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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走完长征路 六、“冤枉多绕走了一年”（上）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粉碎了国民党军各个消灭红军的图谋，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10余万主力红军聚集在一起，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快侵华步伐，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日益高涨的形势，也要求中共中央正确制定新的战略方针，以推动局势朝着有利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方向继续发展。 中共中央认真分析全国形势的变化和红军所处的环境后认为，川西和川西北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稀少，经济落后，难以支持红军大部队的生存发展，政治上难以影响全国。因此决定，放弃原来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三省建立根据地，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然而，张国焘却不赞成这一正确方针，主张红军应集中主力占领青海、新疆，或南下川康边。 为统一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会上，张国焘也表示赞成中央的意见。据此，中革军委于29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决心集中两支红军的主力，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 松潘扼川北出甘南的要道，红军如占领这个地区，可直出甘南，迅速北上。1935年7月16日，红军一部攻占松潘以西的毛儿盖；中央红军第3、第5、第9军团也进至黑水、党坝地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进至芦花地区。此时，胡宗南部还未完成集结。然而，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后却以统一指挥未解决为由，多次向中共中央伸手要权，并故意延宕红军的北上行动。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延宕，至7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岷江和黑水河两岸地区停滞达20余天。 在此期间，罗炳辉、何长工率红9军团为全军后卫，坚决贯彻军委指示，积极执行北上方针。7月6日，红9军团活动于党坝地区筹粮。7日，中革军委命令罗炳辉、何长工，继续在党坝、马尔康地域尽力筹粮，并进行争取藏民工作，以造成红军游击区域。同时，为确实联络红四方面军第81团，军委要求罗炳辉、何长工在绥靖对岸上下游搜索通东岸到崇化的道路。8日，罗炳辉、何长工派人到绥靖东岸侦察，只见藏兵约200人，在西岸向红军打土炮，未见红四方面军部队，而且河宽无船，只好派队向崇化联络第81团。与此同时，罗炳辉、何长工及时将这一情况向军委作了汇报，使军委能及时了解红四方面军部队行动情况，敦促张国焘迅速北上。 7月15日18时，中革军委命令红9军团固守卓克基、马尔康、松岗地域，并开辟经大藏寺草地的北进道路。16日，罗炳辉、何长工率红9军团主力开往上述地域，在当地争取藏民，筹足15天存粮，并尽量收集羊毛牛皮，制成被服皮鞋，准备必要时经草地北进。 刚到松岗等地，这里的藏民受国民党的恐吓和欺骗，都躲到山上和外地去了。一时间，红军所到的村庄空空如也。为此，罗炳辉规定：①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②爱护藏民同胞的一草一木；在藏族同胞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子。根据这些规定，除军团部占了一间牛屎房办公外，各部都在野外露营，一边休整，一边等待藏族同胞回村。 7月18日，反动土司聚集千人进犯马尔康寺、卓克基，威胁红军后方。19日，罗炳辉、何长工迅速集结主力痛击进犯马尔康之敌，以小部固守卓克基后方要点，保障了北上主力的后方安全。 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同时，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第32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黄火青。 7月21日前后，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以补救因张国焘的延宕而使《松潘战役计划》出现的“先遣部队与后续部队相隔过远，各方面的配合亦尚未完全协调”的缺陷，决定将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混编为5个纵队和1个支队，以继续北进，夺取松潘。罗炳辉所率第32军与第9、第5军及第262团，共计9个团，组成第4纵队，为向阿坝前进的左支队，倪志亮任司令员、周纯全任政委，限27日止，以主力集中马尔康寺、卓克基地域。 7月28日，罗炳辉、何长工率红32军主力集结于松岗一带。8月1日，红32军所在的第4纵队与第5纵队合为第2纵队。 战机稍纵即逝。此时，由于张国焘的延宕，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已在松潘地区完成集结，薛岳部也正向胡宗南部靠拢，红军丧失了夺取松潘的有利战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红军改经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 8月3日，红军总司令部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决定红军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洮河流域，形成在甘南发展之势。计划规定：罗炳辉、何长工所率第32军，与中央红军第5军，红四方面军第9、第31、第33军，编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卓克基，打通到大藏寺、查理寺、阿坝道路，向北探进；中央红军第1军和红四方面军第30军，编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竹勋坝向班佑、阿西北进；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10、第11师和第35团，为钳制部队，掩护左右两路军北进；中央红军第3军和第269、第29团，为总预备队，策应各方。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自从7月18日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后，他就立刻下令收缴、调换了各军团的电报密码本。红32军被编人左路军后，罗炳辉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被彻底切断了。8月4 -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再次强调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极端重要意义，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维护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团结。此后，根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 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调整了北进路线，认为“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并特别要求红5军、红32军迅速向毛儿盖开进。但张国焘对此置若罔闻，当天即坚持以左路军先头部队从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地区前进。8月20日，左路军先头部队到达阿坝地区，但张国焘在刚刚进入草地后，即以葛曲河涨水为由令部队停滞不前。月底前，右路军全部到达班佑、巴西地区，31日攻占包座，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和徐向前、陈昌浩曾数次致电张国焘，陈明利害，催促其率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在这种情况下，直到8月30日，张国焘才以朱德、张国焘的名义致电倪志亮、周纯全，指出“左路军以集中班佑与右路军靠拢北进之目的”，作出向右路军靠拢的姿态，但却命令红32军“开一营或两营到党坝接七十六团防”，“准备九月六日全部集中松岗，九日大藏寺，十二日集中查理寺”，13日再由查理寺出发。实际上，此时的红32军已在松岗一带，随时可以出发，这样的规定显然是张国焘在故意延宕红32军的行动，为他的南下计划做准备。 果然，即使是这样的命令也未给罗炳辉执行的机会。张国焘随即于9月3日复电中共中央，公开反对北上方针，要求已过草地的红军返回南下，进击松潘之敌。9月5日，张国焘命令当时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第2纵队停止北上，“巩固现地”，“筹粮待命”，其中罗炳辉所率第32军主力屯松岗，一部出屯党坝及卓木碉，抓稳粮源，并各向当前游击。 9月8日，张国焘电令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攻，右路军即准备南下”。同时，电令左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转令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并欲将其扣留。9日，张国焘电令前敌总指挥部主要领导，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为贯彻既定的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共中央于10日凌晨率领红1、红3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错误的根源和实质，是由于对目前革命形势的高涨估计不足和军阀主义倾向，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但是，为了争取张国焘率部北上，中共中央当时没有向全党公布这一决定。 9月中旬，已进入草地的左路军先头部队和右路军中的第30、第4、第5军等部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返，再次穿越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草地。9月下旬，南下红军终于走出草地，分别集结于马塘、松岗、党坝一带。 至此，罗炳辉率红32军在松岗停滞已近2个月。对于张国焘与中央南下和北上的争论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此时的罗炳辉并不知晓多少详情，他隐约觉得上面关于红军的行动方针发生了分歧，但又不十分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只是觉得总这样耽搁下去，对红军绝对是不利的。见到红四方面军纷纷返回，他更是疑惑。作为一个指挥员，他对部队转而南下很有意见。他同何长工发牢骚：“草地都快走完了为什么又要向后转？这意味着什么？”他无法解释这一突如其来的复杂情况，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向哪里？前途如何？他所能做的，就是先带好队伍。军人要服从命令，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和整个左路军都被迫南下了，红32军还能例外么？ 对此，何长工回忆道：“因为我们电台已调换，隔绝了与中央的直接联系，在这处境困难之际，我们再三考虑，我们军团不能在大分裂后再来个小分裂，出其无奈，被迫只好违反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饮恨随张国焘南下，向天全、芦山、名山一带进军。” 在松岗，罗炳辉还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危险。一次，行军途中不知从哪打来一枪，把罗炳辉骑的骡子的嘴打穿了，再靠上一点他就中弹了。可罗炳辉却若无其事，镇定异常。 张国焘知道，如果他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暴露，必定会遭到全党全军的一致反对。为了混淆视听，欺骗和蒙蔽群众，他积极在部队中公开散布对中共中央的不满，甚至恶意攻击中共中央。与此同时，张国焘和他的追随者也不断对朱德和刘伯承等施加压力，甚至谩骂朱德是“老糊涂”“老顽固”“老右倾”，企图逼使朱德等人表态反对中央。为了排除异己，张国焘对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干部，以降职、撤职、调离等手段加以排挤打击，并把拥护他的人安插在重要领导岗位。 受到张国焘排挤的朱德，经常住在红32军，他信得过红32军。罗炳辉亲自给总司令布置警卫，屯房子，送吃的，还送马给总司令。张国焘排挤朱德，收了他的枪，罗炳辉马上送给了总司令一支枪。朱德向罗炳辉等人介绍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嘱咐他们要坚定信心，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安心工作，不要做过火的冒险行动，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同时保持和加强红军内部的团结。听完总司令的介绍，罗炳辉坚定地说：“大家一定要顾全大局，增强团结，受委屈也不要紧，我们终归要回到毛主席身边，跟着毛主席走正确道路。” 一天，张国焘派人来到松岗，在一个喇嘛庙里召集连以上干部传达他的所谓“指示”，说什么毛泽东、周恩来带红军“逃跑”了。红32军指战员听了非常反感。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宣传部长王透、第3营教导员姜启化等人非常愤慨，当场站起来批驳说：“党中央、周副主席根据会议决定率领右路军北上抗日，是正大光明的，怎么叫做'逃跑’？这究竟要干什么？”此后，黄火青、姜启化、王透等都被张国焘调走了。百丈战斗后，王透被张国焘以“贻误军机”的罪名送交军事法庭，受尽种种刑罚后含冤去世。在这艰难曲折的时刻，罗炳辉同大家一样，心情沉重，但他只能忍耐着，因为他要紧紧地把指战员们团结在一起，保存这支革命队伍。对此，赵镕回忆道：“九军团是中央分给左路军的，如果罗炳辉当时就反张，九军团就可能全军覆没。” 不久，张国焘以总部的名义调走了红32军的一些干部。不到一星期，他又派人送来一份调令，上面列有红32军的大批干部。罗炳辉拿着调令，冷笑一声：“他这一手真毒辣呀！把我们的干部、骨干一批批调走，再派进一些执行他那条路线的人，岂不是要把我们这支部队搞垮！不给他，把调令退回去。”他立即召开党委会讨论这件事。与会人员都同意罗炳辉的看法，认为这是张国焘妄图分化、控制红32军的阴谋，必须坚决抵制。 果然，事隔不久，张国焘派来一批“政工干部”和“军事教员”。罗炳辉按照朱德的指示，坚信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党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主动接纳了他们。开始，有些“军事教员”态度粗暴，甚至打人、骂人，往战士的脸上吐口水。但红32军的战士们严格执行纪律，做到挨骂不还嘴、挨打不还手、他吐口水我抹掉……罗炳辉更是注意用中央的正确路线教育派来的人，以身作则，还特别爱护和关心他们。“政工干部”和“军事教员”们耳闻目睹这许多事实，受到很大教育，十分感动。 一次，一个姓王的“军事教员”发高烧，罗炳辉亲自送他去医院，并动员不少指战员甚至挨过王教员骂的指战员，主动到医院探望，感动得王教员热泪盈眶，主动承认自己以前的错误。王教员出院回到部队后，和红32军的指战员相处得很好，不仅主动协助红32军弄到不少药品、粮食，而且还经常回到红四方面军原部队，宣传在红32军的所见所闻，收到很好的效果。 对于总想削弱红32军的张国焘，罗炳辉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南下途中，张国焘把红32军放在后面，命令红32军在一个要道上守3天。罗炳辉虽然也执行命令，但他深知张国焘的险恶用心。他对大家说：“上级命令我们在此守三天，我们一定守住。我军在江西和长征以来从没有拉过稀，要发扬我们百折不挠的精神，万众一心，消灭敌人，守住阵地，保存自己。”在罗炳辉的灵活指挥下，红32军坚守阵地3天，既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又保存了自己。 随着红军的南下，张国焘的政治野心也在急剧膨胀。由他自己取代中共中央，成为党和红军最高领导者的欲火，已经把他烧得不顾一切了。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脚木足）宣布另立“中央”，公然走上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 1935年10月7日，张国焘为贯彻其错误的南下方针，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道路，实现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发布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其中规定红32军与第4军、第30军、第27师编成左纵队，攻取崇化、懋功。绥崇丹懋地区，到处是高山绝壁和峡谷急流，易守难攻。南下红军又两过草地，消耗很大，未及休整。经过15天的艰苦作战，南下红军共计击溃川军刘文辉、杨森等部6个旅，毙俘3000余人，占领懋功、丹巴两县城及懋功所属之绥靖、崇化、抚边3屯和达维、日隆关等要镇。南下初战，红军取胜，并不能证明张国焘南下主张的正确。 此役之所以取得胜利，主要有3个因素：一是红军突然南返，国民党军来不及调动更多兵力进行防堵；二是当面防守的川军虽凭险据守，但供应困难，战斗力不强，且屡遭红军打击，士气不高，斗志低落；三是红军广大指战员在两过草地、减员很大、未得休整的不利情况下，仍能克服困难，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迅速果敢的行动，夜袭夜摸，大胆迂回，浴血奋战。 尽管如此，作战的胜利却足以冲昏张国焘的头脑了。然而，让张国焘始料不及的是，暂时胜利的背后正隐藏着祸端，南下的战略性错误很快让红军付出了沉重代价，也最终把他的“志得意满”击了个粉碎。 10月22日，张国焘发布《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规定南下红军攻取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等地，以建立根据地。为此，罗炳辉率第32军编入右纵队，“经汉牛取金汤向芦[泸]定、汉源、荥经及峨眉方面活动，以利雅河左岸主力的进展”。 10月24日，南下红军各部以迅猛之势，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沿陡峭的山路疾进。由于红四方面军一些人被张国焘蒙骗，骂中央和中央红军“逃跑”，还骂红32军是右倾机会主义。红32军的团长肖兴怀忍无可忍，在再次翻越夹金山时带部队与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发生了冲突。事发后，肖兴怀知道惹翻了张国焘，担心被张杀害，就去找朱德和徐向前，要求调离。他们让他赶快回到军部。见到肖兴怀，罗炳辉狠狠批评他莽撞，说：“怎么能自己打自己！忍受一下就过去了嘛。在这危急关头，需要的是团结，是大局，敌人恨不得一口把我们吞掉，我们再搞内讧，岂不正合敌人之意吗？”为了保护肖兴怀，罗炳辉让他写了检讨，降为营长，风波平息后又当了团长。 翻越夹金山后，罗炳辉率红32军随右纵队沿大渡河、金汤河南下，首先攻占了国民党西康设治局金汤镇，继向天全发起进攻。至11月12日，南下红军连克宝兴、芦山、天全3座县城，毙伤俘敌l万余人，击落敌机1架，占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红军战若雷霆，势如破竹，使刘湘阻止红军于天全、芦山以西的计划破产，惊呼“南路紧急，匪军大股有直趋成都之势”。为解危局，刘湘急调其主力王缵绪、唐式遵、范绍增等部及李家钰部，星夜赶赴名山及其东北的夹民关、太和场、石碑岗地区，会同原来的守军共80余团的兵力，对红军严密防堵。 面对国民党军重兵防堵，红军计划从名（山）邛（崃）大道上实施夜袭突破，完全切断两县城之间的联系，进而围攻名山，吸引邛崃方面的援敌，相机发展攻势，打到岷江西岸，控制青衣江以北、岷江以西、邛崃以南的三角地带。11月14日，红军进占太和场、朱家场，随即抢占夹关。16日，攻占名邛大道上的重镇百丈。随后，又相继占领黑竹关、治安场、王店子等地。 此时，如再向东打，红军即将进入人粮极丰的川西平原。但是，这时的战场态势对红军已十分不利：川军援兵从邛崃沿邛名大道增援，集结部队约六七个旅，形成纵深配备，碉堡林立；夹关一带川军，威胁红军侧背，随时可发起反击，对红军实施包围。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总部遂令部队停止前进，主力向百丈左右靠近，以第93师围攻名山，第32军向名山至洪雅的大路突击，吸引邛崃方向的国民党军出援。 红军进逼川西平原，使刘湘极度震恐。为阻止红军的攻势作战，刘湘调集十几个旅的兵力，向百丈地区的红军实施反扑。从11月19日起，经过连续7昼夜的激战，红军共毙伤川军1.5万余人，但自身损伤亦达万人。由于该地交通方便，国民党军后续部队仍在不断增加。据此，南下红军遂于11月下旬撤出战斗，转移到北起九顶山，南经天品山、五家口至名山西北附近之莲花山一线，扼险防守。至此，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被迫结束。 在南下红军主力与国民党军在百丈决战期间，为保障右翼的安全，红军总部以红32军和红4军一部分别在天全和飞仙关渡过青衣江南进，于11月25日克荥经，继占汉源，歼灭守军一部。汉源战斗后，张国焘即调换了何长工的工作，由李干辉接任红32军政委。 自9月中旬从草地南返以来，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2个多月的连续行军和浴血奋战，尽管取得多次战斗的局部胜利，但始终未能在川康边地区打开局面，反而陷于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依托、严重缺乏补给的困境。特别是百丈决战的失利，标志着南下红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同时也标志着张国焘南下创建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宣告破产。 在此期间，与张国焘散布的中央率孤军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只剩下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的狂妄断言相反，北上红军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自1935年9月中旬由川甘边北进以来，沿途俘获3000以上人枪，于10月中旬胜利到达陕北，随即与红15军团会师。接着，胜利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歼灭国民党军3个多师，使陕北根据地迅速扩展，部队不断扩大。 这些胜利的消息，尽管受到张国焘的封锁，但由于徐向前等人的坚持，最终还是得以在红四方面军发行的《红色战场》上连续刊载，使南下红军广大指战员倍受鼓舞。罗炳辉更是激动不已，他更加坚信，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毫无出路的，只有北上同中央会合才能找到出路。 ——本书是由军事科学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是由军事科学院编写组根据中央军委部署组织编写的国家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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