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对中国革命的重大影响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退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8.6万余人，从江西瑞金云石山、九堡，福建长汀古城等地出发，准备到湘西地区同红2、红6军团会合。红军第24师及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12月1日，经过惨烈的“湘江血战”，中央红军强渡湘江，但红军遭受严重损失，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调整部署，迅速向湖南省西部的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赶筑工事，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北去湘西的路上。12月11日，中央红军进至湘桂边境的通道、下乡、长安堡地区。此时，中央红军若按计划北去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必然要与以逸待劳的优势国民党军决战，极有可能有覆灭的危险。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省黎平。18日的黎平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在川黔边创建苏区。中央红军于1935年1月7日进占遵义。15—17日，著名的“遵义会议”召开，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中共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这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军队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边地区。中央红军根据遵义会议确定的方针，准备从四川省泸州以西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四川省西北部创建苏区，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配合，争取赤化四川。国民党军分路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并且加强了长江沿岸的防御。鉴于此，中革军委2月7日决定，中央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南、贵州、四川3省边界地区机动作战寻求突围。在四面八方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进逼下，毛泽东主席以其高超的指挥艺术，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创造了旷古绝今的军事奇迹，在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夹缝中，中央红军主力于1935年5月从云南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境内。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形势依然极为险峻。为执行中共中央在川西北创建苏区的战略方针，于5月15日从四川省会理县城附近继续北进。5月29日，英勇的红军战士飞夺泸定桥，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天险大渡河，取得了长征中又一次重大胜利，粉粹了蒋介石想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企图。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继续北进，决定前往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6月8日，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海拔4000多米的大雪山——夹金山。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会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地区，红一、四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会师时，中央红军不足2万人，红四方面军有8万余人。1935年6月26日～28日，中共中央召开“两河口会议”，统一了党内出现的北上还是南下之争，制定了“夺取甘南，赤化川陕甘”的《松潘战役计划》。但由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有不同意见，加上战局发生变化，国民党军已经加强了松潘地区的军事部署，《松潘战役计划》无法实施。于是中央调整部署，作出了北上创建以甘肃南部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决定。

7月，红军将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从毛尔盖通过松潘草原到班佑会合。但张国焘表面上同意执行中央决定，实际上他反对北上，因此左路军行动缓慢。

8月下旬，经过艰苦跋涉，右路军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然而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拒绝北上，坚持南下，左路军先头部队进入草地不久，张国焘命令停止前进，并命令编入红军右路军的红四方面军第4、第30军返回南下。于是四方面军这两只部队二次过草地，造成了极大损失。

中央决定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1935年9月到达甘肃境内的藏族村庄俄界时，中央召开了“俄界会议”，最终确定继续北上，目标是中苏边界，背靠苏联开展游击战争，逐渐发展力量。

此时，长征开始时的8万多红军仅剩不到1万了。在突破重兵把守的天险腊子口到达甘南的哈达铺后，红军仅余8000人左右。

在哈达铺，毛主席偶然间拿到几张报纸，一张3个月前的《大公报》上的一则报道吸引了他的目光，让毛主席心里一震：“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几无一县非赤化，完全赤化者有8县，半赤化者10余县。”这是一个重要情报！以前只知道陕北有一支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一直以为只是一支游击队，没想到建立了那么大的根据地！既如此，红军就没必要北上苏联边境打游击，直接到陕北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长征的红军就有了稳定的落脚点了！于是中央决定到陕北与与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北红军以及先期到达的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25军会合。中央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9月23日从哈达铺出发，踏上了前往陕甘苏区的路。

1935年10月19日，毛主席率领红军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和陕北红军会师，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终于结束。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1935年9月在四川百丈关与国民党军经过连续七昼夜的激战，红军损失很大。随后前往成都平原创建根据地的计划重重受阻，1936年2月被迫后撤，南下红军由8万余人减至4万余人，南下行动遭到失败。

中央红军北上的胜利和红四方面军南下的失败，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纷纷要求北上。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地区会师，一同离开甘孜地区北上，再过草地。1936年10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到达甘肃会宁，同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会师，时隔一年，红二、四方面军也结束了长征。

各路红军到陕北会师以后，局面是不是就一片大好了呢？事实并非如此，红军面临着异常严峻的形势。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一方面军加上陕北红军2.2万人，二方面军1.1万人，四方面军3.8万人。虽然三军会师原本是一件好事，但随之而来的困难又让红军陷入危机。陕北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贫瘠，根本养活不了这么多部队，街上通常是红军战士多于老百姓，红军吃、穿、用的都严重匮乏，天气越来越冷，很多红军战士还穿着长征前的破烂衣服，红军各部队都没有办法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加上各路国民党军向陕北地区合围，红军各类物资奇缺，红军再次面临巨大的危险。

三军会师之后，蒋介石见红军长征之后极度疲劳，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恢复，他要抓住这个机会调集重兵，将红军围歼在陕甘宁地区。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和各地方军阀，胡宗南、关麟征、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李仙洲等指挥的260个团，把陕北根据地重重包围。陕北的红军情况越来越危急。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困和红军内部的困难，中共中央非常忧虑。为了延缓国民党的进攻，为红军求得喘息的机会，扭转被动局面，中共中央决定再次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起草了一份《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表明了中共中央愿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与国民党合作，只要蒋介石停止对红军的进剿，红军愿意接受改编，与国民党军队一同开赴抗日前线，联合抗战。

尽管日军入侵，国难当头，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现在好不容易把红军围困在陕北，他绝不放弃这个机会，要先消灭红军，再去对付日本人。国民党大军压境，红军再一次面临着生死关头，因此，中央只得重新为红军寻求新的出路。

经请示共产国际同意，193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和军委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宁夏战役计划：三个方面军合力占领宁夏，打通和苏联的陆上交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决定红四方面军第30军、第9军、第5军作为先头部队先期渡河。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一、四方面军分裂的阴影尚未散去，两个方面军之间确实存在隔阂，开辟另一块根据地，已经成为不仅是张国焘、也是红四方面军多数领导的行动取向。

1936年10月24日—28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红30军、红9军渡过黄河占领西岸，10月30日，红五军渡河。至此，四方面军30军、9军、5军及总指挥部直属队、教导团、妇女抗日先锋团、少年先锋团、骑兵师共21800余人全部渡过黄河。然而，短短几天之内，黄河东岸的情况急剧变化，胡宗南、关麟征的国民党军占领了黄河东岸渡口，彻底切断了黄河两岸红军之间的联系，后续部队想渡过黄河已经不可能，连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都没能渡河，宁夏战役计划已无法实施。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11月8日，中央秘密制订了《作战新计划》，准备放弃陕北苏区，向陕南、山西和鄂豫皖转移。以一部分兵力佯示红军欲西渡黄河，吸引胡宗南等西进宁夏。然后红军主力南下，解决扩大红军和给养的问题，待适当的时候，再进山西。如果不能与阎锡山达成妥协在山西站住脚，就实行第二步，出冀鲁豫之交，再南渡黄河，第四步到皖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最后转至西北。徐向前、陈昌浩所部组成西路军，继续完成在河西创立根据地、打通和苏联的陆上交通的任务，准备以1—2年完成。这是一个关乎全局和红军命运的大事，等于是红军被迫准备再来一次长征。

这个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林育英制订的计划只通知了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五个人，这个秘密计划除10人之外，红军各级指挥员都不知道，张国焘也没有通报徐向前、陈昌浩。

西路军西进，主要就是为了隐蔽陕甘红军的战略意图，调动和迷惑敌人，保证河东部队实施战略新计划。后来，由于西路军轻敌（低估了马家军的作战能力）、高层决策有分歧（张国焘和中央的意见不一致）、错判（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的难度）等原因，渡过黄河到达西岸的西路军红四方面军第30军、第9军、第5军2.18万人未能东返，孤军在黄河西岸作战。由于兵力悬殊，最终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战死7000余人，被俘12000余人，流落西北各地1000余人，突围至新疆星星峡的400多人。这400多人是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唯一成建制保留的力量。被俘的人中，5600多人被马家军杀害，3000余人返回故乡，4000余人被营救回延安。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征战史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篇章。

为了避免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造成误会发生军事冲突，11月30日，中共中央向张学良通报了这个秘密计划，没有想到张学良要求红军就地坚持，不要进行战略转移。说“一二月之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较大变化的可能，建议我军熬过一两个月。”张学良所谓的“较大变化”究竟是什么意思？当时谁也不知道。没想到，12天之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1年9月18日发生“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撤入关内，后来被蒋介石调往西北“剿共”。由于东北军将士不愿与红军打内战，一心只想打回东北老家与日寇作战，蒋介石对东北军、西北军不积极配合胡宗南进攻陕北红军非常不满，1936年12月4日飞抵西安督战。张学良、杨虎城极力劝蒋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但蒋介石认为现在是剿灭红军的最好时机，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就没机会了。所以张学良、杨虎城非但没能说服蒋介石，反而遭到蒋介石的呵斥。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华清池响起枪声，张学良的卫队发起进攻，扣留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发生，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红军的《作战新计划》才被终止。

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西安事变”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8月中旬，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10月间，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而又保持了独立性，这就为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在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战斗历程中不断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由国共内战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红军真正摆脱了生存危机，中国共产党带领红军从此走上了最终解放全中国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