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深讳”师法徐浩的隐情

万法皆是缘 2023-03-14 发布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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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黄庭坚曾总结了苏轼在书法上的师法对象，其顺序大致为：王羲之-徐浩-颜真卿-李邕。苏轼受徐浩的影响很深，但他晚年却并不承认自己书法与徐浩相似。南宋胡仔曾指出，苏轼的确曾取法徐浩，只是后来“深讳”此事，但并未解释其中的原因。本文从徐浩在北宋的接受，苏轼与蔡准、蔡京父子的交游，以及北宋盛行“趣时贵书”现象这三个方面进行探求考证，从而揭示苏轼“深讳”师法徐浩背后的隐情。

　　关键词：苏轼；徐浩；黄庭坚；北宋书法

　　引言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苏轼于杭州任上应友人孙莘老之请作《孙莘老求墨妙亭诗》，诗云：“兰亭茧纸入昭陵，世间遗迹犹龙腾。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徐家父子亦秀绝，字外出力中藏稜。峄山传刻典刑在，千载笔法留阳冰。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1]这里的“徐家父子”即指唐代书家徐峤之和徐浩父子。徐浩字丰腴多肉，苏轼以“秀绝”赞之，认为其书秀而不弱，且内藏骨力，并以此反驳杜甫“书贵瘦硬”的观点。苏轼在诗中将徐浩与王羲之、颜真卿同列，足见当时其推崇之重。

　　了解东坡书法，我们知道他受王羲之、徐浩以及颜真卿三人影响很深，但他晚年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字与徐浩相似，他说：“昨日见欧阳叔弼。云：'子书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觉其如此。世或以谓似徐书者，非也。”[2]“世或以谓”，足见苏轼之学于徐浩、风格与徐浩之相似，已成为当时人们的一种共识。文末仅以“非也”二字否定，却没有作出详尽的说明，与东坡精于言辞、长于议论的形象颇不相类，稍显底气不足。其子苏过则为其父有大段“辩解”，其言曰：

　　吾先君子岂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态，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故时有二家风气。俗手不知，妄谓学徐浩，陋矣。[3]

　　有研究者就据此认为：“众所周知，苏轼是一位至诚君子，为人直率坦荡，既不自欺，也不欺人。所以，在其书法是否师法徐浩的问题上，他没有必要隐讳、也不可能刻意回避这一问题，因而，他明确强调自己的书法没有师法徐浩是可信的，我们应该相信这一点。”[4]这是难以让人信服的结论。因为苏轼并没有直接否认自己学过徐浩，只是不愿世人认为其书法与徐浩相似，否认苏轼师法徐浩的是其子苏过。苏过于何时何地、何种背景下发出此言论，现今已很难做出精确的考证，但我们可以看到，苏轼口中的“世或以谓”在他这里变成了“俗手不知”而“妄谓”，否定之意味愈发强烈，仿佛唯恐避徐浩而不及。然而就在这段义正辞严的“申明”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苏过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即他仅指出苏轼“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对其父在二王与颜真卿之间的取法对象却避而不谈。而这一点恰恰在黄庭坚那里说的很明确：这个中间的过渡者就是徐浩。黄山谷的题跋有很多记录东坡书法的文字，成为我们研究苏轼书法风格演变不可缺少的材料。黄氏谓：

　　东坡少时规摹徐会稽，笔圆而姿媚有馀。中年喜临写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李北海书，其毫劲多似之。[5]

　　（东坡）中年书圆劲而有韵，大似徐会稽。晚年沉着痛快，乃似李北海。[6]

　　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 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7]

　　黄庭坚为我们大致勾勒出东坡的学书历程，其师承顺序大致为：王羲之-徐浩-颜真卿-李邕。黄山谷论书，东坡向来是信服的，且常能妙契于心，如黄庭坚“尝评西台书，所谓字中有笔者也。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他人闻之瞠若也，惟苏子瞻一闻便欣然耳。”[8]又如：“余尝论右军父子以来笔法，超逸绝尘，惟颜鲁公、杨少师二人。立论者十余年，闻者瞠若。晚识子瞻，独谓为然。”[9]但是，何以在取法徐浩问题上山谷却被苏氏父子不点名地批评了呢？而又为何东坡之学徐浩几成定论，苏氏父子却要极力否认？这里当然有美学观念上的不认同，即斜川所谓“刻画妩媚之态”。然而，倘若苏轼真的没有学过徐浩，山谷却在苏字的题跋中一再提及此事，这是难以说通的，且以黄山谷之人品及其与东坡的交情，更没有理由凭空捏造一个子虚乌有的苏轼在书法上的师承。

　　对于苏过与黄庭坚的这一分歧，有识者如明末冯班就说：“坡公少年书圆觉经，小楷直逼季海。见老泉一书，亦学徐浩。山谷称东坡学徐季海。苏斜川却云：不然。我信山谷。”[10]其实，去苏黄时代不远的胡仔就已关注到了这一隐约的矛盾，但并未说出其背后的原因，他说：“东坡盖学徐浩书，山谷盖学沈传师书，皆青过于蓝者，然二公深讳之。”[11]可见，若仅以苏过一家之言，就判定东坡书学徐浩之为非，而不详究其言论背后的隐情，是难以站得住脚的。因此，苏轼父子“深讳”所为何，这正是需要我们钩沉考索之所在。

　　一、颜鲁公阴影下的徐浩

　　徐浩与其父徐峤之并有善书之名，董其昌尝谓：“徐峤之、徐浩父子擅临池之能，故是唐之羲、献。”[12]足见徐氏父子在唐代书名之盛。《新唐书》载其以书见宠于时君之事：“肃宗立，由襄州刺史召授中书舍人。四方诏令，多出浩手，遣辞赡速，而书法至精，帝喜之。又参太上皇诰册，宠绝一时。”[13]事亦见《旧唐书》。徐浩传世墨迹为写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八月的《朱巨川告身》，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一份当时委任官职的文件，观其用笔丰厚而饱满，雍容且沉稳，于精致内敛的初唐书风之外开出新的气象。后有元鲜于枢、张斯立、张晏，明董其昌等人跋，慧眼如董其昌，就在跋中直接指出“东坡先生实学其书”[14]。而张晏跋此卷谓：唐开元、大历之际，善书有颜李之流，高出群表，独徐浩震名其间。又引李邕语云：徐季海书，若青云之高，无梯可上；幽谷之深，无径可寻。开元以来，无与比者。李邕此语真实性有待考证，但确实反映了徐浩书名冠绝当时，恐怕要使颜真卿都退居其次。

　　徐浩与颜真卿属于同时代的人，有“大历十才子”之称的诗人卢纶曾赋诗云：“挺赟惠学该儒释，袖有颜徐真草迹”，这是颜真卿与徐浩二人并称“颜徐”较早的记载。可是二人的直接往来并不见于史籍，其原因可能是徐浩为当时宰相元载的党羽，而颜真卿之所以被贬峡州别驾，正是因为得罪了元载，直到元载被诛才得以回到朝中。据朱关田先生推断，“徐、颜两人或因宗派相异，忠奸有别，遂致互不往来。”[15]朱关田先生在这里用“忠奸有别”，其实不无道理。前文所提徐书的作跋者张晏，曾将《新唐书·徐浩传》全文抄录于跋后，而恰恰隐去了史书最后一句，即：“（浩）晚节治广及领选，颇嗜财，惑于所嬖，卒以败。”[16]这是跋者有意识地溢美而隐恶，因为它涉及到徐浩的人生污点。

　　徐浩在正史上留下了三件丑闻：一、嗜财贪佞，贿赂权相。徐浩晚年任职广州，大肆聚敛钱财，且“倾南方珍货以赂载”[17]，载即颜真卿政敌元载，《资治通鉴》记元载当时“弄权舞智，政以贿成，僭侈无度。”[18]二、典选营私。徐浩做吏部侍郎掌管官员选拔时，曾托同事薛邕将其妾之弟侯莫陈怤假冒优等，拟任长安尉，此事遭御史大夫李栖筠弹劾，引起代宗震怒，贬徐浩为明州别驾。三、惑于女色。徐浩晚年宠溺其妾侯莫陈氏，以至于让她干预政事，为当时舆论所贬，这也最终导致了徐浩晚年的身败名裂。

　　如果说在唐代，徐浩与颜真卿的书名可以并驾齐驱甚至稍占上风的话，进入北宋之后，二人可谓位遇悬邈。其主要原因当来自经欧阳修、苏轼等人提倡的一种新型书法批评观，这种观念逐渐为当时的士大夫所接受，并影响着后世甚至一直到今天书法的评判标准。欧阳修在跋颜真卿所书残碑时曾说：

　　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建中清慎温雅，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岂有其实，然后存之久邪？非自古贤哲必能书也，惟贤者能存尔，其余泯泯不复见尔。[19]

　　这种“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的理论在苏轼那里得到了深化，他说：“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苏轼在这里强调的是书家的品格：如果一位书法家人品有瑕疵，那么即使他的字再好，也不足为贵。遵循着欧、苏倡导的这一传统，北宋士人在谈及颜真卿书法时，对其作为大唐忠臣烈士的褒扬可谓不遗余力，甚至已经到了可以不谈其书法的地步。北宋关于颜真卿书法的言论甚多，取其具有代表性的，兹列于下：

　　余谓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不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故虽其残缺不忍弃之。[20]（欧阳修）

　　颜鲁公，天资忠孝人也。人多爱其书，书岂公意耶？[21]（蔡襄）

　　任君北方来，手出《邠州碑》。为是鲁公写，遗我我不辞。鲁公实豪杰，慷慨忠义姿。······谁知忠义心，余力尚及斯。因此数幅纸，使我重叹嘻。[22]（苏洵）

　　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23]（苏轼）

　　惜哉！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扬子云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矣。[24]（朱长文）

　　余观颜尚书死李希烈时壁间所题字，泫然流涕。鲁公文昭武烈，与日月争光可也。[25]（黄庭坚）

　　惟其忠贯白日，识高天下，故精神见于翰墨之表者，特立而兼括。[26]（《宣和书谱》）

　　在颜真卿如烈日般高大形象的照耀下，徐浩实在显得有些暗淡无光。对其评价本就不多，即使有所议论也颇含有微辞。如北宋旧党领袖司马光称徐浩书是“锋鋩半折犹能健，圭璧微瑕自足珍”[27]，诗本是为徐浩所书的一块“石有微衅”的诗碑而发，“锋鋩半折”、“圭璧微瑕”原是指石碑上的裂缝，但这样的语句很难不让我们联想到徐浩晚年“为时论所贬”的那些不光彩的事迹。

　　黄庭坚常将徐浩与颜真卿比较而着意凸显颜书。在黄氏对徐浩书迹的题跋中，徐浩尚可与颜书并驾，认为二人有“骨”“肉”之异趣[28]，徐浩书“少令韵胜，则与稚恭（按：庾翼）并驱争先可也。”[29]而在颜书的题跋中，山谷对于颜真卿的极力推崇就使得徐浩显得黯然失色了，其谓：“颜鲁公书，虽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军父子笔法。书家多不到此处，故尊尚徐浩、沈传师尔。……《蔡明远帖》笔意纵横，无一点尘埃气，可使徐浩伏膺，沈传师北面。”[30]又曰：“余尝论右军父子翰墨中逸气，破坏于欧虞褚薛，及徐浩、沈传师，几于扫地。惟颜尚书、杨少师尚有仿佛。”[31]前文曾引欧阳修褒奖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在书品与人品具佳的颜、杨的对比之下，徐浩与沈传师二人当然要退避一旁。

　　如果说黄庭坚对徐浩还褒贬相间，到米芾则纯是以批评为主了，其《海岳名言》云：“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失当。浩大小一伦，犹吏楷也。僧虔、萧子云传钟法，与子敬无异，大小各有分，不一伦。”[32]又：“徐浩晚年力过，更无气骨，皆不如作郎官时《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恶札，全无妍媚，此自有识者知之。沈传师变格，自有超世真趣，徐不及也。”[33]米芾在这里几乎要取消掉徐浩作为书法家的资格，认为他的楷书大小一伦、状若算子，缺乏艺术性的变化，而将他贬为官府中抄写文书的一俗吏。第二句中的“更无气骨”，不仅评价徐浩晚年所作字，实牵涉到道德的评价，暗含了对徐浩以书法“合君所好”的行为的不齿，这一点将在第三节详述。“恶札”是米芾评论唐代书家的常用语，显然徐浩也未能逃脱这一评价。米芾虽对颜楷也颇有微词，但在评价颜真卿《争座位帖》时，宋人书品与人品结合的论书方式也体现在米芾书论当中，他说：“此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34]可见，米芾尊颜抑徐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至此，颜、徐从唐时的平分秋色，颜稍逊之，转化成之后两人的高下截然二分，宋人有意识的选择实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样的颜徐优劣论在后世影响深远，如南宋重臣王十朋在评价张孝祥书法时就形容其“严霜烈日如鲁公，抉石奔泉陋徐浩”[35]，以“如鲁公”、“陋徐浩”赞其书，颜、徐二人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之高低显而易见。这样我们就很好理解为何在面临对颜真卿与徐浩二人的选择时，苏轼会毫不犹豫地站在颜真卿的一边，黄庭坚曾透露：“东坡先生常自比于颜鲁公，以余考之，绝长补短，两公皆一代伟人也。”[36]苏轼将自己视作颜真卿，其书法也确实受到颜真卿很大的影响，这都决定了他对自己早年曾取法徐浩的经历闭口不谈。

　　二、苏轼与仙游蔡氏的交游与唱和

　　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于六月除杭州倅，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杭州通判任，熙宁七年（1074）九月移知密州，在杭近三年[37]。据现存文献可知，在杭三年时间里苏轼与仙游蔡氏的交往至少有三次，其中一次就记载了苏轼与蔡京同学徐浩的事情。蔡京之子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载：

　　鲁公始同叔父文正公授笔法于伯父君谟，既登第，调钱塘尉。时东坡公适倅钱塘，因相与学徐季海。[38]

　　在苏轼赴杭任职的一年前，即熙宁三年（1070），刚中进士的蔡京调钱塘尉，也来到杭州，并于熙宁五年（1072）改舒州推官，东坡与蔡京“相与学徐季海”事即当发生在二人同在杭州任职时期，即熙宁四年（1071）到熙宁五年（1072）之间。此时苏轼对徐浩书法还持欣赏、学习的态度，前文所引《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即作于熙宁五年（1072），与苏、蔡“相与学徐季海”的时间重合，可证蔡绦所记不谬。

　　蔡京之父蔡准与苏轼亦多有交集。蔡准为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进士，仕秘书丞，历都官郎中，官终侍郎。北宋名臣胡宿在任命蔡准为秘书丞时，赞其“以干时之良”、“奋繇艺文”，为“清流之选”。[39]其事迹又见《曲洧旧闻》卷八。

　　蔡准与苏轼的交游也发生在苏轼于杭州任上，即熙宁四年（1071）到熙宁七年（1074）之间。《浙江通志》引《大涤洞天记》载：“在洞霄宫东南，青檀山前，嵌空数丈，盘石丛竹可以游息。熙宁间东坡为杭通守，同蔡准、吴天常、乐富国、闻人安道、俞康直、张日华，幅巾藜杖，盘桓于此，后人号曰'来贤’。”[40]事亦见《洞霄图志》，所记大致相同。洞霄宫，又称大涤洞天，始建于汉元封三年，其址位于今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辖内。李白、陆游、范成大等到此均有诗歌题咏，为当时名胜，“宋天圣四年，详定天下名山洞府，凡二十四处。以此为第五。”[41]在熙宁间同游洞霄宫的七人中，苏轼与蔡准都为此次游赏留下诗作，苏轼赋诗云：“上帝高居愍世顽，故留琼馆在凡间。青山九锁不易到，作者七人相对闲。庭下流泉翠蛟舞，洞中飞鼠白鸦翻。长松怪石宜霜鬓，不用金丹苦驻颜。”[42]蔡准诗于《全宋诗》仅存一首，即为此次游历而作，诗云：“大涤洞沉沉，天柱峰嶪嶪。人世悲落花，观松无易叶。朝夕樵风生，云鹤闲情惬。何当采玉芝，真踪从此蹑。”[43]

　　苏轼还曾于熙宁五年（1072）四月受蔡准邀请与其同游西湖。蔡准的诗虽然已不可见，但在苏轼所作三首和诗中，我们除了可以了解苏轼于杭州任上的心境外，还能够看出苏轼同蔡准交谊之真挚。这三首诗并非一般的应酬之作，而是东坡将自己对当下人生的真切体悟和真实情感放了进去，可称这一时期的佳作。苏轼《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

　　夏潦涨湖深更幽，西风落木芙蓉秋。飞雪暗天云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湖上四时看不足，惟有人生飘若浮。解颜一笑岂易得，主人有酒君应留。君不见钱塘宦游客，朝推囚，暮决狱，不因人唤何时休。

　　城市不识江湖幽，如与蟪蛄语春秋。试令江湖处城市，却似麋鹿游汀洲。高人无心无不可，得坎且止乘流浮。公卿故旧留不得，遇所得意终年留。君不见抛官彭泽令，琴无弦，巾有酒，醉欲眠时遣客休。

　　田间决水鸣幽幽，插秧未遍麦已秋。相携烧笋苦竹寺，却下踏藕荷花洲。船头斫鲜细缕缕，船尾炊玉香浮浮。临风饱食得甘寝，肯使细故胸中留。君不见壮士憔悴时，饥谋食，渴谋饮，功名有时无罢休。[44]

　　西湖四时之景引发了诗人的感慨：西湖之景，冬去春来，四时有序，而只有我在这宦海中沉浮，茫然不知归处。“钱塘宦游客”即苏轼自谓，史书记载了他自求外放的原由：当时王安石创行新法，苏轼上书论其不便，“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45]，苏轼因反对新法遭弹劾，便主动请求到地方做官，并非被贬，因此“朝推囚，暮决狱”的夸张说法，表现的是诗人其道不行、不为世用的苦闷情绪。“麋鹿游汀洲”，当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不正是他在京为官时的心境吗？而现在自己偏居“江湖”，无从过问政事，平生所学无从施展。接着东坡表示自己愿追慕陶渊明之风，无心于外物，释放率真天性。诗的最后更显出苏轼的豁达，我们看到他并没有因外任、脱离政治中心而彻底消沉，而是像陶渊明一样回归田园生活，回到自然中寻找趣味。那些琐屑细事都如浮云过眼，丝毫不会积郁于胸。他提醒人们，那种对功名无止无休的追逐，往往会使人们失去了“本心”。

　　由上述苏轼与仙游蔡氏父子的交游与诗歌唱和可知，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与蔡氏父子时有过从，他和蔡京是一起习书的笔墨同好，与其父蔡准则是共游山水的伴侣。然而，苏轼在离开杭州后的二十多年里，与蔡家几乎再也没有往来，其中原因当是新旧党争直接导致了两家此后的决裂。蔡京在离开杭州后，通过积极实施新法，迅速成为了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继承者，而王安石所倡导的新法却又是苏轼一贯批评的对象。在北宋，因新旧两党政见不同而使曾经的挚友成为势同水火的政敌，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其中苏轼与章惇就是一个显例。苏轼一生的仕途生涯遭到新党接连不断的打压，直至被贬到海南儋州，最终逝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北归途中。

　　当然，这对曾经书法上的友人交恶，不仅出于政治立场的不同，更有苏轼对蔡京专横擅权、营私聚敛诸种小人行径的不齿。如果说王安石、司马光二人意见相左时还尽可能地恪守儒家之道，因为其目的都在使国富民安。而徽宗即位，蔡京专政，这种君子之争就被扭曲为新党借政见不同之名，对异己分子的残酷迫害，其结果自然是祸国殃民。徽宗崇宁二年（1103）蔡京亲自书写《元祐党籍碑》，列司马光、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为奸党，此时苏轼已经过世，而其子苏过却因此一生都未曾在政治上真正施展抱负。宣和年间，蔡京参与编订的《宣和书谱》更将苏、黄排斥于外，而吹嘘自己可与“本朝第一”的蔡襄并驾齐驱，且“飘逸过之”。然而无论蔡京如何以权谋私将其书名夸大，都无法掩盖他被载入《宋史·奸臣传》的事实。苏过不愿有人再提东坡曾学徐浩，这实与东坡当时同学者蔡京的斑斑劣迹有着很大的关系。

　　三、“合君所好”与“趣时贵书”之忌

　　前文我们提到苏轼早年与蔡京同学徐浩书法的经历，而为何苏、蔡所习为徐浩书法而非其他书家？这是我们接下来所要讨论的。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透露了一个消息，即宋神宗赵顼对徐浩书法的喜好，在当时的士大夫中间掀起了竞相摹仿徐浩字体的一股热潮。蔡绦云：

　　当是时，神庙喜浩书，故熙、丰士大夫多尚徐会稽也。[46]

　　一位帝王的书法趣味往往能够影响整个时代书法风格的趋向，如唐太宗之于大王书，自不待言。而另一位唐朝皇帝唐玄宗，同样也因自己的书法品味扭转了他那个时代的书风。胡仔云：“唐初字书得晋宋之风，故以劲健相尚，至褚、薛则尤极瘦硬矣。开元、天宝以后，变为肥厚，至苏灵芝辈，几于重浊。”[47]胡仔指出了唐代书风至玄宗朝有所转变的现象，然未分析其背后原因。米芾《海岳名言》则说得很清楚：

　　唐官诰在世为褚、陆、徐峤之体，殊有不俗者。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开元以前古气，无复有矣。[48]

　　米芾认为，唐玄宗以前，褚遂良、陆柬之、徐峤之这些书家的书法风格多以瘦劲为尚，颇含韵致，而由于玄宗字体偏肥，书家也都逐渐将笔迹转肥，以迎合君王之喜好。在这里，米芾将矛头直指徐浩，认为他是当时以书媚上的始作俑者。黄山谷尝以“姿媚”解东坡书，纯然是以美学风格作为评判标准的，并不暗含道德影射，然而即便如此，也使闻“媚”色变的苏过要搬出“至大至刚之气”、“端乎章甫”这些合于儒家伦理的说辞为其父书作增色。而其断然否认东坡之学徐浩的缘由，也就不言而喻了。

　　米元章书论常常一针见血，其《书史》最后一段记录了宋初亦有“合君所好”、“趣时贵书”的现象：

　　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尽之间，天纵好古之性。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书无对，飞白入神，一时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学钟王。至李宗谔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学其书，肥褊朴拙，是时不誊录，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趣时贵书矣。宋宣献公绶作参政，倾朝学之，号曰“朝体”。韩忠献公琦好颜书，士俗皆学颜书。及蔡襄贵，士庶又皆学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学其体，自此古法不讲。[49]

　　这种现象黄庭坚也有关注，他在评价当时名臣宋绶的书法时说：

　　往时士大夫罕能道宣献书札之美者。前日裕陵游心艺文，颇归翰墨于宋氏，于是天下靡然承风，墙隅败纸，蛛丝煤尾之馀，无不轴以象玉，表以绨锦。[50]

　　从宋太宗之好钟王，到李宗谔的“肥褊朴拙”、宋绶的“朝体”，再从韩琦之推重颜书，到蔡襄、王安石相继显贵，上层执书坛之牛耳者更迭轮替，下层士子们则纷纷作“墙头草”状。儒家经典《礼记》中记录了孔子对于君王、居上位者的告诫：“子曰：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51]人皆有情，然对于一个君王来讲，其好恶往往牵动着整个国家的兴衰，故此不可不慎。《孟子》中亦有相似言论，孟子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52]他还引用了孔子在《论语》中的话，以此作君子、小人之德的区分标准：“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53]北宋士大夫多出身寒微，他们通过研习儒家典籍，经过科举的层层选拔逐步走向政治权力的中心。孔、孟关于君子、小人之辨，士当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君子的言论，这些信仰儒家的士大夫们应当早已烂熟于心，也自然成为他们共同遵循的道德标准。

　　以此观之，倘若苏轼也趋时风所尚，因神宗皇帝对徐书的偏爱，亦学作徐字，这一说法如果成立，无疑会使他陷入不太光彩的道德非难之中。且徐浩书法本身就被米芾指摘为“以合时君所好”，那么若有习此“媚”书以取悦时君的过往经历，则更是苏轼所要讳莫如深的了。

　　结语

　　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正月十二日，此时已至暮年的苏轼正于惠州任上，应法舟禅师之请作《宝月塔铭》，因为客人不远万里来求，他还特意强调了自己所用文房器具之佳：“使澄心堂纸，鼠须笔，李庭珪墨，皆一代之选也。”[54]这是以此表示自己对书作的用心。黄庭坚在其后跋云：“塔铭小字，如季海得意时书。”[55]在山谷看来，东坡直至生命的最后几年都没有彻底摆落早年学徐的影响。但这并不是什么遗憾的事情，因为徐浩圆熟秀劲的书风已经内化于东坡心手之间，并和其他诸名家一起构筑了苏轼自己超逸不群、迥然绝俗的书法风格。这不是其子苏过简单的几句话就能够否定的，难怪晚清书家王同愈要批评苏过“斤斤以学徐为先人讳，不知坡老正得力于会稽，千百年后犹能识之。”[56]

　　其实，理解这时东坡的书法，大可不必斤斤计较于取法何家，还是隐讳何家，因为东坡早已将自己对书法的天才理解和对生命悲欢的直接感悟融汇于笔端，创造了一件件非东坡之手不能出的千古佳作。

　　注释：

　　[1][44] 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第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页738、672-674。

　　[2][5][6][7][8][9][23][24][25][28][29][30][31][32][33][34][36][48][49][50][54][55] 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页632、714、688、688、719、687、637、278、693、684、685、687、688、976、977、966、688、976、974-975、691、634、634。

　　[3]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五，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第2553册，商务印书馆，1939，页41。

　　[4] 于信《苏轼师法徐浩辨析》，《中国书法·书学》2018年第12期。

　　[10] 冯班《钝吟书要》，崔尔平《明清书论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页556。

　　[11]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第2569册，商务印书馆，1937，页653。

　　[12][14] 黄惇《董其昌书法论注》，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页216、215。

　　[13][16] 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页4965、4966。

　　[15] 朱关田《唐代书法考评》，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页103。

　　[17][18]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页7214、7213。

　　[19][20]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页1970、2259。

　　[21] 蔡襄《端明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页629。

　　[22] 苏洵《嘉祐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页969-970。

　　[26] 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页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