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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根俊虎对前期的间谍工作进行了总结。 一、分类情报。曾根俊虎专门表明以下情报除了他亲眼所见外，还摘录了英国威廉氏和陆军士官古川氏的考察纪行。 1、河流桥梁（《河流桥梁之考说》）。从天津到昌黎河流比较少，过山海关后河流数量多但大河少，河水浅几乎没桥梁。偶有深水可以利用渡船渡河，浅水处可骑马或徒涉。若是行军，就要架桥。 曾根俊虎对如何用中国飞龙造桥技术、如何寻找材料做筏子代舟渡河、如何用柳树建桥、如何用机械或明矾获得净水、如何到周边村落使用水井饮水等行军细节进行了详尽说明。这证明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记述作者游山玩水的过程，而是时时刻刻以侵略为最终目的编辑的情报刺探资料。 2、道路难行（《雨后道路之艰难》）。天津向东北，尤其是山海关正北，河川众多。若降水半日，河川就会泛滥，淹没大小道路。这时候，离开河川二三十里的乡村也要备好小船出行。曾根俊虎认为道路比两边低，一旦遇上积水道路难走，不得缺少工兵、 3、满洲军队（《满洲骑、炮兵行军之景况》）。满洲骑兵有带剑、持矛、荷洋枪者，枪都有锈斑。衣服褴褛，还有吸鸦片者，军纪不整。满洲炮兵最前面两人持矛，茅上卷着白色东西。后面两个棋手的矛上是四尺见方的红旗，上用白布做成写“炮”字。其后是炮车，炮车上是并列两台铁制小炮，堆积着很多脏布头。炮车两边是四五十个骑兵、炮兵，肩背铁锈的卡宾枪。士兵胸前用黑布缝着“云字左营马队”。曾根俊虎讥讽地说：“与我国的骑、炮兵相比，真犹如衰牛比之于壮虎。”  晚清的炮兵 4、客店景况（《客店的一般景况》）。讲了盛京一带客店布局与北京、天津相同。条件简陋、破败、污秽不堪。食物有高粱、粟米、白米、猪肉、鸡肉、马肉、羊肉、鸡蛋、咸鱼、茄子、胡瓜等，还有日本人不喜欢的大蒜。当然，曾根俊虎的关注点不在中国习俗上，“途中偶尔看到一些树木，那也只是杨柳树而已，可供使用的树木甚少，杉树或者竹类也未曾寓目。本地人的房屋多用石、砖或者高梁茎搭成。假如要在此地建造临时军营等，那就不能不预先加以注意。”这才是他考察这些琐碎事务的原因。 5、八旗历史（《八旗及及明代末叶之事》）。曾根俊虎认为：“八旗由满、蒙、汉三种民族构成，其中汉人只有那些在清朝兴国之时早早降伏而立功者而已。”这一点是符合八旗发展史实的，因此，今天的满族族源除女真人以外，还有蒙古族、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八旗居住之地受到限制，旗人除个别经商者，均从八九岁起当兵拿薪饷。一些明朝后裔留在明十三陵守陵。 6、辽东交通车辆（《交通运送车之种类》）。辽东地方所用马车有两种，一种乘人或载少量货物的有半圆形屋车厢的小马车。另一种较大的运送车，六到八头骡马拉着，清军用这种车运送军器。此外还有一种适合旅行的小型骡车。  晚清小型马车明信片 7、清朝与朝鲜贸易（《清国与朝鲜之贸易》）。每年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两国在离凤凰城三十里的边门进行贸易。朝鲜人带来牛、纸、沙金、人参、白布、团扇等物。 8、满洲概况（《满洲地势概略及民俗方言》）。满洲经纬度及幅员。满洲分三部分，南部称辽东，中部称吉林，北部称齐齐哈尔。辽东部分，从西边锦州经东北盛京，折而经过辽阳到盖州海边，此线南边为平地，北边和东边是山地。南部人民大约一千二百万，主要由汉族和满洲人构成，汉人又以山东移民居多。两民族杂居但不通婚，满洲人习俗与汉人相同，但不裹脚。民间通用汉语汉字，讲北京话，偶有使用满语的老者，年轻人学成汉学的一般都不愿学满语了，满语将会销声匿迹。  清朝鼎盛时期的满洲，选自道光十二年《皇朝一统舆地全图》 9、文武官员帽饰（《戴帽纪章之事》）。文武官员帽子后面有一根孔雀尾，表示有功绩之人。孔雀尾附有一星、两星或者星形加印记。一星的花三千金的可以买到，两星的用钱买不到。 10、京门腐败（《京门贿赂及泣官之事》）。这里曾根俊虎记录了清末的腐败与瞎排场，不长，摘录如下：
11、皇室丑闻（《清朝宗室之丑弊》）。摘要一段关于清朝开国家族的腐败事件：
12、葬仪与朽棺（《葬仪之虚设与朽棺材之事》）。棺材规制和葬仪不再详述。棺材有置于荒原，或埋于地下，或置于地面，更有扔于路途者，棺材腐朽，尸骨暴露是常态，其臭气与阴沟臭气混合在一起，能害死人命。 13、鸦片盛行（《鸦片毒烟之流行》）。清末全民深受鸦片毒害，为警醒后人不要涉毒，也全文摘录如下：
 光绪年间的鸦片种植 14、辽东清朝驻军（《辽东平日屯兵至地方（附天津附近）》）、地方物价（《各地方钱之时价》）、各地里程（《营子至盛京村驿里程》、《营子至盆沟村驿路程》、《营子至大孤山驿里程》、《盛京至北京村驿里程》、《天津至各地陆路之里程》）等。均为具体数据，表明曾根俊虎的情报搜集是全面的，不再摘述。 到此为止，《北中国纪行前编》讲完了。 二、晚清开始收集日本情报始于琉球之失。原则上，中国历史上很早就重视谍报工作，《孙子兵法‧用间篇》讲到：“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情者，不仁之至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也。”受此影响，中国历代统治者大都注重搜集军事情报。 但中国历朝大多精于对内情报收集，对外情报收集上相对较弱。尤其对于近邻日本的状况，一直没有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也就无从谈起搜集日本相应的情报。 近代诱发中国重新发现日本威胁，并且展开收集日方情报的起因是日本霸占中国藩属国琉球事件。  琉球群岛 琉球位于中国台湾和日本九州之间，共有36岛，北部9岛，中部11岛，南部16岛。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派遣行人杨载将即位建元之事告知琉球王国。同年十二月，琉球国中山王察度派遣其弟泰期等跟随杨载入朝，进贡方物。朱元璋赐给琉球明朝历法《大统历》，并赏赐文绮、纱罗。自此琉球奉明政府之正朔，隔年遣使向明政府朝贡。 明朝灭亡后，琉球又派遣使臣向清朝政府朝贡。顺治十一年（1656年），清朝政府颁布了《敕琉球诏》，派遣张学礼、王垓为正副使，携带诏印，前往琉球国，册封琉球国王。同时规定琉球两年一贡，进贡人数不超过150名，允许正副使2员、从人15名入京。此诏是对琉球作为清朝藩属国的肯定，也规定了向清政府朝贡的级别和时间。据统计，明清两代共册封琉球国王23次，派遣正副使43名。在500多年交往中，中国政府对琉球采取厚往薄来的政策，两国关系非常密切友好。  琉球抄本《大清乾隆二十七年选日通书》 日本庆长十四年（1609年）萨摩藩藩主岛津家久派大将桦山久高、副将平田增宗率兵三千人、船一百余只，由九州山川港出发入侵琉球。琉球国尚宁王开城投降。萨摩藩强行割占琉球王国的北方五岛，并向琉球王国索取贡物，且在那霸（对外港口）设置“在番奉行”，监视琉球王国的对外贸易。 萨摩藩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琉球的内政和经济，但也想假借琉球与中国交通获利，获得日本所需的“唐物”，所以对琉球进贡中国未加阻止，甚至配合琉球，隐蔽琉球被萨摩控制的事实。 末代琉球王尚泰的内侍喜舍场朝贤在《琉球见闻录》中做了以下的描述：
由于中国不注重搜集海外情报，加上琉球方面的精心安排，中国册封使团始终没有发现琉球与萨摩藩之间的关系。琉球一方面向中国中央政府朝贡，接受册封，成为中国藩属国；另一方面又被萨摩藩控制，形成“两属”局面。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清朝国势日趋衰微，琉球成为列强猎取目标。琉球多次向清朝请求援助，但清政府无力阻止西方列强对琉球的侵略。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美国、法国、荷兰接踵而至，强迫琉球缔结条约。 咸丰四年六月十七日（1854年7月11日）琉球王国代表尚宏勋、马良才与美国代表马休·佩里在首里城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琉美修好条约》。条约用汉文和英文两种文字记载，同时以清历和西历标注签署时间。 咸丰五年十月十五日（1855年11月24日）琉球王国与法国签订《琉法修好条约》；咸丰九年六月七日（1859年7月6日）琉球王国与荷兰签订了《琉兰修好条约》。同样用汉文记载，并标注了清政府的年号和清历签署时间。 琉球国尚泰王于1848年即位，清朝一直没有派遣册封使。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尚泰王遣正议大夫毛发荣等人捧表进京，请求册封。同治五年（1866年），册封正使赵新、副使于光甲，赍捧诏敕临国，谕祭故王尚育，袭封世子尚泰。 根据琉球方面的记载，当清朝册封使来到琉球的对外港口那霸时，日本萨摩藩派驻琉球的官员全部躲藏起来；停泊在那霸港的萨摩船只也躲到其他港口。 明治维新开始后不久，日本政府內部便出现了切断琉球和中国的朝贡册封关系，吞并琉球的论调。明治五年五月三十日（1872年7 月5日），时任大藏大辅的井上馨向政府提出吞并琉球的建议。他建议“招彼之酋长至宫阙之下，责其不臣之罪”，而后“速收其版籍，明确归我所辖”，使琉球与日本内陆“一轨”。 井上馨的建议引起日本政府高度关注。由太政官正院向左院征求意见。左院认为会引起与清朝的争端，不建议采纳。但日本政府仍然决定逐步采取措施，最终吞并琉球。 明治五年九月十四日（1872年10月16日），琉球正使伊江王子尚健等人觐见天皇，明治天皇下诏“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列入华族。随后日本政府又发布命令，将琉球与各国缔结条约及对外交涉事务收归外务省管辖。这些举措被认为是日本迈出的吞并琉球的第一步。  琉球国最后一位国王尚泰，曾向清朝求助，未获帮助，1901年在软禁中抑郁而终 日本对琉球国王的“册封”只是日本单方面行为，并未向清朝政府通报此事。这是因为日本政府内部，存在对琉球几百年来向中国朝贡、接受中国册封，一直是中国藩属国这一事实的顾虑，担心吞并琉球的所谓“琉球处分”会引发与清朝政府的纠纷。 明治五年六月四日（1872年7月9日），载有被拐卖的230名中国佣工的秘鲁商船“玛也西号”驶入日本横滨港。其中一名中国佣工跳入海中，后被英国兵船救起。这名中国佣工向英国方面诉说被拐卖及在船上受虐待的情形。在英方劝告下，日本依据属地管辖原则，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处理。 最终日本方面判定“玛也西号”船长有罪，被拐卖的中国佣工由清政府接回，并命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郑永宁告知清政府。为接回被日方解救的中国佣工，清政府派遣上海租界会审委员陈福勋赴日。与陈福勋同行的还有郑永宁和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官麦嘉缔。 九月十三日（10月15日），陈福勋同日本外务省所派上海领事品川忠道督带227名中国佣工乘坐美国轮船返回上海。陈福勋的此次日本之行正逢琉球使节来日本。 九月十四日就是明治天皇下诏“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的时刻。与陈福勋同行的郑永宁记载：
从这里看出，陈福勋应该知道日本“册封”琉球藩王之事。但在中国文献中，并未发现他向清朝政府报告琉球事件的记载。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也有可能是陈福勋报告了，中国的官僚体系没有把这一重要事件上报。 1871年发生琉球漂流民在台湾被杀与1873年发生日本漂流民在台湾被劫的事件。琉球漂流民被杀事件前文介绍过，不详述。 同治十二年（1873年），日本小田县（今冈山县小田郡）航运业者佐藤利八等四人在海上遇暴风雨，后漂至台湾。四人登岸加那突，被原住民夺取衣物。原住民首领陈安生救出他们，在商人李成忠协助下，将他们送往凤山县。台湾府派遣候补县丞周有基将佐藤利八等人送至福建通商总局，又由福建通商总局派遣委员陆之钧搭乘海东云号轮船将他们护送至上海，后送至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这四人得到清政府照顾，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品川忠道表示感谢，并给相关人员送了礼物。 在日本蓄谋侵略的结果下，这两件事后来竟成为日本侵略台湾、攻打原住民的借口之一。积极推动日本出兵台湾的还有美国人李仙得，这些前文也已述及，不再详述。 事实上，琉球是中国藩属国。琉球难民在台湾遇害，实属中国内部事务，与日本毫无关系。 清朝对日本的军事行动反应非常迟缓。虽然上一年就从外国新闻纸上得知日本欲借琉球漂流民被杀事件起兵报复，后日方又遣柳原前光到总理衙门来交涉，声称要去查办。但清朝始终认为日本是在恫吓，不会真采取军事行动，所以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情报措施和防御措施。 直到同治十三年三月三日（1874年4月18日）清朝政府才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信函中得到日本即将侵台的消息，且半信半疑。清朝政府才任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带轮船、兵弁前往台湾察看，并与日方进行交涉。 中日交涉期间，清朝缺少可靠情报，并不了解日本的战略意图，糊涂签下《北京专条》，默认被害琉球难民为日本国民。 日本着手吞并琉球用了7年时间，这期间清朝没有关于日本方面的任何情报，在争端中屡屡受制于日本，不断落入日本制造的圈套。最终日本强行掳走琉球国王，变琉球为日本郡县。 自此，清朝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在未来外患中，日本将是中国最大的威胁。李鸿章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面对日本军事侵略威胁，清朝政府开始注意收集日本各方面情报。 当然清朝对收集到的日本情报并未重视起来，以后在战争中屡屡败于日本。我们看日本曾根俊虎等人拿着显微镜事无巨细地研究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情报，两相对比，值得我们深思。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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