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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到能真正探寻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和人文，必然是需要依靠当时真实的文字的记录，而从一个个汉字编著而成的书籍便是更加难得的历史宝藏。 想了解春秋时期的历史故事，便少不了对于《左传》的攻读，作为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先秦散文的代表著作，其中真实的展现了当时人们对于事物价值观念的评价与宣扬。  而对于春秋之后的战国时期的探究，便少不了对于《战国策》的学习，主要针对战国时代的史料和对于当时从横家的计谋的故事记录。 所以从《左传》和《战国策》下手对春秋和战国时期的社会现象、文化风尚进行研究，有其可靠的参照之处，从中进行知识的获取再进行筛选比对，我们便发现了其中社会价值观的重大变化。 因为历史上对于春秋与战国时期的历史判定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限定，所以春秋与战国时期之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历史前进阶段， 再加上这段历史时期处于一种极具变化的时代，整个中国大地从统一到分裂，其中不停的被几大国争霸，到最后的一统天下。  整个时期的社会动荡，从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变革，也正是在这个极具开放的创造的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 左传：从中略看忠孝礼仪信随着由周天子统领各地，到春秋五霸各自争霸天下，再到战国七雄斗智斗勇，在这个过程中，各地的社会统治都有其发展的进步之处， 包括当时的文化风尚与品行追求都有其独到之处，让我们从真实记录在史书的历史故事中，探寻其中奥秘。 我们从《左传》中选取几篇著名的篇目进行探讨。 《曹刿论战》最为突出的展现了当时治兵打仗时君王和将领需要的品行， 其主要内容讲的是一个叫曹刿的平头百姓在知道自己国家鲁国要与比自己强几倍的国家齐国作战时，担心统领国家的鲁庄公没有实力应对这场战争，便自告奋勇向君王举荐自己，  还质问君王凭何有作战的信心，最后在战场上和君王一起指挥了一场胜仗。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先看曹刿这个没有任何地位的草民为何敢直面君上，在他有这个想法时，他的同乡人便疑问他为何要管国家作战的大事，这根本轮不到你一个小百姓来想。 但是曹刿敢直说“肉食者鄙，不能远谋。”， 就是说现在的统治者目光短浅，根本不能考虑到战场上的情况，于是就进宫觐见了。 从这里我们看出，在百姓中，很少人会对国家大事操心，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必要，但这其实是一种退缩的错误的认知，身为一国的百姓应该对自己的国家有责任心，有爱国之心。 这其中展现了一个核心的思想，“义”。 所以文章开头便利用曹刿与同乡人进行对比，通过两个人的言行进行自我判断，思考我们应该成为哪一种人。  后续就是曹刿成功进宫面对了君王，其实这里也有一点可以探究的地方。 一个小小的百姓可以轻而易举的与一国之君进行对话，提出意见说明当时的鲁庄公对于百姓是很仁爱的，朝廷是给予百姓尊重与信任的，才会给百姓面对君王的机会。 当曹刿见到鲁庄公，他便直接干脆的提出这一仗国家要怎么应对？凭借什么力量应对？ 鲁庄公前两个回答都被曹刿拒绝，唯有最后一个回答得到了曹刿的认可。 第一个回答是鲁庄公将自己身边的锦衣玉食分给大臣，其实这里他想拉拢的是大臣贵族的势力来帮助他作战， 但是这在曹刿看来，那些大臣并不是真正战争的面对者，他们身居高位不怕战乱，可以自保，却不能保障百姓的安稳，这样是不可行的。 第二个回答是向神灵祭祀贵重的礼仪，祈求神灵的庇佑。  这是因为限制于当时的科学思想的认知缺憾，只能向神灵宗教进行礼节上的庇护，这在现在看当然是不够现实的， 而曹刿认为战争靠神灵是不足的，所以劝说小小的恩惠，神灵是看不上的。 到了最后一个令曹刿满意的回答是，面对百姓的案件，不论大大小小，都会认真对待，给与百姓真诚的心。 曹刿听后才认为鲁庄公有治理国家的本事，愿意帮助他打赢这一仗。 因为曹刿认为，身为君王，最为核心的思想便是“以人为本”，对百姓负责，尽心尽力，尽忠尽职，才是统领国家的根本，才是国家的“忠之属也”。 所以这其中便展现了一个大的核心思想，“忠”。  后来曹刿请求和鲁庄公一起作战指挥战场，这也是出于鲁庄公对于曹刿这个贤才的信任，士兵听从于曹刿的指挥，一鼓作气，打败齐兵的三鼓，是需要出于君王和指挥者的信任做支撑。 这些都展现了其中一个大的核心思想，“信”。 以上是在春秋时期主要的显著崇尚的社会价值文化，而到了战国时期，其核心思想还是被着重推崇的，但是在一些方面上发生了改变，甚至不断影响了整个社会的风尚。 战国策：合纵连横展现改变价值取向因为当历史发展道路战国时期，七国争霸的局面下，各国之间都有利益的牵连，各国对于这天下都有自己的私心，于是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变得密切， 在为了保存本国的权力，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其中也衍生出了一种新的政治策略，合纵连横。 这也促使了一种新的身份的诞生，纵横家，也可称为说客。  在《苏秦以连横说秦》这篇文章中，就很明显的体现了当时有志之士的社会价值的选择改变。 在这篇记录中，主要讲述了苏秦这个人的经历，一开始是满腹雄心的向秦王叙述自己的连横之策，但是因为经验不足，没有令秦王认可，被拒绝后的苏秦受到了来自家中各方面的轻视，于是他立志要推行自己的想法，头悬梁，锥刺股。 后来他成功游说了赵王，被赵王重用，之后苏秦也游说了各国展现了自己的说客本领。 在获得了很高的地位与荣誉后，家中之前看不起他的人全都改变了态度，对他百般遵从，在苏秦落魄与富达后体现了天差地别的态度。 而这类说客的诞生，势必是带来了新的社会文化风尚，对于利益价值的追求成为了他们的核心，他们奔波各国之间提出应对各国的策略，就应经失去了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本心，也就是“忠”。  而对于策略的提出，也只是针对于各自国家的个人利益，既不是心怀天下，为天下百姓的志愿，也不是为各国和平的愿景，只是为了在其中谋求到属于自己的利益，这便失去了人们心中家国天下的“义”。 他们只在乎“利害关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付出与收获，这便使得君王与臣子之间的信任关系必须要以利益关系连接，否则就不够相信对方，这便将传统的“信”的品质打碎重新拼凑。 当然也会有一部分的贤者是以仁义为原则进行国家的管理与建设， 但是随着各国利益的冲突，外交关系的密切连接，这使得各国君王不得不多吸收有本事的从横家来进行国家关系问题的解决。 从左传到战国策：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的改变从上面两篇真实的历史记录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变化的核心思想的转变。  春秋时期，是人们思想建立的初期，人们的社会环境还算是安稳，我们对于价值的取向是基于对于人民百姓更好的方向上激发出来的，所以是更为纯粹简单质朴的价值追求，也更为高尚， 但也更难维持，因为世界是在不断发展的，人心是在不断变化的，人性中的善恶是同时存在的，如果一个时代更提倡美好的品质，人性中的恶便会制止，但如果一个时代是字不断追求利益和好处时，人心中的欲望也会因此滋生，难以抑制。 所以战国时期，七国争霸天下，各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剧烈激发，国家下的百姓人们也自然会受此影响。 从崇尚“信”到推崇“利”，从“忠”于国家到欲求个人利益，国家从维护百姓安稳到追求国家利益地位，这些改变是因为特殊的历史变化的推动下产生的。  其实任何事物价值的产生都有其好坏两方面，前期推崇的价值文化追求其实是基于完美的社会状态下才可以一直存在，但是在面对社会环境的变化，面对人性中恶的方面就会使人陷入苦境中， 到战国时期涌现的利益关系的追求，是有在更为便捷灵巧的处理问题，抓住人心自然可以轻易调节困境，但是其核心是不值得推崇的，因为这样会将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利益化，而失去了真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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