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首名毕业生后成海牙国际法庭法官，曾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

1922年，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刊《密勒氏评论报》做了“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排在前四位的是：孙中山、冯玉祥、顾维钧、王宠惠。今天人们看这份名单，前三个人都是大名鼎鼎，那么王宠惠是谁呢？为什么能排在第四名？其实，他在当时的影响力，比那几位一点儿也不差。

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香港荷李活道75 号。他做过北洋政府司法部长、代总理、国务总理，南京政府外交总长，他是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更牛的是，他曾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还是在海牙国际法庭任职的第一个中国人。

（王宠惠与民国著名摄影师傅秉常）

● 在北洋大学获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

王宠惠跟天津有很深的渊源。他生于香港，6岁时入圣保罗学校修习英文课程，并跟随香港大儒周松石学国学。10岁时入皇仁书院继续攻读英文课程。1895年，14岁的王宠惠考入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改为北洋大学）头等学堂（大学本科）法律门。

北洋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大学，创办人是天津海关道盛宣怀。甲午战败以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光绪皇帝下谕，要求各地拿出创立新式学堂的办法。盛宣怀接到上谕后，与在天津的美国人丁家立商量，草拟出一份《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的奏折，上报给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王文韶又把这份奏折呈给皇上。八月十四（10月2日），光绪帝朱批，同意在天津创建中国第一所大学堂，名为北洋西学学堂。

北洋大学堂初创时，校址在大营门外梁家园，这是博文书院的旧址。盛宣怀担任督办（校长），丁家立担任总教习，从天津、北京、上海、香港等地招收了30名相当于二等学堂四年学历的毕业生。这30人中，就有王宠惠。

北洋大学堂全面引进西方教学模式，教员基本上外国人，课程编排、讲授内容、授课进度、教科用书，都和美国哈佛、耶鲁大学相似。以法科为例，课程包括英文、几何、化学、天文、万国公法、商务律例、民间诉讼律等20门，所用课本也是英文版。

王宠惠在校期间修习了二十门课程，主要考试成绩：“英文100分，几何97分，八线96分，化学100分，格致98分，身理100分，天文99分，富国论100分，法律通论100分，罗马律例100分，英国合同论100分，英国罪犯律100分，万国公法100分，商务律例100分。”典型的学霸！

1900年正月二十六，在天津生活了四年、19岁的王宠惠毕业，“钦差大臣办理北洋通商事务直隶总督部堂”裕禄亲自为王宠惠颁发考凭。这是我国有据可查的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钦字第壹号考凭”。 同时呢，王宠惠也是在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体系中第一位获得法学学位的人。这张文凭上面有对北洋大学堂的简介、对学生的介绍和鉴定、学生所学课程，还有王宠惠曾祖父、祖父、父亲的姓名。文凭的原件目前珍藏在台湾。

● 1923年出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

从北洋大学堂毕业后，王宠惠先到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任教，后留学日本、美国，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耶鲁大学，取得了民法学博士学位。1907年，他把德文版的《德国民法典》译成英文，这是欧洲最早的《德国民法典》英译本，由英国斯蒂芬出版公司出版后，成为英美各大学法律学院指定的必读课本。后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到访台湾时亲自拜访王宠惠，因为尼克松上大学时，教材正是王宠惠翻译的《德国民法典》。

1921年6月，王宠惠被任命为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出席国际联盟会议，又被选为国际仲裁法庭裁判员。1923年，作为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法学家，王宠惠受北京政府委派出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王宠惠任司法部长。此时他在海牙的任职尚未届满，每当国际法庭有案件需要审理时，他只能是请假赴荷兰，审理之后再返回南京。海牙国际法学院评出比较法学专家，全世界50人当选，中国仅有两人：王宠惠和杨兆龙。

● 促成中国成为联合国缔约国、常任理事国

1911年9月，王宠惠结束了在欧美国家九年的学习研修，启程回国，步入政界。12月南北议和，在上海英租界，王宠惠以南方代表伍廷芳参赞的身份，参加了与北方代表唐绍仪的谈判。随后袁世凯当政，唐绍仪组内阁，王宠惠任北洋政府首任司法总长。1921年，北京政府派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和大理院院长王宠惠三人为代表，出席了华盛顿会议，目的是争取国际同情，挽回国家权益。在华盛顿会议上，王宠惠提出废除日本逼迫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迫使日本政府放弃在我国东三省的特权，希望借英美国家力量调停此事。这让日本代表措手不及。虽然最终没能废除“二十一条”，但会议签订了《九国公约》，列强承认“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行政之完整”，王宠惠的表现使他在国内的声望大幅提升。

（王宠惠、顾维钧夫人、顾维钧 / 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

1942年，王宠惠主持“建构联合国集体安全讨论”，在接下来的1944年美国顿巴顿橡树园会议和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中国对联合国宪章的意见主要出自王宠惠的建议，并有多项为联合国宪章所接受，从而确立了中国为联合国创立国之地位。

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集会开罗，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出席，王宠惠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身份陪同。在拟定开罗宣言过程中，王宠惠与英国方面发生激烈辩论，促成会议公报明确规定：“满洲、台湾、澎湖当然归还中国。”为战后中国顺利收回被占领土确立了国际法依据。

旧金山会议召开于1945年4月25日，中国派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胡适等近百人参加。联合国宪章中文文本由王宠惠最后修正润色定稿。6月26日，王宠惠等人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以中文签字，中国成为联合国缔约国、常任理事国。

国共战争后期，在蒋介石的多次催促下，王宠惠最终选择去了台湾，在台一直担任司法机构最高首长。他还促成了私立东吴大学在台湾复校。1958年王宠惠病故后，安葬在台湾东吴大学外双溪校区的山坡上。

（蒋介石、王宠惠、胡汉民、伍朝枢）

● 小气鬼，想各种办法蹭饭

王宠惠与孙中山、蒋介石、顾维钧关系密切。早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书院与王宠惠父亲主持的道济会堂邻近，孙中山是王宠惠家中常客。后来王宠惠在美国攻读博士和在欧洲游学期间，与孙中山也有过多次交集。1908年王宠惠在英国伦敦，遇见取道欧洲回国的留美学生顾维钧，两人一见如故。后来王宠惠出任唐绍仪内阁司法总长，顾维钧是唐绍仪一手提携的亲信，顾、王更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后来，因为王宠惠的基督教信仰、美国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更促进了他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私人关系。

王宠惠是大才之人，但也有缺点，就是财迷。他做了司法总长后，家里仍不聘厨师，早餐自己随便吃点儿，中午、晚上竟然常常是去朋友家蹭饭。他蹭起饭来，手段用尽，但其实呢，也跟现代人蹭饭的伎俩差不多。比如说，下午到朋友家中，坐到六七点，主人只好留他吃饭。他还假意推脱，说时间还早，朋友再三挽留，他就不客气了，说：“有酒吗？有酒我就在这儿吃。”或者是，他请朋友去饭馆吃饭，吃完要付账的时候，他就去洗手间，或者佯装掏钱，让朋友抢着结账。常被王宠惠蹭吃蹭喝的朋友，包括罗文干、黄晦闻、周诒春、顾维钧、蒋梦麟等。（文：何玉新）

（顾维钧、王宠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