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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建构的心学心性论，是在吸收与改造了佛教心性论的基础上形成与建立的。王阳明在建构心学心性论的思想理论体系时，之所以要吸收与改造佛教心性论，是为了解决他所认为的儒学心性论存在的问题与困境。 王阳明认为儒学心性论存在的问题与困境，既有思想理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现实方面的原因。为了解决思想理论方面的问题，王阳明重新诠释了先秦儒家《大学》、《中庸》、《孟子》这些经典著作中的重要概念与范畴，同时还涉及到了程朱理学体系中的重要概念与命题，以及陆九渊建立的心学体系中的相关内容。  在此基础上，吸收了佛教心性论中如来藏一系的心性思想的理论思维模式，从抽象思维的角度来重新论证了儒学心性论的重要概念与命题，以此回应了佛教心性论对于儒学心性论的冲击与挑战。 在吸收佛教心性论所特有的抽象思维的理论模式之时，王阳明已经意识到佛教心性论的价值取向与儒学心性论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因此王阳明在吸收了佛教心性论抽象思维的理论论证模式之后，对佛教心性论进行了改造， 这种改造就是运用儒学心性论的重要概念与命题，去充实心学心性论，由此确保心学心性论的儒学本质属性。  同时，王阳明在建构心学心性论时，是为了凸显自我心性的重要性，以此来高扬自我心性对于社会的作用，这与儒学心性论坚持的提升个人道德境界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王阳明认为，佛教心性论恰恰在治国、平天下方面，存在着先天不足的缺陷，而儒家心性论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于是在重兴圣人之道，以此去治理天下的社会远大理想的号召下，王阳明在吸收了佛教心性论之后，必然要改造佛教的心性论。这样就能够从理论上去解决王阳明面临的社会矛盾。  王阳明吸收与改造佛教心性论的时代背景王阳明生活的时代，处于明朝中期。在那个时代，明朝社会的经济与生产力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新型的生产关系模式。经济与生产力的发展，直接促进了市民社会阶层的兴起，各种呼唤人性，反对礼教束缚的声音由此产生。反对礼教束缚的呼声，直接冲击着宋明理学倡导的礼教思想，这些反礼教的呼声直接影响了王阳明。 明代中期经济与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提高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反而由于当时官场昏暗，政治腐败，民众生计日益艰难，各地民众迫于生计，铤而走险，不断有农民起义。这些情况，都直接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  也就是说，明朝中期的社会状况，与历史上各个朝代面临的困局一样，在政治腐败与官场昏暗的情况下，逼迫底层民众不得不起来反抗。这样，就必然会威胁着王朝的统治与延续。 宋明理学的产生，在社会背景方面，就是为了解决封建统治者与民众的矛盾关系。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学说逐渐成为了历代统治者治国的指导思想。不管历代的统治者实施怎样的治理方式，但都会尊奉儒家学说为正统，都会宣称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之道。  历代统治者将儒家学说奉为治国之道，这也是历代儒家学者们孜孜以求的最高理想，即以儒家的圣人之道治理天下，从而实现儒家学说所追求的大同世界。宋明理学家们的政治理想也是如此，是为了实现圣人之道的太平盛世。 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与鸿沟。王阳明作为心系天下的一代儒者，自幼耳濡目染的都是儒家圣贤之道，必然要以实现内圣外王为其一生的追求。  明朝中期出现的社会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于明王朝统治的不利因素，成为了王阳明心中不能不直接面对的困境。王阳明一生之中，既有被宦官刘瑾迫害的经历，也有平定宁王叛乱的战功，这些都体现了王阳明追求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理想。 但王阳明心中一直存在着一个迷惑，那就是如何才能够实现王朝的长治久安，这就是他主张的“破心中贼”。 如何才能够破除“心中贼”，这就与佛教心性论，特别是禅宗心性论主张的从自我内心深处改变心念意识的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王阳明通过吸收与改造禅宗心性论的这种主张， 以此来解决他认定的社会与时代的困境。  从历史上看，历代儒者中都有对佛教僧人表现出有好感的例子。王阳明作为一代儒者，之所以会对佛教僧人有一定的好感，在于他认识到一些佛教僧人能够处尘世而不染世间污浊的精神，这与儒者身处官场而不同流合污的理想多有吻合之处，这也是王阳明能够吸收佛教心性论的理论模式，来解决他所面临的社会与时代困境的原因。 佛教以不染世俗之乐，不染世间污浊为立教的根本宗旨，这样佛门中人多以离弃世间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尽管这种人生的态度，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有背离之处，但在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方面，却又与儒家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正因为如此，所以王阳明在解决明王朝面临的政治腐败，官场昏暗的困境时，他想到了应该从自我之心入手，祛除自我心中的污垢，以此来坚定对于圣人之道的追求。这就是宋明理学家们一直倡导的，提升与高扬自我的道德精神境界，以此来逐渐近于圣人之境。 对于自我道德精神境界的追求，就是自我心性修养的问题。这样王阳明在从社会生活的现实层面，看到佛门中有真正不染世俗之乐的僧人时，就会吸收佛教心性论的修养理论，以此来充实儒家的心性修养的工夫论，借此来成就圣人之道，并以圣人之道来解决他所认定的当时明王朝存在的社会困境。  佛教僧人身上体现出的不染世俗之乐，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境界，这是王阳明较为欣赏与认同的。王阳明认为，如果当时社会上的儒者以及官场中人，能够像佛教僧人那样，真正地做到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那么就能够在昏暗的官场做一个清廉、正直的表率。 这种表率人物一旦多了起来，那么就能够改变官场的昏暗与政治的腐败，最终实现天下大治的理想。这种通过提升自我心性修养的方式，从而影响与改变明王朝面临的困境的理想诉求，是王阳明吸收佛教心性论的时代与社会的原因。  王阳明虽然欣赏佛教僧人不染世俗之乐，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皎洁精神，但却不赞成佛教僧人不以世间之事为怀的人生态度。王阳明认为，可以汲取佛教僧人不同流合污的精神，但却要积极地干预到世间的世俗事情中，这就是历代儒者追求的内圣外王之道。 王阳明在否定了佛教僧人不过问世事的人生态度之时，已经在改造佛教心性论。王阳明欣赏佛教心性论能够给人以一种净化人心与提升精神境界的动力，但却不赞同佛教心性论主张的超越与出离世间的人生态度。  王阳明认为，通过吸收佛教心性论提升精神境界， 净化自我心灵，完全可以做到不计利害与个人得失，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去实现儒家的圣人之道，这样就能够以个人的力量去纠正当时明王朝腐败的政治与昏暗的官场。 王阳明正是有了这种吸收与改造佛教心性论的思想历程，故而才能够做到不畏惧权贵而抨击宦官刘瑾，不畏惧宁王叛军的势大而平定叛乱，才能够在贵州艰苦的环境中最终悟得致良知的真理。 凡诸种种，都与王阳明吸收与改造佛教心性论的思想历程有着密切的关系。王阳明认为，他在吸收与改造佛教心性论而形成心学心性论之后，能够从理论到实践中，去解决明王朝社会面临的问题。这就是王阳明吸收与改造佛教心性论的社会背景。 王阳明吸收与改造佛教心性论的理论渊源王阳明之所以要吸收与改造佛教心性论，是为了解决儒学心性论与理学心性论存在着的问题与困境。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是后世儒学的理论源头，宋明理学心性论也概莫能外。 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中，思孟学派已经提出与阐述了宋明理学心性论中一些基本的概念与范畴，这些都成为了王阳明建构心学心性论时的理论源泉。王阳明对于先秦儒学的吸收与发挥，主要集中在《大学》《中庸》与《孟子》等儒家经典之中。 在这几部先秦的儒家经典中，已经提出了道德主体的概念，还涉及到了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但是， 由于先秦儒家心性论处于儒学初创时期，故而还没有形成极为严密与抽象的理论论证模式，只是一些只言片语以及提出了一些影响后世儒学心性论极为深远的概念与命题。 在此基础上，后世儒家学者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诠释。在诠释过程中，由于佛教心性论具有较为严密的抽象思维论证模式，而先秦儒学心性论不具备严密的论证模式，这就是包括王阳明在内的宋明理学家们吸收佛教心性论思维论证模式的根本原因。 同时，王阳明等宋明理学家吸收佛教心性论的抽象论证模式，只是为了回应佛教心性论对于儒学心性论形成的挑战，而不是为了解构儒学心性论。这样，在吸收了佛教心性论的相关理论之后，王阳明必然要以儒学本位的态度来改造佛教心性论。 参考文献[1]《送日东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明] 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廷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1325 页。 [2]郑艳玲校注：《大学·中庸》，合肥，黄ft书社，2002 年，第 109—111 页。 [3]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481 页。 [4]杜维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青年王阳明》，北京，三联书店，2017 年，第 88—8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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