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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育熙简历： 小提琴演奏家、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1938年生于北京，1951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1957年升入本科，1962年毕业留校任教。1963年获中央文艺单位小提琴选拔赛第一名，在“上海之春”全国首次小提琴比赛中获奖。1983年由文化部公派赴法国进修，在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随法国著名小提琴家热拉尔·布莱教授学习，并成为首位在巴黎香榭丽舍剧院举行独奏音乐会和在法国录制唱片的中国音乐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普及高雅音乐，探索小提琴民族化道路，曾在全国各地举办数百场独奏音乐会，创作、改编《白毛女》《怀念祖国》《悲歌》《汉江潮》《灯节》等作品。曾受邀赴英、法、德、意、匈、奥、美、加、泰、日、立陶宛等国举办独奏音乐会百余场，赴法、英、美、加等国的多所音乐院校讲学、参加学术活动，曾任法国雅克·蒂博国际大赛评委。获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爱国立功标兵”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等奖励。2013年其手稿、唱片获选搭乘“神十飞船”遨游太空。  我于1938年10月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我的父辈——大伯刘半农、二伯刘天华和父亲刘北茂，为弘扬和发展民族文化贡献毕生精力，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被誉为“刘氏三杰”。我走上音乐表演和教育之路，与他们的影响密不可分。  父亲为我播下音乐种子 父亲刘北茂从小喜欢音乐，曾随二哥天华学习二胡、琵琶、笛子和长笛、单簧管、小号等中外乐器，有着深厚的音乐基础。但在考大学时，两位兄长认为他性格内向，搞音乐难以为生，帮他选择了英语专业。1927年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从燕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先在上海暨南大学教书，两年后获聘到北京大学任教。北大的蔡元培校长曾分别于1917年、1922年破格聘请半农、天华担任教授，至此，刘氏三兄弟同在北大任教，被称为“北大三贤”。但天有不测风云，20世纪30年代初，天华与半农因常年奔波于事业，先后不幸染疾，英年早逝。父亲万分悲痛，立志继承二兄天华“改进国乐”之遗志，于英语教学之余，发奋钻研二胡琴艺。1935年5月，在北京隆重举行的“先师刘天华先生遗作音乐会”上，父亲首次登台独奏，一曲《病中吟》技惊四座。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誓死不做亡国奴，先是称病不去学校授课，后又严辞拒绝日伪教育部门的高薪聘请。1938年，在我出世前几个月，父亲迫于压力秘密离京，辗转奔赴时在陕西办学的西北联大任教。临行前，他为我起好名字“熙”。国难当头，父亲以此寄托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美好期盼。在西北联大，父亲仍以教授英语为主业，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努力提升民族音乐造诣。自1940年，他先后创作《汉江潮》等三首二胡独奏曲——“抗战三部曲”深刻反映了抗日战争的时代风云和中华民族悲壮激越的斗争精神，开民族器乐直接表现时代之先河。父亲在大后方的演奏极大地鼓舞了同胞们的斗志，深受欢迎。1942年，国立音乐院杨仲子院长向父亲发出邀请，聘任他为国乐教授。时年恰逢天华先生逝世10周年。为继承天华遗志，39岁的父亲毅然携全家乘货运卡车，一路艰辛来到重庆青木关，完成了从英语教授、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到国乐教授、民族音乐教育家的传奇转身。  刘北茂在国立音乐院给学生上课 国立音乐院建在小镇青木关的一处山坳里，没有围墙，只有一些大小草房作为教室和琴房，还有一个竹子搭的大礼堂。那时我还不到四岁，音乐启蒙除了父亲每日朝暮的琴声，就是从这座竹棚大礼堂传出的莫扎特《弦乐小夜曲》、歌剧《卡门》中的《斗牛士之歌》等西方古典音乐。美妙动听的音乐和抗战兵荒马乱的喧嚣，交织成我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  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旧址 音乐院的宿舍毗邻当地农村，农民卖菜、挑粪经过我家时，经常放下担子趴在窗上听父亲拉琴。父亲则会恭敬地请他们进屋，演奏一曲让他们说说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也为我埋下了一颗种子，那就是父亲常说的一句话：“音乐和音乐家，主要是为广大不搞音乐的民众服务的”。 1946年父亲随国立音乐院迁往南京。当时有进步学生因抗议政府打内战受到镇压，被反动军警驱离校园。父亲非常支持这些热血青年，独自拿着二胡去慰问，为他们演奏《光明行》《前进操》等乐曲，希望通过音乐振奋他们的精神，鼓舞他们的士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定由国立音乐院等多所音乐教育机构合并组建中央音乐学院，以天津为临时校址。父亲又带领我们全家北上，开启了新生活。此后三十余载，父亲深耕民族音乐教坛，获丰硕成就，被誉为“民族音乐大师”。  1949年12月在南京举行的“国立音乐院告别音乐会”上，刘北茂表演二胡独奏 随父一起结缘“央音” 1950年4月，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国立音乐院全员乘专列自宁抵津，学校派来几辆大卡车到火车站敲锣打鼓地迎接我们。抵达住处后，立刻又有工友打来热水，让我们感到十分温暖。在随后（6月17日）举行的中央音乐学院成立典礼音乐会上，父亲演奏了自己创作的《汉江潮》《小花鼓》两首乐曲，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央音”成立典礼音乐会节目单（局部），第一部第六个节目为刘北茂的二胡独奏 我们抵达天津时，当地学校的开学时间已过，11岁的我一时没有学上，被父母安排随堂姐刘育和①学习钢琴。之后，我又在管弦系学生陈自明和金仲平等几位大哥哥的劝说下学起了小提琴，由管弦系高材生王宗德带我入门，几个月后他毕业离校，父亲请来张洪岛教授继续教我。 1951年我参加了中央音乐学院首届少年班的招生考试，考官有马思聪院长和黄飞立、杜鸣心等老师，全国录取16名，我是唯一入选的本院子弟。临近毕业时，少年班正式挂牌为“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专科学校”（1957年6月1日）。  1954年与同班同学合影。右起：刘诗昆、杨行璧、郑大昕、金爱平、刘育熙、鲍蕙荞、杨洵、李亚泌 我在少年班（附中）学习六年，初中三年成绩平平，尤其主科小提琴，学琴晚，程度低；高中时开悟到光阴之宝贵，开始发奋努力，学习成绩门门优秀，专业也有了长足进步，独奏机会渐多，并担任了少年班管弦乐队的首席。我还热心参加集体活动，被选为班长兼读报组长，每天课前为全班读报，养成了关心时政、天天读报的习惯，一直坚持至今。1957年，我和同班同学刘诗昆、鲍蕙荞获评附中首届优秀毕业生，被保送升入大学。  在少年班管弦乐队演奏（前排左一刘育熙） 附中为我的专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上大学以后，我的首位主科老师是马思聪院长。我和高班同学林耀基、张志勤一起，每周末从天津到北京的马院长家里上课。马院长影响我最深的，是他儒雅内敛的人格魅力和渊博的学识，以及对艺术至高境界的执着追求。后来，我又随章彦、韩里教授学习。1961年上大四时，韩老师赴苏联进修，在更换老师的过程中，我有幸成为世界著名小提琴家和指挥家林克昌归国后的开门弟子。 1959年应我国政府邀请，印尼华侨“林氏四兄弟”回到中国，加盟新成立的中国广播文工团管弦乐团，其中老大林克昌亦兼任乐团首席指挥。林先生曾来学校听过我们学生的演奏，他的要求很高且直言不讳。我对他的演奏和教学都十分折服，很想拜他为师，但却被拒绝。他认为我快毕业了，来不及改方法。但我却不死心，恳请系领导黄源澧教授帮忙说情，并最终说服林先生兼课教我，使我的学琴之路迎来了一个重要转折。 林老师的教学使我大开眼界，他的严格要求与魔鬼式的训练，也让我苦不堪言。那时我在院内被视为尖子生，重要音乐会均有独奏，但与林老师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后来随着与他学习的深入我才认识到，我们对小提琴的技术标准（尤其是音准）要求太低，规格不高，与国际水平差距甚远。虽曾有高水平的苏联、东欧专家来华执教，但因都是短期教学，急于出成果，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并未得到很好解决。而林老师虽然汉语很差，却有一颗赤热的中国心，看到中国小提琴的现状“恨铁不成钢”。他的严谨治学以及对艺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也深深地感染了我、教育了我。  1981年，刘育熙（后排右四）等管弦系教师与林克昌（第一排右二）合影 我对林老师的教学心悦诚服，加上日夜苦练，半年后，演奏技艺就令全院耳目一新，又经不到一年的努力，毕业音乐会大获成功，在院内外引起热烈反响。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同时继续随林老师深造。1963年春，我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文艺单位小提琴选拔赛中获总分第一名，同年5月又在“上海之春”全国首次小提琴比赛中获奖。  1963年5月，刘育熙（右一）与同学彭鼎新（右二）一起参加“上海之春”全国小提琴比赛，并双双获奖，左一为“上音”郑石生 两次重要进修获益匪浅 1959年9月，学院派我参加上海音乐学院苏联专家班选拔考试，共有8个名额，“上音”6名，其余两名由专家在全国选手中选拔，我和沈阳音乐学院教师闫泰山入选。苏联专家别里捷教授是世界小提琴大师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的高足，格鲁吉亚音乐学院院长。他特别重视演奏的完整性和舞台实践，学生每学一部作品都需登台演奏。一年多的学习，使我对苏联小提琴学派有了切身感受。同时，“上音”所具有的“海派”文化品格和教学特色，如擅于（注重）音乐表现、敢于创新等，也让我受益终身。 改革开放以后，我于1983年被国家公派到法国，跟随世界著名小提琴家、巴黎高等音乐学院热拉尔·布莱教授学习深造。我出国时已是45岁，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进修机会。在巴黎的近三年时间，我被这座“世界艺术之都”深深吸引，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艺术养料，激励自己要把正宗的欧洲古典音乐种子带回祖国。除了上课和听音乐会，就是日夜苦练。布莱教授主要教导我如何准确把握欧洲古典音乐的风格和精髓，并指导我举办了多场音乐会，使我成为第一个登上巴黎香榭丽舍剧院举行独奏会的中国音乐家和第一个在法国录制专业唱片的亚洲音乐家。 教学、演奏双轨并行相得益彰 我诞生在抗日烽火之中，经历了战乱、黑暗与光明、曲折，终于在不惑之年，迎来祖国改革开放的春天。我是幸运儿，公派留学让我就像开上了一辆加满油的跑车，越跑越快，越跑越有劲。 1986年5月，我学成归国。为了更好地把所学到的本领报效给祖国，我为自己立下行动方针：以教学为主，同时兼顾演奏和音乐普及工作。此后的三十多年，我在祖国最美好的时代度过了人生最幸福的年华。 归国后我主要在大学任教，除少数附中学生，接手的大多是大一、研一新生，其中不少是从全国各地的音乐院校附中或“普高”考入“央音”的，专业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学生由于基本功不扎实、乐感差、心理素质不稳定等原因，演奏水平停滞不前。而另一方面，他们都已学琴多年，演奏技术、动作习惯和思维模式均已成型，要想改毛病很困难。对于这样的学生，我在思想上帮助他们认清差距，树立信心，坚定奋发努力的决心，并在教学上采取三个步骤：一是从零开始，从基本功抓起；二是通过从易到难的几部欧洲经典名作，指导学生把规范过的基本功运用到乐曲中，落实到每个音、每一句高规格的演奏中，帮助他们养成科学的动作习惯与健康的演奏心理；三是强化艺术实践，通过舞台表演巩固和检验教学效果。这是一个艰苦、细致而又充满乐趣的过程，知行合一，教学相长。许多学生由此路径得以脱胎换骨走上坦途，有的从末位跃居第一，有的从普通生成为尖子生。  1990年刘育熙教授（站立右一）担任法国雅克·蒂博国际大赛评委，与全体评委合影 我在母校执教58年，前期弟子大都已退休，近30多年的学生，目前正活跃在国内各大文艺院团、院校和部分欧美主流乐团。我热爱教学，爱每位学生，他们永远是我的朋友。 上图，1991年在巴黎高等音乐学院为法国学生上大师课 下图，1996年在苏格兰皇家音乐学院举办大师班和独奏音乐会 在教学之余，我还长年演出不辍。我的演出主要面向普通民众，多是公益性的。我一直牢记伯父天华先生的教导：“音乐是人民的精神食粮”。同时，我也曾多次受邀担任文化使者，把中国小提琴音乐艺术传播到世界各地。令人欣慰的是，作为一个“教学之余”的演奏者，三十多年来，我在国内外的音乐会从未受到冷遇。演奏是我的赤诚奉献，也是我教学的引擎。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身体力行及所获得的实践经验，也使学生们受益——让他们和我一样热爱和亲近舞台。 上图，1997年在三峡大坝为数千建设者演奏 下图，在高校举办音乐会后与大学生交谈并签名 探索小提琴民族化道路责无旁贷 我是听着父亲的国乐之声来到世上的，并在父亲的耳濡目染和指点下，学会了二胡。进入少年班后虽然学的是小提琴专业，但我一直深爱我们的民族音乐，曾师从“三弦圣手”白凤岩学习三弦，随陈振铎老师上“民间打击乐课”。我始终铭记父亲的教导：“无论学二胡还是小提琴，最终的目的都是为发展我们自己的中国音乐。你二伯天华为了提升二胡的表现力，苦学小提琴并把小提琴的技法移植到二胡上，使简陋卑微的二胡跃为国乐之首，盼你将来能把国乐的精华融合到小提琴上，奏出中国之声，这样你就和二伯天华殊途同归了”。今年是我父亲刘北茂诞辰120周年，作为“刘氏三杰”的后代，我把探索小提琴民族化发展道路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早在“上音”进修时（1960年），我就曾在校方的安排下，担任新问世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独奏者之一，由高班同学卞祖善指挥，“上音”乐团协奏，巡演多场，广受好评。1963年除夕，“央音”师生到中南海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演出，我再次演奏了这首乐曲。演出后毛主席与我亲切握手的感人场景，令我终生难忘。 1963年除夕，“央音”师生到中南海汇报演出的节目单 除了演奏中国小提琴作品，我还尝试创编小提琴曲。1956年，我随天津学生慰问团赴长山列岛海军基地巡演时，用小提琴演奏了自编的《白毛女》，后来的《白毛女》协奏曲就源于那次实践。此后，我还根据父辈的二胡名曲，创编了《良宵》《悲歌》《怀念祖国》《音诗》《汉江潮》《小花鼓》等乐曲，受到中外观众普遍欢迎。小提琴民族化之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要实现天华先生“让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遗愿，更是任重道远，我愿继续献出微薄之力。 1993年9月，刘育熙在人民大会堂首演《白毛女》协奏曲。协奏：中国青年交响乐团，指挥：俞峰 刘育熙教授深情讲述父辈对自己的影响和教育 从国立音乐院到中央音乐学院，从父辈到子辈，我们一家三代五口人都与“央音”有着不解之缘。特别是我自己，已经在她的怀抱里学习、工作、生活80余载。这里是我的母校，我的家，我的生命与追求和她紧紧相连。 2000年10月，为“央音”50周年校庆举行独奏音乐会后，与王次炤、陈自明、周广仁、刘淑芳（著名歌唱家）和堂兄刘育毅、堂姐刘育和等合影 祝福母校越办越好！成为全国乃至世界令人景仰的最高音乐学府。 注： ①刘育和：刘天华之女，原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教师，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 采访：宋学军、张乐 文：宋学军、李欣阳 视频剪辑：李欣阳 校对、设计：李梅 本文为原创内容（部分图片由刘育熙教授提供），未经同意禁止商用、转载。 供稿：档案馆（校史馆） 责任编辑：六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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