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写于1925年的小说《伤逝》中，有这样的细节描写：
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我后来也想，倒不如换一张雪莱淹死在海里的记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罢；但也终于没有换，现在是连这一张也不知那里去了。
涓生从杂志上裁下来挂在墙上的雪莱半身像，并非鲁迅的拟浪漫想象，而是属于可验证的写实。因为在此前不久，不同的文学团体举行了雪莱逝世百年纪念活动，雪莱画像出现在多个刊物中。
《学衡》上的雪莱画像
涓生将雪莱像挂在墙上，显然视其为景仰的浪漫偶像，而女主人公子君在看到雪莱“最美的一张像”的时候，“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下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
在这样的情境下，子君的不好意思，不仅在于她看到的是一幅男人的画像，更在于这幅画像是一个为诗为人都很“浪漫”的大诗人，正是他的画像背后的“浪漫”意味，让她既向往又羞怯吧。
这个来自鲁迅小说中的细节表明，在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之后的二三十年代中国语境下，雪莱不仅仅意味着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诗人，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浪漫偶像，契合了追求自由解放和浪漫爱情的潮流，为中国新诗人追求浪漫的爱情生活和诗意想象提供了仿效资源，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讨论以至争论。
01
一个为“不道德”之名所困的年轻人？
雪莱是谁？在文学史的书写中，他是英国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为“不道德”之名所困的年轻人，一个无神论者，一个有复杂情爱经验的青年，一个不称职的丈夫，一个早逝的父亲。
1792年8月4日，雪莱生于英国萨塞克斯郡的菲尔德庄园，根据当时的长子继承制每年有6000磅的收入。6岁开始读书，12岁转学到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曾被称作“疯雪莱”(Mad Shelley)。18岁雪莱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深受当时的思想家威廉·葛德文的影响而渐渐接受当时流行的无神论。1811年，因发表《论无神论的必然性》，声明自己是无神论者而被牛津大学革退。
后来，雪莱与一位名叫哈丽雅特的小咖啡店店主的女儿结婚，婚后曾赴爱尔兰参与政治活动。后与葛德文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儿玛丽(Mary Godwin, 1797-1851)相爱并私奔至欧洲大陆。1816年11月哈丽雅特自杀，12月雪莱与玛丽成婚。第二年雪莱被剥夺对前妻所生两个子女的抚养权。1818年雪莱夫妻二人永远离开了英国。
1822年7月8日，他在意大利的斯佩齐亚海湾溺水而亡。这一天，距离雪莱30岁生日只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雪莱的火葬（路易斯·福涅尔绘）
雪莱的突然离世令人震惊，也给他蒙上了“神秘的面纱”。玛丽·雪莱和李·亨特等朋友在其死后不遗余力地热情介绍，为雪莱声名的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逐渐成为一个传奇。
后来的传记作者们，通过种种努力，来洗刷雪莱在生前被指控的不道德、无神论等思想。许多评论也试图通过将他的不道德阐释为另外一种更高的道德，将他的无神论解读为一种基督教的新的、更高贵的形式，来消除对于他的那些严厉的批评和指责。200年来，这些努力，和那些持续存在的批评和指责混杂在一起，不断建构着雪莱。
作为一个被贴上浪漫主义标签的经典诗人，雪莱和拜伦、济慈一起，被称作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阿瑟·昂·洛夫乔伊主张“应把几乎是无限的多样性作为浪漫主义的主导原则。他说，多样性是对18世纪追求单纯和普遍性的艺术思想的反拨，后来的艺术家把那种整一性打成无数个性化的碎片”。
因此，雪莱身上所体现的浪漫主义，可被视作浪漫主义碎片之一种或几种。从最初霍格将其描绘为“佛罗伦萨大壁画上所画的诸圣”，到罗马的墓碑上镌刻着的铭文“众心之心”(Cor Cordium)；从马修·阿诺德眼中“一个美丽而不起作用的安琪儿，在真空中徒然拍打着他那闪着星光的银色翅膀”到史文朋眼中“生来是光明的战士和儿子，是一个长了翅翼、佩着武器、准备从事天使工作的天使长”；从无政府主义者、无神论者、希腊主义者、柏拉图主义者到马克思眼中的“革命家”“社会主义先锋队的一员”以及恩格斯眼中的“天才的预言家”……每一种评论的碎片，折射出的都是不同历史场域和思想脉络下评论者眼中的雪莱。
02
雪莱的婚恋问题：“浪漫”行为是否道德？
1924年3月12日、13日的《学灯》上，刊登了胡梦华的《英国诗人雪莱之道德观》一文。该文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雪莱的《云雀歌》，自然也是很甜美的音乐，然而读了他的《爱之哲学》，再翻翻他的生平略传，他的革命精神诚然到了极顶，然而却没有一个不说他是不道德的。”在作者看来，被目为“不道德”是雪莱的“百年沉冤”，他要为之做出热情洋溢的辩护。
胡梦华在文中引述了美国人罗费德的《雪莱之道德观》和1856年裴吉和（白吉特，Walter Bagehot）的《论雪莱》一文，剖析了诗人雪莱的道德观念：
可以知道雪莱这个人以为子则不孝，甚至称他的父亲为凶暴的鞑靼。发表无神论在旅馆稽查簿上。做出引诱女子的罪恶：起初引诱他妹妹的同学，又引诱他的自己朋友高德文Godwind的女儿。因为要成功他第二次的恋爱，遂忍心抛弃了他的前妻和子女！有一个还在腹中没有养出来；他却带了他所引诱的女子跑了。那个女子就是高德文的女儿。后来他又取用他弃去的妻子的钱并且邀请他到瑞士一块住家。他同玛丽高德文一起很快乐的。
他又和她一块私奔的晋克莱蒙女士Jane Clair-monte生了关系。又和外伟丽Emmilla Viviand生了恋意，以至玛丽高德文感受痛苦和恐惧、欺诈、侮慢、诱惑、残忍，不贞一类的字是足以形容他了。
虽然如此，他却仍然有一种奇特和重要的魔力。这种魔力不是我们常常见于一班斯文棍徒的，乃是天真烂漫，温和柔丽，真诚正实的魔力。这种魔力在他表面上都被虚掩过去。我们从许多地方可以看出他是非常宽宏的，他的所有东西，无论什么人要都可以给他。
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797—1851）
雪莱在20岁时创作的长诗《麦布女王》的注释中如此阐释过自己的爱情观：
爱情必然是从对于可爱事物的感觉中产生出来的。爱情受到束缚便会枯萎；自由是它最主要的因素；它和服从、嫉妒、怕惧是绝不相容的：男女两造如果以信任、平等和直率相处，爱情便变得极其纯洁、完美、坦荡了。……夫妇关系的长久应当以他们相爱的时期来作标准：双方感情破裂以后，无论什么法律逼迫他们继续同居，哪怕只有一分钟，也是一种无可容忍的酷刑，而且这种容忍是丝毫没有价值的。
现实生活中他也是如此地实践着自己的爱情理想。胡梦华对雪莱的两次婚姻这样解释：第一次是为了“挽救赫锐（按：指雪莱前妻哈丽雅特）的灵魂”。第二次“未必不是情感的结合，但我们很可以理会得他对于社会做出这种革命的事情却有超过于肉欲的冲动”。因此他认为“世人对于雪莱的评价应从整个，而不是个别去评价”，并为雪莱鸣冤道：
短于观察的人们几乎没有一个不以为雪莱是“淫徒”，百年沉冤，有几个能原谅他的苦衷，知道他的心曲？可怜这个为主义而牺牲的理想革命家几乎永远被牺牲了。不避刀斧的革命家呀，不怕枪炮的革命家呀，杀身成仁的革命家呀，舍身取义的革命家呀，有几个能像雪莱这样为革命而革命的纯洁动机，牺牲一切名誉，地位，幸福，安宁以殉革命的主义；这是何等宽容的态度，伟大的精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于雪莱，心向往之！
被五四启蒙后的中国文人在个人爱情婚姻上不再持传统的观念，他们纷纷利用外来的（主要是西方的）理论和偶像为自己的追求寻找理由。雪莱身上体现的“暴露他自己个性分裂后体验得到的真实”正好契合了当时中国新文人的生活追求和感情期待，进而作为浪漫偶像鼓舞了当时的中国文人进行他们自己的生活实践。雪莱这只云雀，展开他“向往自由的崇高而热情的羽翼”自西向东飞来。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新文人都赞同雪莱的婚恋行为。赵景深在《雪莱不是美丽的天使》一文中对这位西方浪漫诗人提出了批评。但文章并非他的原创，而是根据培克的《雪莱的生活及其著作》编译而成的。其中对雪莱评价道：
雪莱固然是美丽的天使，但也是凶恶的天使，他是理智与情感并重的。他既有温和与宽厚，也有自私与暴虐；他写过永传不朽的杰作，也写过第二流的作品。他被滚沸在扰乱的热水里，而不能自拔。他时常是苦闷的处于事物的两方面。他做《云雀歌》、《西风歌》时是伟大的诗人，但著《女魔王》时却对于他的妻加以讥嘲，变成恶札了。……雪莱抛弃哈莱特是突然的、自私的、熟虑的。哈莱特觉得活在世上没趣，便只好自杀。随便那一个巧妙的雪莱传记家用古里古怪的魔术，或是用亚剌伯的香油来洗净诗人的血手，都是无用。事实证明他应该担负这个杀妻的罪名。
当赵景深从被雪莱遗弃的前妻——哈丽雅特的视角来审视时，他发现雪莱以浪漫的姿态追求自己的爱情，追求自我“真实”，但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另一个人“真实”的被剥夺——成为被其“爱尽即当离弃”的前妻。她因被曾经的爱人遗弃而自杀身亡，留下了一对幼小的子女。
另一位新诗人于赓虞是赵景深的好友，但他对雪莱婚恋问题的看法与赵景深完全不同。他这样解读两人的关系：
“他和Harriet Westbrock的关系，由于同情而结合，否则，她将自杀。但是，雪莱预备在他们中间创造爱情，携手走向理想的境地。怎（但这）位女士在起始，还能对于雪莱的理想与感情发出感应，曾努力训练，建设她的思想。及至当了母亲之后，她另变了一个人，抛弃了理想的生活与追求，对于雪莱的梦想的生活，慢慢的感到厌恶。”
电影《伤逝》剧照
不管于赓虞等人如何进行辩护，应该承认，从女性的角度来看，所见确有不容抹杀的不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伤逝》中的子君看到雪莱画像的时候，身为女性的她感受到的可能不仅仅是雪莱在中国语境下那浪漫的对于爱情的真实，她对崇拜雪莱的涓生的爱情观——“凡爱尽即当离弃，有爱不妨相悦”——不免生出“疑惧”，恐怕不能完全归结为子君“未脱尽封建主义束缚”吧。
在《伤逝》中设置子君和涓生的悲剧，也许正是成熟的鲁迅前瞻地看到了特定语境中对爱情的纯粹追求可能带来的“恶果”。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爱情是一个神圣的字眼，打破旧的封建枷锁，追求爱情和自由，成为一种先进的风尚。男性文人掌握着爱情启蒙的话语权，他们以西方浪漫主义权威为偶像，实践着他们自己伟大的革命。而那些在这实践中被牺牲被损害的女性的声音却鲜有人提及。浪漫爱情与道德之间的界限，在众多男性文人这里成为一个多角度阐释的课题。
03
徐志摩与雪莱：对浪漫偶像的效仿
五四以及五四后，爱情作为一种反封建的话语出现在媒体及文学作品（包括译作）中。因为有了这个意识形态功能，爱情成了新文化人与旧势力、旧文化、旧道德决裂的现代标志。
也因此，在当时的中国新文学中，爱情诗成为一种时尚。雪莱的爱情诗歌被中国青年广泛地阅读，而他那被视为浪漫而又对现有道德构成挑战的爱情婚姻，也渐渐成为中国文人的向往。在这里，爱情不仅仅是一种话语实践，同时也成为一种革命性、现代性的生活实践。
李欧梵认为，通过这些饱受爱情折磨的文学界名人的爱情行为和作风，个人性格的重要性得到广泛承认。爱情成为新道德观的总体象征，很容易地取代了传统社会精神特质的礼教，且把礼教等同于外在的限制。在解放的一大趋势中，爱情与自由等同；在某种意义上说，通过爱情和释放自己的热情和精力，个人可以真正成为既完全又自由的人。恋爱也被视为挑战和真诚的行为，通过宣布脱离伪善社会所有的人为限制，找到真正的自我，并向爱人展示自我。
在这场争取婚姻自由的潮流中，雪莱无意成了一个“偶像似的”人物。五四以来的新文人中，有不少人追随了爱情解放的潮流，并且梦想做雪莱一样的人物。
真正成为这场潮流的先锋人物的是留学英美、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的新月派主将徐志摩，他和雪莱一样，有着传奇的浪漫爱情生活，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惊世骇俗。
徐志摩（1897—1931）
当1922年11月3日徐志摩正式和张幼仪离婚时，他坚持不应该继续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婚姻生活，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然而对于他的离婚再娶，家庭和社会都不能谅解。梁启超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上，曾经对徐志摩“引经据典地大斥大骂”，并且曾经写信给徐说：
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而已耳。
对这些指责和劝告，徐志摩是不接受的。他不认为自己是以他人的苦痛来换取自己的快乐。他说：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陆小曼曾经在回忆徐志摩时提到：“他平生最崇拜英国的雪莱，尤其奇怪的是他一天到晚羡慕他覆舟的死况。他说：'我希望我将来能得到他那样刹那的解脱，让后世人谈起就寄与无限的同情与悲悯！’”
徐志摩与陆小曼
而这样“刹那的解脱”之后，徐志摩留给后人的不只是“无限的同情与悲悯”，更多的是对于他爱情婚姻问题无尽的争议，这一点也与雪莱相似。如杨丙辰就曾经批评徐志摩轻浮。然而，更多的人为他辩护，胡适说：“他（徐志摩）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
正是对于理想的美的追求，贯穿了徐志摩一生。他曾在文章中这样评价雪莱：
（白朗）说雪莱是人世上最温柔文雅最不自私的人。马太阿诺特也这样的说，他的诗里，随处都可以表现出他的温文俊逸的人格来，不由人不赞美他，颂扬他，羡慕他，对他有无限的同情。而对于他的身世，尤其是有悲哀的美感，深切的同情。
他是爱自由的，他是不愿意受束缚的。他是“不愿意过平凡的生活的”。他对高德温(Nieliam Zodwin)说他对于诗的浓厚的兴趣，以及劝化世界并且使人类平等的志向是他的“灵魂的灵魂”。但是仅仅爱自由的精神，热烈的利他情绪并不能使他成为伟大的诗人。他之所以成为伟大的诗人是因为他对于理想的美有极纯挚的爱，不但是爱，更是以美为一种宗教的信仰。……他又说，诗人以一无所不包无所不入的精神来测度人情的深浅人类的境遇。诗人是接受灵感的祭司，是世界的立法者。
“他是爱自由的，他是不愿意受束缚的”，正是“对于理想的美有极纯挚的爱，不但是爱，更是以美为一种宗教的信仰”，对雪莱如此深刻的体认和评价，恰恰成了徐志摩自己传奇一生的注脚。同样是“不愿意过平凡的生活”的浪漫诗人，徐志摩在追求自由和爱情的道路上，和雪莱一样历尽坎坷和非议。梁实秋认为，徐志摩这种单纯的追求和信仰，换个说法，其实就是“浪漫的爱”。
浪漫的爱，有一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爱永远处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步，永远存在于追求的状态中，永远被视为一种极圣洁、极高贵、极虚无飘渺的东西，一旦接触实际，真个的与这样一个心爱的美貌女子自由结合，幻想立刻破灭。……在西洋浪漫派的文学家里，有不少这种“浪漫的爱”的实例。
雪莱、拜伦、朋士(Burns)、诺瓦尼斯(Novalis)，乃至卢梭，都是一生追逐理想的爱的生活，而终于不可得。他们爱的不是某一个女人，他们爱的是他们自己内心中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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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在中国（1905-1966）
作者：张静
“他的生命便是一首极好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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