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造就机器还是人

尼采在《偶像的黄昏》里写过一段话：

在今日德国，无人再具有给予他的孩子们一种高贵的教育的自由：我们的高等的学校，及其教师，教学计划和教学目标，全部以最暧昧的平庸作为准绳。到处盛行着一种不体面的匆忙，似乎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倘若尚未结束，对于诸如什么职业那样的主要问题尚无答案，就是耽误了什么。

教育的专业化，或者说专业化为目的的教育，已经成为现代教育的政治正确，它体现在细密系统的教育安排之中。

这个社会习惯于把知识和文化委托给大学，大学则把知识和文化切成碎片委托给它的专家们。

正是这些职场得意生活安然的专家，为学生示范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现代知识伦理：知道的太多，可能是成功的阻碍，成功的专家，就应该抓牢知识碎片，从中榨取最大价值。

人们太急于把自己绑在一个所谓的专业上。绑上一个专业，就为了生活的主要问题找到了答案。用尼采的话来说，教育的专业化，滋养了一种不体面的匆忙。

浩如烟海的知识，当然需要细分为若干专业领域，不如此，知识不能传承，更无法创新。高度复杂的社会生活，当然需要有足够明晰的社会分工，不如此生活将陷入瘫痪，这本不值得讨论。

人是否应该为了更有效的知识探索而成为专家，是否该为了更好的生存而掌握一些专门技术，这也不值得讨论。

值得讨论的是，教育是否应该仅仅为了切割知识制造专家（专业人员）为目的，受教育者是否应该仅仅以专家为目的。

当今的教育，无疑正朝着这个方向疾驰，所谓大学，几乎成了人们为着日后分工，而接受专业训练的地方。

现代教育把人铸造，配置，组装成有用的机器。早日成为机器，则是受教育者能够找到的最伟岸的理想。时代的各种看似矛盾的信念，共同促成了这一理想。利己主义告诉人们：有用，意味着金钱，地位，体面生活。集体主义告诉人们：最大的荣耀，莫过于成为国家，阶级，人民各种集体的螺丝钉。

走下流水线的机器，按照有用的程度区分品质。就算优质机器，也只有在它有用时才有存在的价值。因为所谓机器，就是不能思考自己定义自己的东西。

 优质机器，成了时代的人格偶像，教育，则是偶像崇拜的祭品。在这场盛大的献祭典礼中，对整全人格的信念和期待成了不合时宜。人的栽培与自我栽培成了自愿的浪费。凡是不能放上生产线上的，不能带来可计算的产出的，都是落后于时代的多愁善感。

成为机器，被使用，被消耗，这是现代人心中最光明的远大前程。一切骄傲，不安都由此而生。

骄傲是因为有用，不安是因为不可能一直有用，机器的宿命是被使用，然后被取代，被废弃。

于是，就有了这个时代的迫不及待的自我教育：

那些具有雄心的年轻人，争分夺秒让自己多才多艺——多学一门专业，多考几张证书，多练几桩手艺——这份努力，有个现代的标准表述：自我增值。又是一个让人联想到机器的说法：要想延迟淘汰，机器需要不断增加新功能。

机器化的教育，是教育者，受教育者的默契配合。前者催促后者尽快成熟，成熟的标准是有用，后者催促自己尽快成熟，成熟的标准是找到用户。

但教育成了工厂里的流水线，它就不再以育人为目的。流水线不是生产人的地方，是铸造零件组装机器的地方。流水线必然是绝对专业化的；不同的机器需要不同的流程。精确无比的专业化，是现代工业的无上荣耀。或许，即将成为现代教育的无上荣耀。

可是，这样的时代可能败坏了一个个勤奋的青年。原因在于时代灌输给他一种“不匆忙的体面”，让他误以为，教育就是抓住几桩够用的，可以贩卖的知识，就是成为多功能的机器。

1881年，尼采在《朝霞》里批评他那个时代的现代教育。他说，现代教育的本性，是把人制造成社会所需的耗材。这项工程的原材料，是一些不缺少个性，也不缺少才能和勤奋的年轻人。是教育，把他们改造成“工作的动物”。这些工作的动物，等着别人的使用，或者干脆每天把自己用掉。不这样，他们就不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