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老舍当选"文协"首届总务部主任之因 ——兼谈中国抗战文化的包容性方亚男

澳大文化论丛 2023-03-16 发布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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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协”是在极具包容性的抗战文化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全国性文学组织。老舍当选为“文协”首届总务部主任，是政治博弈下的时代选择，亦是老舍自身无意识奔赴的结果。无党派的政治身份、身处武汉的时空优势、人际关系的简单纯粹是其当选的前提；自觉的通俗文学创作理念、对抗战文学事业的由衷热情、普遍认可的文学成就和“外圆内方”的个人脾性进一步铸就了老舍当选的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老舍与“文协”是双向选择、彼此成就，共同推进了抗战文学的运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抗战文化；老舍；“文协”；总务部主任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是抗日战争时期包含国共两党、非党派人士等多方力量在内的全国性文学组织。其人员组成之杂，入会人数之多，组织规模之大，皆超越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其他文艺团体。返归历史现场，这一复杂团体为何会选择老舍作为自己的“领导人” ？仅仅是因为老舍的“无党派”政治身份吗？当时的候选人还有谁？老舍自身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文协”首届总务部主任的选举到底经历过怎样的权衡与博弈?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一、时代背景：极具包容性的抗战文化

“文协”是在国共开展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历史背景下筹建的。民族存亡之际，长期处于论争中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人道主义文学等逐渐汇流为中国抗战文学大业。就文艺文言，中国抗战文化的包容性至少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在抗战文化的催生下，以“文协”为代表的极具包容性的全国性文艺组织纷纷成立。这些文艺组织不仅展示着抗战文化的包容性，而且进一步反映着文艺跟随时代脚步的自觉性。全民抗战前，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为代表的文学社团数量众多，但多是以文学主张、文学风格的不同划分流派单位，各社团间常有分歧龃龉。进入30年代后，以“左联” 为代表的革命文学声势浩大，却依旧面临着与右翼思潮、自由主义思潮等的多次论争。至30年代末期，民族危机的深重迫使文艺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抗战，全民抗战的热潮也推动各文艺流派达成暂时的和解。1937年12 月下旬，全国戏剧界人士（共14个戏剧单位）在武汉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劳军联合公演，月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光明大戏院成立；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剧协”与“电协”的成立，对1938年3月27日成立的“文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们共同催化了文艺界抗战团结的时代氛围。

其次，“文协”本身即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文艺组织。有学者考证： “文协” “人员组成的复杂性和包容性，超越了现代文学史上所有的文艺团体。”就政治身份而言，“文协”涵盖了中国共产党人士、国民党人士、无党派人士等多方力量；就文艺主张而言，“文协”吸收了倡导

“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成员（如沈雁冰、许地山）、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成员（如郭沫若、冯乃超）、倡导“文学革命”的“左联”人员（如阳翰笙、楼适夷、夏衍）、宣扬“民族主义文学”的中国文艺社成员（如王平陵、华林、沙雁）和坚持“文艺自由”的“第三种人” 胡秋原等；就职业而言，“文协”不仅吸纳了创作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各个体裁的作家，而且将文艺理论家（如朱光潜）、报刊编撰人（如黎烈文、陈纪湿）、记者（如曹聚仁）等亦纳入自己的队伍。可见，在抗战文化的影响下，“文协”本身便是“海纳百川”的践行者。据统计，

“文协”仅在总会登记的会员，便有将近四百人。其下分会，遍及云南昆明、四川成都、广西桂林、陕西延安、贵州贵阳、广东曲江、香港、晋东南根据地等多个地区。这样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文学组织在抗战时期得以建立，本身即从侧面体现了中国抗战文化的包容性。具体而言，这种包容性在“文协”首届“领导人”的选举问题上体现得更加细致和耐人寻味。

二、当选之因：时代与个人的双向选择

在众多文艺人士中，老舍被选举为“文协”首届总务部主任并非偶然。极具包容性的抗战文化催生了同样具有包容性的“文协”，老舍的当选，既是政治博弈下的时代选择，亦是个人魅力铸就的结果。

（一）政治博弈下的时代选择

如前所述，“文协”是在抗战文化氛围中酝酿并得以组建的。1937 年，随着政治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大后方广大文艺工作者，为挽救民族危亡，在抗战救国的总目标下，不分轸域、不分党派、不分思想观点，不记旧仇新怨，空前地团结起来，表现出超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为“文协”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

然而，时局促就的“包容”与“团结”毕竟有限。“文协”虽是文艺组织，但其筹备、成立与日常工作的开展都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据现有史料整理来看，“文协”最初是由阳翰笙在剧协成立大会（ 1937年 12月31日）上提出构想的，后在王平陵的多方奔走下逐渐成形，其间获得了以周恩来、邵力子为代表的国共双方的支持。

在“文协”筹备阶段，其“领导权”问题便被有意弱化。为了 “教它显出点民主的精神”，“文协”在拟定章程时便取消了会长、理事长类的职务设定，“规定了常务理事分担各组组长”。虽“不愿有个总头目”，但在事实上，负责庶务交际的总务部成为“文协”对外的代表，因此，总务部主任一职才有了类似理事长或“文协”领导人的意味。另一方面，

“文协”的宗旨是“联合全国文艺作家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完成中国民族自由解放，建设中国民族革命的文艺，并保障作家权益” ，落至实处，其主要工作便是领导和组织抗战时期文艺运动，团结全国文艺作家进行文艺抗战。因此，在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时代背景下，“文协” 本身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文艺界的衍生和表现。

如此庞大的文学组织，对国共双方都有极大的吸引力。在一定意义上，谁掌握了 “文协”的领导权，便意味着谁在抗战时期的全国文艺工作中掌握着更多的话语权。据《新华日报》报道，胡风曾转述王平陵的话：

“过去中央召集了六次文艺人终于召集不起来。” 冯玉祥日记中亦有

“南昌开过类似这样的会，互相打的头破血出”之语。楼适夷亦指出，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大摆宴席，试图网罗在武汉的文人。周恩来也认为“应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组织包括各方面力量的文艺团体”。吴永平还考察到：“中共长江局原有让胡风在’中华文协’中担纲的构想，不料胡风落败于王平陵，于是转而与冯玉祥协商，敦请老舍挂帅。”凡此种种皆表明，“文协”早在酝酿和筹备阶段便已深陷政治的漩涡。

此后，在“文协”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冯玉祥、邵力子（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方治（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武汉办事处的代表）等党政要人的发言进一步强化了

“文协”的官方色彩。而“文协”成立后相关活动经费、稿费等经济来源，也主要依赖于国民政府。因此，“文协”若要避免成为政党的“御用机关”乃至附庸，则至少应尽量保持其核心领导人的“中间性”。换言之，在客观上，只有无党无派的中间人士，才能同时获得左、中、右三方力量的支持。

就政治身份而言，身为无党派人士的老舍，自然具备参选的资格。

“他毅然地宣言：’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的抗战，我就跟着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 ’ ” 当然，“文协”的无党派人士决非老舍一人。以“文协”首届理事会成员为例，在45名理事中，巴金、陈纪泽、沈从文、曹禺、朱自清、朱光潜、许地山、张恨水、施蛰存、谢六逸等十余人皆为无党派人士。但在这些有限的人选中，真正可以留在武汉专心“文协”事务的寥寥无几。例如：巴金（桂林）、沈从文（昆明）、曹禺（长沙）、朱自清（昆明）、朱光潜（成都）、许地山（香港）等人身在外地；陈纪湿虽在武汉，却致力于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可见，无党派人士这一身份仅为老舍被选举为“文协”总务部主任开辟了道路，真正决定老舍当选的，还有地缘、人缘等复杂因素。

就地缘而言，身在武汉且可能长期留在武汉这一实际情况客观上增加了老舍当选的可能性。为免“文协”在战乱中夭折，“文协”事务必须有专人负责。抗战爆发初期，老舍“流浪”至武汉，经老向介绍结识冯玉祥 > 并被冯接至千户街福音堂小住，时常参与冯处的文艺讨论。此后，阳翰笙、周恩来等人得知老舍到武汉的消息，便请老舍“出山”。老舍顺势加入“文协”的筹备工作，与楼适夷一起起草了 “文协”的会章、宣言等文件，与王平陵一起以正式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向各地文艺界负责人发去公函，可谓是在武汉专心致志谋“文协”的人之一。就此看来，老舍在武汉的时间虽短，却大多用在了与抗战文艺有关的事情上。他不仅有精力，而且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和适宜的地理条件去处理“文协”的相关事宜。

在人缘方面，老舍不偏不倚、简单纯粹的人际关系更能让左、中、右三方信服。虽然老舍早年加入过文学研究会,但其作品大多分散发表在《小说月报》《齐大月刊》《论语》《宇宙风》《文艺月刊》《申报·自由谈》《现代》《文学》《良友画报》《大众画报》等多种刊物上，“在读者的心目中和文学史家的笔下，一般都没有将他归入某一特定的文学团体流派。”同时，老舍几乎未曾卷入过任何党派斗争和流派论争，不存在针锋相对的“政敌”和“文敌”。在“文协”成立前，老舍“一向住在北方，又不爱到上海去”，所以他“认识的文艺界的朋友并不很多”，戏剧界的名家，“简直一个也不熟识。”看似单一的人际关系网络，实则酝酿着联络各方的可能性。王平陵曾言，如果不是老舍来召集，他是什么都不干的:郁达夫更是“威胁”：“老舍的总务部主任，他不干，我的研究部主任也不干。”

可见，老舍当选“文协”总务部主任在国共双方都是获得较为坚定的认可的。

简言之，在抗战文化笼罩下，身处政治博弈中的“文协”要求其核心领导人必须是公正、纯粹且有条件留在武汉踏实办事的“中立派”。归根结底，这不是国共双方的善意妥协，而是时代自身的抉择。“文协”包容了左、中、右三方，“文协”的首届领导人自然也应具有使三方信服的、更广泛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不仅体现在政治立场上，也应体现在其个人魅力上。

（二）个人魅力铸就当选可能

除了政治力量的制衡，老舍被选举为“文协”首届总务部主任还与老舍的个人魅力有极大的关系。他不仅在政治上无党无派，能够更公正、实诚地为抗战文艺服务，而且动机单纯，热心抗战文艺，个性包容随和， “外圆内方”，有利于“文协”工作的顺利开展。

首先，在创作理念方面，老舍的文学创作理念与抗战文艺的要求颇为契合。在“文协”成立大会上，周恩来表示，不仅“希望作家多多取材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与战区敌人的残暴，后方全民总动员的热烈”，而且认为作家“应分布各战场，各内陆，更多接触内陆的人民生活，同时还要继承祖先遗下的优秀文化传统”。一言概之，即是希望作家将文艺创作与当时的抗战实际、普通军民紧密结合，创作出具有中国抗战文化特色的通俗文艺作品。冯玉祥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文艺对现实要迅速反映，尽量通俗。” 而早在1937年10月，老舍便“开始撰写宣传抗战的文章向报刊投寄。为了宣传抗日,老舍还结识了济南著名鼓书艺人白云鹏、张小轩等人，向他们学习鼓词的写作。” 老舍与冯玉祥首次见面即自述：“大多文章皆不能普遍于民众，于是以民间大鼓词之形式,而注入新的内容，在山东曾一度实施宣传，结果大受民众欢迎，故此后仍拟继续著作，并拟散播于前线士兵间。”不久，老舍的鼓词《张忠定计》（1937年12月 28日）、通俗唱本《打小日本》（1938年2月15日、22日）、唱词《女儿经》（1938年2月20日）、鼓词《游击战》（1938年2月21日）等作品先后在《大时代》《抗战画刊》《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等刊物上发表。

值得注意的是，老舍不仅热衷于抗战通俗文艺的创作，而且号召“写家们联合起来”，“留心搜集编订各区域的此种报告文艺”，“更希望全国作家协会一一或别的名称一一的总会担任起汇编全国各处所供给的材料与文章。” 换言之，在1938年1月“文协”临时筹备会正式成立前，老舍便渴望建立一个类似“文协”的组织。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老舍会热情地投入到“文协”的筹建工作中来。与其说“文协”选择了老舍，不如说这是一种双向选择。“文协”给了老舍实现自我渴望的平台和机会，老舍使“文协”始终保持初心，二者互相契合，互相成就。

第二，在个人意愿方面，老舍动机单纯，极其热衷于抗战文艺事业。

换言之，老舍不仅有创作通俗文艺的一整套设想和一系列作品，而且力图在社会活动方面从事更多与抗战有关的文艺事业。抗战爆发后，为了保住文人气节，老舍只身前往武汉。在抛妻别雏这一问题上，老舍或许面临着道德的谴责，但就实际情况而言，抛妻别雏这一行为本身即具有一定的震撼性。吴组湘从济南撤退时亲眼见到沿途的兵荒马乱，对老舍抛妻别雏赴国难的行为有着颇为直观、深刻的感触，吴坦言：“他的弃家独行，毅然决然，特别叫人感动。” 冯玉祥更是专作诗歌以表钦佩：“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妻子儿女全不顾，赴汤蹈火为抗战。老舍先生不顾家，提个小箱子撵中华；满腔热血有如此，全民团结笔生花。” 对此，老舍回馈以极大的激情投入相关文艺刊物的出版和文艺作品的创作中。在福音堂，老舍多次参与《抗到底》刊物的准备、出版工作。在“文协” 的筹备过程中，老舍也参与了起草会章、宣言等筹建工作。这一点已得到茅盾、胡风等人的一致认可。在茅盾看来，老舍算得上是“置个人私事于不顾-尽力谋’文协’之实现” 。胡风指出，“文协”筹备时，老舍是

“最热心的一人”。"老舍自己也曾公开表明：“我愿在这营阵中作一名小卒，你们教我作什么，我只有服从。我的才力只是那一点点，我渺小得可怜，可是在你们的命令下去工作，我感到伟大而充实。” 不仅如此，在老舍眼里，“文协”是文艺抗战最大的希望，是“新的机械化部队” ：

“这不是乌合之众，而是战士归营，各具杀敌的决心，以待一齐杀出。”可以说，老舍从心底里热爱“文协”，他怀揣赤子之心，为自己能为“文协”事务尽绵薄之力而感到万分欣喜、无上光荣。

第三，在文学成就方面，30年代的文坛已有老舍的一席之地，这是老舍文艺创作实力的证明，亦是其可能当选的社会资本。与老舍自小相识的罗常培回顾到：“《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分期发表后，因为言语的流利，风趣的幽默，描写的生动，讽刺的深刻，在当时文坛上耳目一新，颇为轰动。不久，合印成书，销路畅旺，称得起脍炙人口。接着，《赵子曰》和《二马》相继问世，老舍遂在’幽默大师’还靠着语音学吃饭的时候（跟我现在一样！）-业已因突梯滑稽名满天下了。” 老舍在青岛山东大学之界授业的学生王碧岑亦有言：“当时先生已经有’幽默作家’的声誉，有些同学已经看过先生的早期作品《老张的哲学》等，也很希望再看看先生上课时的幽默和风趣。” 并承认，“《月牙儿》的确如先生所说是很有分量的。记得作品一发表，全国许多报刊争相评介，给予很高评价。一个短篇如此受到重视，这在当时的文坛上是少有的现象。”如果说上述两人的回忆带有对老舍的偏爱的话，那么，其他文人（甚至是有过论战的文人）对他的评价可能更具说服力。例如：曹禺、臧克家、锡金等以后辈的身份肯定了老舍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成就。曹禺大学时期便读了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作品，他是“紧紧跟着他的作品的读者”，“热心地读”老舍发表的几乎每一篇作品。臧克家则指出，20年代的老舍便“以独特的风格高标于文坛，名满天下，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影响很大” 。锡金更是以“已负盛名” 形容“文协”成立时期的老舍。此外，梁实秋也曾坦言：“胡适先生对于老舍的作品评价不高，他认为老舍的幽默是勉强造作的。但一般人觉得老舍的作品是可以接受的，甚至颇表欢迎。” 徐讦亦指出，老舍到《论语》时代时文名“比较响亮”。上述种种，皆可表明，在“文协”成立前，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坛已占有一席之地。他的作品或不受部分文人认可，却拥有较多受众，其读者市场不容小觑。换言之，选择老舍作为“文协”首届总务部主任，具有令大多数读者信服的可能性，这亦对“文协”日后深入群众开展文化工作具有积极影响。

第四，在个人脾性方面，老舍“外圆内方”，适宜处理“文协”总务部的相关事务。据《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公布，“文协”共设四大部门：总务部负责文书、会计、庶务、交际等事宜；组织部负责调查、联络等事宜；研究部负责文艺出版物之搜集及整理研究报告等事宜；出版部负责丛书、小册子、会刊等的编辑和出版事宜。对部分文人而言，文书类的写作可算得心应手；对踏实办事的人而言，日常事务的处理亦可兢兢业业。换言之，文书、会计、庶务类的工作，并非仅老舍一人可胜任。

而“文协”选择老舍，与老舍自身幽默、随和的性格便于开展交际工作有一定的关系。臧克家曾指出：“统战工作本来就不大好办，何况是文艺界？何况’抗协’这个民众团体，经费还得仰给于人。见到右翼分子，也得应付：握手言笑，鞠躬如也……’外’不’圆’，就转不动；’内’ 不’方’，就丧失了立场。” 就这一点-胡风也有清晰的阐述：“舍予是非常欢喜交友，最能合群的人，但同时也是富于艺术家气质、能够孤独的人……对于作家朋友们，无论是谁，只要不是气质恶劣的人，他总能够随喜地谈笑，随喜地游戏，但他却保持着一定的限度；无论是谁,只要是树有成绩，没有堕入魔道，他总能够适当地表示尊重，但却稳稳地在他底方寸里面保持着自己的权衡。”同样，以群也认为，老舍“面面俱到，不得罪人”。如此“油滑”而又不失原则的待人风格，有利于老舍结交更多文艺人士,处理各项棘手问题。相比与“国民党的文艺头头” “一见面就冒火，就冲突”的郭沫若，性格随和的老舍显然更适合在“文协”协调各方。

故，就个人因素而言，老舍是适合于“文协”的。在文艺思想上，他与“文协”组织抗战文艺运动、创作通俗文艺作品的理念保持着高度一致；在个人情感上，他热爱“文协”，心甘情愿做一名小卒，尽己所能为抗战文艺服务；在社会地位方面，他具有一定的文艺成就和文坛影响力，能够使人信服；在个人脾性方面，他“外圆内方”，进退有度，谦和幽默，能够较为妥善地与“文协”各方势力交往。因此，老舍的当选，实则有其自身创建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文协”是抗战文化语境中产生的极具包容性的文艺组织，其成员的复杂性对总务部主任这一职务提出了特殊要求。老舍当选为“文协”首届总务部主任，是政治博弈下的时代抉择，也是其自身铸就的结果。他无党无派，身在武汉，人际关系纯粹，同时热衷于通俗文艺创作和抗战文艺事业，在文坛有一定的文学影响力，个性“外圆内方”，适宜与“文协”各方势力交往。无论是政治身份、文学理想还是个人性情，老舍都能达到“文协”的各项要求，是“文协”总务部主任的最佳人选。同时还应注意到，在包容性极强的抗战文化背景下，老舍被选举为“文协”首届总务部主任其实是“文协”与老舍双向奔赴的结果。“文协”需要老舍，老舍亦热爱“文协”。二者相辅相成，在此后的抗战文艺运作中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