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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与夫人胡絜青的结婚照（摄于1931年）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他父亲死在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是舅舅家的二哥回来报的信。舅舅家的二哥也是旗兵，他败下阵来，路过那家粮店，进去找水喝，正巧遇见了老舍的父亲。攻打正阳门的八国联军的烧夷弹把老舍父亲身上的火药打燃，全身被烧肿，他自己爬到这个粮店等死。二哥见他的时候，他已不能说话，遍身焦黑，只把一双因脚肿而脱下的布袜子交给了二哥。后来父亲的衣冠冢中埋葬的就是这双袜子，这时老舍不足两岁。 老舍在《我的母亲》中写道：“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的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 父亲死后，养家的重担都压在母亲身上，她靠为别人洗衣服换取微薄的收入。在小说《月牙儿》中，老舍有这样的描写：“那些臭袜子，硬牛皮似的，都是买卖地的伙计们送来的。妈妈洗完这些牛皮就吃不下去饭。……妈妈的手起了层鳞，叫她给搓搓背顶解痒痒了。可是我不敢常劳动她，她的手是洗粗了的。她瘦，被臭袜子熏得常不吃饭。”这些都是真实的写照。 彼时老房子已经残破不堪，到了三伏天，夜里下雨，全家只能在屋里坐到天亮，害怕被坍塌的房子埋起来。冬天则八面透风，白天连水都会冻在缸里。至于吃，一天通常只有两顿饭。老舍后来在《勤俭持家》一文中提道：“像我家，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辛苦一年，才勉强吃上一顿饺子。老舍没有玩具，只有撕棉花玩。小说《牛天赐传》中，少年牛天赐的玩具也是棉花。 老舍的一家，祖辈都是文盲，到他这一辈，哥哥姐姐也从没念过书。一个很偶然机会，他受善人刘寿绵的资助上了私塾和小学，随后又考上了中学和北京师范学校。嫂子卖了两个结婚时的箱子才凑齐了10元钱的入学保证金。6年后，不满19岁的老舍从师范学校毕业，被派到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 在中国近代作家群体中，老舍是少有的穷人出身，且生活在他周围并与之来往的，也多是在贫困中挣扎的毫无希望的下层百姓。对贫穷的刺痛感，是他体验世界的起点，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在晚年创作的《神拳·后记》中老舍说：“在精神上，我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因为我刚一懂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 “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歧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话，用于老舍则意味着更多的复杂。他不仅见识了世人的真面目，也体会到了满民族的衰落与歧视。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作为满族的旗人也成了和统治者一起被驱逐的对象。老舍在新中国曾经说过：“辛亥革命呢，又有点笼统地仇视一切满人。”话剧《茶馆》中也有“旗人也是中国人”的话，代表了普通旗人内心的委屈和精神上的另类感。他们爱国，他们不满朝廷的腐朽，但他们却在清王朝覆灭后承担着某种程度的敌意对待。 辛亥革命断了旗人的生计，京城里大部分满人跌入贫民阶层，一部分当车夫、茶坊、裁缝、木匠、巡警。更可怜的，便是始终没有找到职业的一群，他们四处流浪，敲着小鼓收废品、沿街捡破烂、行乞、摆茶摊儿，还有一部分沦为妓女。就像话剧《茶馆》中松二爷的叹息：“想起来啊，大清国未必好。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 在《小型的复活》中老舍这样描述自己：“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失去了依靠，失去了安全感。 1949年前，老舍没有公开过自己的满族身份。30年代中期，在自传体小说《小人物自述》中给父亲的身份是“在外做生意”，“死在了外乡”；40年代在回忆文章《我的母亲》中依然只是如此简略，“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老舍说他在“中学的时期是最忧郁的”，“我很孤高，特别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自十七八到二十五岁，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舒乙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老舍先生在解放前不大讲自己是满族人或者旗人，这主要是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他觉得他的祖先，主要是清朝末年的满族统治者，给中国丢了人，现了眼，很不光彩。”《茶馆》中有一句台词说：“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 “写家”的态度 老舍19岁成为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3年后被提升为北郊劝学员。他说自己：“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 1922年，老舍辞去了劝学员职位，不久后，他在西单附近缸瓦市基督教会受洗礼，成为基督徒。由此他结识缸瓦市伦敦会成员、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易文思，为了学好英文，常常去燕京大学旁听课程。后来经易文思介绍，他前往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教师。 在伦敦，急于掌握英语的老舍，开始大量阅读英国小说，把它当作外语学习的捷径。看得多了，便想自己也提笔试试身手。故乡风物，陈年旧事，就像一幅幅图画涌上心头。他在谈及何以开始写小说时写道：“这些图画常在心中来往，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而呆呆的忆及自己的过去。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中也是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我想拿笔了。” 老舍写作的师傅，就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第一部《老张的哲学》，便是仿照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玩票儿”的成分更大。然后是《赵子曰》。这两部小说都是他在国内当教师和教育官员时的所见所闻。随后，他又怀着对“国民性”的思考与忧虑，写下了《二马》。老舍最初的文学尝试都取得了较大影响，张爱玲就曾说，她是看着《二马》长大的。 1930年，当老舍回国的时候，已经是著名作家了。 从英国回来后，老舍先后在济南的齐鲁大学、青岛的山东大学教书，利用暑假写小说。他为上课而编写的《文学概论讲义》，对中国传统“文以载道”持反对态度。他说：“为文的要件是由内心表达自己，不是为什么道为什么理做宣传。”“思想既有一定，那么文人还有什么把戏好耍呢？”针对二三十年代以政治为目的的革命文艺思潮，老舍在理论上回应说：“不管所宣传的主义是什么和好不好，多少是叫文艺为奴仆的，文艺也不会真诚地伺候他。” 他对当时泛滥于文坛的许多粗糙生硬的“革命文学”与“普罗文学”是抵触的。1950年，他曾真诚地回顾当年对革命文学的看法：“我看见当时的革命文学作品里，往往内容并不充实，人物并不生动，而有不少激烈的口号，像几个捡煤核的孩子，捡着捡着煤核儿，便忽然喊起：我们必须革命。我不愿也这么写。”他还说：“把一位革命青年写成一举一动全为革命，没有丝毫弱点，为革命而来，为革命而去，像一座雕像那么美好，好是好了，怎奈天下没有这么完美的人。” 他说：“文学革命也好，革命文学也好，没有这颗心总不会有文艺。” 上世纪30年代，老舍最大的苦恼是没有时间去写。就像“祥子”想要一辆属于自己的车，老舍也固执地想当一名自由作家，但却不得不考虑养家的薪水。为了决定是否辞职，他还专门跑到中国出版业的重镇——上海去考察一番。当时老舍为十几个刊物写小说，他的《小人物自述》就发表在天津的《方舟》月刊上。那是一本由生产“抵羊牌”毛线公司办的妇女生活杂志，主要内容是教授如何织毛衣、如何育儿。 上世纪20～30年代的文学“市场”，把几乎所有中国作家都变成了小说连载的“专栏作家”。他在抗战前的小说中，除了《离婚》外，都是先在文学刊物上连载，然后再出单行本，这样一部书至少可以卖两次钱。为了应付众多约稿，他不得不把长篇小说的创意拆散，写成短篇小说，由批发改为零售。 在热闹的30年代文坛，思潮与文学争论此起彼伏。老舍却置身事外，只做个旁观者。左右两大文坛领袖对他的作品尤其是“幽默”风格都评价不高，老舍也不在意，只是写了一篇《幽默的危险》聊作回应。 当时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已经声势浩大，北平的自由主义“京派”文人圈子卓然成宗。老舍却不属于任何一边。他是独立抑或孤立的，无党无门无派，既没有他趋奉的对象，也没有谁表示要与他同气相求。相对而言，他更喜欢结交出版家。良友公司著名出版人赵家璧，就是老舍往来30多年的好友。抗战结束后，他俩还合股成立了一家出版社——晨光出版公司。拥有自己的出版社，是老舍的理想之一，他甚至还安排自己的几个侄子去印刷厂当学徒。 似乎是故意表明姿态，老舍始终坚称自己是“写家”，而刻意与“作家”称谓划清界限。他从不把自己的写作看多高，而认为自己与“朋友德成粮店的写账先生”是同等的“写家”。他说自己因为自幼穷困而“孤高”，便喜欢独自沉思。抗战爆发前他的自由主义立场根植于他的穷人出身——“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老舍得以坚持自己所认为对的，鄙夷自己所认为错的，疏离于主流文坛，不愿与谁为伍。这种精神状态，他后来称之为“独立不倚”。解放后，老舍借悼念好友罗常培先生，谈到了“独立不倚”对他的影响——“使我们不至于利欲熏心、去蹚浑水。”只不过那时的立场，已经换成了自我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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