜利结束后，乾隆帝谕令和琳、福康安等：
“鄂博”便是两国边界的意思。通过前后两次的划界，明晰了西藏西面，西南面的界线，西藏与外番布鲁巴克（不丹）、哲孟雄（锡金）、廓尔喀（尼泊尔）等的边界初步得以明确。  最后是制定西藏治理章程。根据乾隆决定与多次指示，乾隆五十七年，福康安、和琳上奏《筹酌善后章程》6条，经乾隆批准执行。其主要内容有： 驻藏大臣除上山观瞻外，其督办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自噶隆以下官员及管事喇嘛，事无大小，均应禀知办理；噶隆、戴绷等大小官员，应立等级补放，不得越次，亦不得以达赖、班禅亲属挑补；驻藏大臣驻扎前藏，但在春秋两季的时候应该到后藏巡查。这些章程的执行使清政府加强了对西藏事务的管理，稳定了政局。 三、移风易俗，重铸货币 清代时期的西藏，经济落后，医疗水平相对低下，故疫病横行，严重危害西藏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其中最严重的便是天花。在清代西藏，天花的死亡率很高，导致民众谈天花色变，一旦有人感染便将其遗弃在外，所以感染天花的人大多先死于冻、饿。和琳见此大受震撼，并感到痛心，决定改良天花的治病习俗。他采取多项措施，救助患者，去除鄙俗。经过和琳的努力，感染天花的人“全活者十有八九”，西藏对天花患者的遗弃习俗大为改观
然后是设炉鼓铸西藏货币。在十六世纪中叶，西藏地方流通廓尔喀铸币，后来，廓尔喀把大量掺铜的银币抛入西藏，引起了西藏市场的混乱，引发了银钱纠纷。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在批准接受廓尔喀投降时所作五条规定中就提出要停止使用廓尔喀钱，采用官铸钱，并交给和琳监制。和琳到藏后，等到战事将近结束之际，与大将军福康安等人商议，仔细分析了西藏地方经济、贸易的实际情况，在西藏正式设局铸币。根据乾隆指示，铸成了重1钱与0.5钱的银币，正面刻有汉文“乾隆宝藏”四字，背面用藏文复刻，符合同文同规体制。  此次正规币制的建立，不仅是西藏地方货币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使得廓尔喀银钱逐步销毁。而新币制的实行，又促进了西藏地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贸易的繁荣，同时也促进了同邻国的经济往来。 结语和琳在廓尔喀战争结束后，作为驻藏大臣留在西藏将近三年，在这期间他对西藏宗教、政治、经济、军队、习俗等做了一系列的改革、完善，成效显著。在和琳治理西藏的过程中，每项措施都是认真筹划，尽自己的能力去为当地民众考虑，考虑他们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可谓是尽职尽责。  作为驻藏大臣，他完成了作为西藏地方与中央的纽带作用，维护了西藏与中央的关系，促进了民族团结。虽然有些措施在具体实施中具有历史局限性，没有起到什么效果，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习俗依然无法根除，但是西藏地区的特殊性意味着它并不像管理内陆那样简单，所以，和琳仍然算是众多驻藏大臣中的佼佼者，出色的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参考文献 《耆献类征初编》 《西藏通志》 《西藏赋》 《乾隆实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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