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红旗下》，很像老舍先前写过的小说《小人物自述》的双胞胎兄弟，从作品中已出场的人物和大致情节来看，二者有着不少的相像之处，这一点，证实了两部作品，都同样来自老舍对早年家庭、社会生活的真实追忆。然则它们之间又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那就是，《小人物自述》完全绕开满族话题走，而《正红旗下》，几乎是每一个细节，都异常清晰地标示出满族社会生活的特殊印记。
《正红旗下》确是一部堪称典范的满族文学作品。
有一种比较能够令人信服的猜测是，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如果能够按原计划写完的话，起码应当是几十万字甚至近百万字的大部头作品。这部本来足以传世的大书，只写成了那么一点点儿就戛然而止，被说成是“千古遗恨” ，实不为过。
虽然《正红旗下》远没写完，但是，这写出来的开篇部分，情节上已表现了相对的完整性，老舍晚年思想和艺术的夺目光华更是熠熠可见。一般的文学作品残卷，大多只能给后人作研究资料，而这部作品的短短开头，无论从研究者还是欣赏者的角度去看，都有极高的价值。它是满族文库中一件璀璨瑰丽的奇珍异宝，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上一座挺拔秀实的丰碑。
首先，《正红旗下》宛如一道描绘19世纪末北京满人社会生活的艺术画廊，具有强烈的历史表现力，作者于民俗世相的精雕细刻间，映衬出时代嬗交关头旗族以至于整个中国社会的风云走势。
作品第一章，由“我”——贫苦旗兵家的“老儿子”在戊戌年底的降生起笔，引发了与“我”的降生有瓜葛的姑母和大姐婆婆的争吵，进而自然带出各色满人在世纪末的不同活法这个饶有趣味的话题。第二、三、四章，围绕“我”的“洗三”仪式艰难筹措和顺利实施，深一层叙写了旗人们的经济位置和文化养成，生动展现了两类人物：一类是寄生于八旗制度之内的大姐公公家和舅舅、姑母等人，他们得过且过，寅吃卯粮，对变法维新充满恐惧；另一类人则是想要从八旗制度中挣脱出来的福海二哥等人，他们已然富有主见地走上了自食其力的人生道路。第五、六章，讲述过春节和给“我”作满月的情形，披露了穷旗人和汉族、回族下层市民之间的情义，还带写出富人定禄大爷亲临“我”家造访的意外场景。从第六到第十一章，小说由徐缓从容的市井生活描写，逐渐转化向社会斗争题材的推出，以肉铺王掌柜儿子王十成的出现，烘现遍及城乡的反抗外辱的义和团大事件，以多老大与美国牛牧师的勾结为线索，演绎出地位互异的旗人面对国耻迥然不同的反应。小说结止在定禄大爷邀牛牧师吃饭的故事发展中途，情节正待掀起一个波澜……
历史学家写历史，文学家也写历史。彼此的不同点起码有二：一是历史学家须秉笔记录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文学家则可以在历史的整体真实之上编写更具典型性的故事；二是历史学家可以对历史无遮拦地阐发议论，而文学家则往往得将自己对历史的解读巧妙地包容到作品的情节内里。老舍书写《正红旗下》，何尝不是要表达对满洲民族那段特殊历史遭逢的思考，可是，大作家毕竟是大作家，他举重若轻，竟能在娓娓道来的民俗世相之类的琐事中间，就把一些偌大的历史课题给回答了。
在故事发生的清代末年，对满族社会来说，最严重的事情之一即是“八旗生计”问题。八旗制度，是自明代晚期建立起来的一种使满族社会全民皆兵的制度，它曾极有力地推动了清政权的定鼎与巩固，而越到后来，制度本身给满族社会带来的弊端也就越是明显呈现出来。老舍的艺术之笔，是从当时北京城各类旗人住户门垛子上的“鸡爪子”符号来切入这个大问题的。因为有“铁杆庄稼”式定期发放的钱粮做保证，在旗人社会里“赊欠已成了一种制度。卖烧饼的、卖炭的、倒水的都在我们的，和许多人家的门上画上白道道，五道儿一组，颇像鸡爪子。我们先吃先用，钱粮到手，按照鸡爪子多少还钱”。这清楚地表明，穷苦而又本份的旗兵们，因为命中注定一辈子只能当兵保国家，所以，他们中的大多数，家道再惨，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没有别的生路可寻，只能凭着享有“铁杆庄稼”这么点儿特权，靠拆东墙补西墙勉强度日。
“赊欠已成了一种制度”，却又不是单单对穷旗人们而言，当时那些军衔较高、钱粮颇丰的旗人家，居然也在靠赊欠过日子，比如一家仅四口人其中就有一名佐领、一名骁骑校的“大姐公公家”，门垛子上的“鸡爪子”图案竟然最丰富，这就不能不耐人寻味。小说里的“大姐婆婆”，是子爵之女、佐领之妻、骁骑校之母，她的几十套服饰循环出入当铺，当此赎彼，倾其所有吃喝玩乐，折腾光了，就以子爵女儿、佐领太太的身份去赊，为了过个花天酒地的“肥年”，敢把房契也押了出去。这家人的逻辑是：家有铁杆庄稼，欠了日子欠不了钱，“不赊东西，白作旗人！”敢于大着胆子赊欠许多的账，在他们简直是个荣耀，这类人的思维逻辑也就可想而知了。
赊欠在旗人生活中愈演愈烈，还有个缘故，是因为他们无论贫富，既活着，就远不能仅以维持生命为满足，他们得活得像样，活得讲究，这就需要许多额外的花销。小说写道：旗人生活几乎全部艺术化了，像“我”这么个穷旗兵的儿子，“洗三”以及“办满月”都须花大力气应酬一番，在这种“艺术的表演竞赛大会”上，一切须合乎礼数，“必须知道谁是二姥姥的姑舅妹妹的干儿子的表姐，好来与谁的小姨子的公公的盟兄弟的寡嫂，作极细致的分析比较，使他们的位置各得其所，心服口服”。至于阔绰些的旗人，便更是把自己的生活艺术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除了成天沉溺在唱戏、养蛐蛐和“满天飞元宝”（书中说到“大姐夫”养了一群极珍贵的鸽子，“每只鸽子都值那么一二两银子”）上面，还要效法汉人的样儿，于人名之外，都起上个“十分风雅”的号。把生命的过程向艺术的层次推进，本来是人类文明不断提升的必然诉求，但是，像当时京师旗人这般，在人们自身不求进取的情况下去拥抱一种畸形的文化艺术，民族的前景可就不大妙了。作者力笔饱蘸沉思，写下了富有哲理的反省：
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
老舍是热爱自己民族的，他敢于拿本民族的历史疮疤给人看，正是作家对民族的往昔痛切检讨的证明。
与作家同样关切满民族历史走向的读者，从这位满族文学大师的笔下，看到了一个由旧基地中走出来的新人形象——福海二哥，他是作者着意推出的一个可爱的新型劳动者。福海二哥是一名跟一般旗人水乳交融的普通旗兵，是所谓“熟透了的旗人”，“没忘记二百多年来的骑马射箭的锻炼，又吸收了汉族、蒙古族和回族的文化。论学习，他文武双全；论文化，他是‘满汉全席’。”而作者进一步告诉我们，“惊人之笔在这里：他是个油漆匠！”这位出身于亮蓝顶子参领之家的“八旗子弟”，竟不怕满族社区里他人的讥诮和鄙视，拜师学到了一手油漆彩画的好技艺。“当二哥作活儿的时候，他似乎忘了他是参领的儿子，吃着钱粮的旗兵。他的工作服，他的认真的态度，和对师兄师弟的亲热，都叫他变成另一个人……一个顺治与康熙所想象不到的旗人。”在作品描写的那个年代，内外窘困的“大清”皇朝，已经真个像是“残灯末庙”了，生计问题无可如何地在折磨每个仅靠皇粮过活的贫困旗兵家庭，甚至连地位稍高的满族官宦们也坐吃山空。即便如此，京城里的老派旗人，能够审时度势，在世代铁定的八旗制度之外，再为自己重新设计一条生路的，却着实不多。老舍正是在充分展示了这座旧营垒中颇多浑浑噩噩形象之后，才满怀兴奋地谈起了福海二哥的独到之处——“是的，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总会有人，像二哥，多看出一两步棋的。”自食其力，在今天的人们说来是个多么自然而又令人服膺的观念，然而别忘了，即使是在清末那种“日落西山的残景里”，当兵的要背着上司而偷着学点手艺为自个儿谋生，也是件很要胆识的事情。一个民族，在大家都已习惯了的生活轨道之外，另由个别人来辟出走向新生的蹊径，从来也不容易。从《正红旗下》故事发生到今天，满族的社会地位已有了质的超越，如果说这个民族是在靠劳动、靠创造的路途上终于找到了自身新的命运依托，那么，像福海二哥那样的满人，无疑，就该算是摸索这条民族新生之路的先行者。《正红旗下》的写作宗旨，并不是要专门探讨满族如何在“八旗生计”问题困惑下找寻出路。作者在生活化的场景中反映社会现实，触及面还相当宽广。下层旗人的生活艰辛，在小说里写得很真实。“我”的父亲是负有保卫皇城责任的旗兵，全家仗着他三两银子的月饷过活，因母亲勤俭操持才勉强支撑下来。所领银饷份量总是不足，还了欠债所剩无几，只好再赊。他们每天要以喝豆汁维持生存，连在“良辰吉日”添了个独子，也要被危机阴影牢牢围困着。一个皇城护兵，一家只有四口人尚且如是，更多地位更低、补不上兵缺、或者人口负担更重的旗人家庭，又该怎样凄苦呢。与穷旗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旗人富豪定禄的生活。“自幼儿，他就拿金银锞子与玛瑙翡翠作玩具”，他珠光宝气地来“我”家，从身上随便一摸，便是一份二两银票（能买一桌高级酒席）的贺礼。旗人社会的两极化，触目即见，这说明，在私有制社会里，统治者所隶属的民族，其内部也是有明确的贫富之分。
小说以“我”的降生牵引出“八旗生计”的主线，同时扫描出“良辰吉日”街头的幕幕惨景：“在这儿或那儿，也有饿死的、冻死的，和被杀死的”，说到除夕夜的花炮声，又收录下当时压倒一切的债主扣门声及穷苦人无奈了却残生的镜头。尤其震憾人心的，是在写“我”饥啼时抒发的串串浮想，似一部奏鸣悲怆主题的交响音画，让读者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感受到整个中华的凄楚哀伤，体会那该当诅咒的不平世道。
作品用探测时代脉搏之笔，描述了民族败类与帝国主义者的肮脏交易。精神崩溃的旗人多老大，欲壑难填，改奉上帝，想依赖洋人势力捞特权。美国人牛牧师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来中国冒险并且发迹，“每三天就过一次圣诞节”。他唆使多老大捣乱，为的是制造教案，赢取暴利。这伙侵略者以枪炮为后盾，蜂拥而至，无空不钻，使中国金银外流，久无宁日。京城里的肉铺王掌柜和他在山东乡下的儿子十成，都遭到了这种外患的无端滋扰，他们由不同的方向被逼上了一致的反抗道路。
作者把一腔激情寄予各族人民。清廷对不同民族分而治之，阻挠旗人和别族的接近。但在满族人民眼睛里，人，是按社会贫富地位划分的，“谁也挡不住人民互相友好。”小说中的“我”，“一辈子忘不了”在洗三和满月时受到过回、汉民族朋友的祝福。作品不无深意地介绍了汉人王掌柜从讨厌旗人到通过交往而理解了满族群众，并且彼此建立了友谊的过程。老舍一向倡导民族间的真诚合作，这在他的剧作《国家至上》、《大地龙蛇》和《青蛙骑手》里面，都有过清晰的表达，《正红旗下》教这种精神更加升华。书中有位下层旗人多老二，他爱本民族，更爱大中华，曾以正义之舌怒斥为虎作伥的败类哥哥，其情其景感人肺腑。福海二哥，更是坚持友爱着各族群众，为搭救蒙难的汉族朋友，四处奔波，他对朝廷离心离德，与义和团民王十成——要“叫皇上也得低头”的一个汉族青年农民——交上了心碰心的朋友，还想要互认师兄弟；身为旗人，他同情造反，承受着思想矛盾，但到底在是非面前态度很明朗，他对十成掏了心里话：“我也恨欺侮咱们的洋人！可是，我是旗兵……不能自主！不过万一有那么一天，两军阵前，你我走对了面，我决不会开枪打你！我呀，十成，把差事丢了，还能挣饭吃，我是油漆匠！”小说《正红旗下》对清末旗、民之间民族关系的形象体现，真实可信。许多读者过去并不了解这些，总以为清代的旗族满人，都是一式的面目可憎、精神堕落，读了作品，他们才对当时的实有情况获得了全新的感受。连老舍多年间的朋友、女作家冰心，也是在读了《正红旗下》之后，才深有感触地谈及：“我自己小的时候，辛亥革命以前，因为痛恨清皇朝政府的无能、丧权辱国，作为汉族一分子，又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旗人’，因此我对于旗人，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是一律怀有反感的” ，她对这部小说中反映下层满人与兄弟民族群众相亲相爱的许多情节，印象深刻，并且认为，读了老舍的描述，对人们重新加强理解“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具有积极意义。
《正红旗下》是旧时代的真实写照，它像一部生动异常的历史教科书，“由心儿里”剖视了清皇朝赖为基础的八旗社会，指出清政权已然是落花流水不可收拾，当时满民族的社会分化及精神危机，也已发展到了难以调整、必须重作大幅度变革的程度，而人民要冲出历史桎梏，民族要通过奋斗而赢得新生，更属于历史之必然。
老舍不仅给《正红旗下》构造了清末旗族社会的特定历史框架，又向这一框架中填充了丰富多彩的民俗内容。读起这部小说，人们就如同置身其间，在游历着一场19世纪末叶北京旗人生活风情的博览会，得到多项的文化认识价值。
人们常说，京城里头满人们的规矩特别。究竟怎么个特别法儿？只要读读书中的两处描写，就可感知一斑了：
是呀，看看大姐吧！她在长辈面前，一站就是几个钟头，而且笑容始终不懈地摆在脸上。同时，她要眼观四路，看着每个茶碗，随时补充热茶；看着水烟袋与旱烟袋，及时地过去装烟，吹火纸捻儿。她的双手递送烟袋的姿态够多么美丽得体，她的嘴唇微动，一下儿就把火纸吹燃，有多么轻巧美观。这些，都得到老太太们（不包括她的婆婆）的赞叹，而谁也没注意她的腿经常浮肿着。
母亲认为把大姑子伺候舒服了，不论自己吃多大的苦，也比把大姑子招翻了强得多。姑母闹起脾气来是变化万端，神鬼难测的。假如她本是因茶凉而闹起来，闹着闹着就也许成为茶烫坏了她的舌头，而且把我们的全家，包括着大黄狗，都牵扯在内，都有意要烫她的嘴，使她没法吃东西，饿死！这个蓄意谋杀的案件至少要闹三四天！
满族入关后，既把自己先前的许多习俗保持下来，又向中原学得了不少新的生活规范。就说上述两样规矩吧，小媳妇儿在婆家要处处守家法，累死累活，也得等熬成了婆婆才有地位。这显然与满人后来引进汉族传统的封建宗法观念有关系；而满人家里姑奶奶的地位特殊地高，以至像小说里“姑母”守寡后不但可以白住弟弟家的房子，还可以称王称霸到这般地步，这倒是满族历史上一直尊敬族中已婚女性的传统造成的。在一个民族的民俗里面，自己的老规矩依然恪守，外来的新规矩又被不断加进来、摞上去，生活在这样的民族中间，能不累死人才怪呢。这些，自然属于满族的民俗百科，当然，也可以被视作作者所说“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
有清一代满族人生活在北京，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情趣提高了许多，不仅上流旗人受了艺术熏陶，下层旗人也因为除了当兵站岗别无事情可做，而平添了不少文化嗜好。小说里的满人，多有着这样的特点，即使如福海二哥这样的正经人，也照例“会唱几句……汪派的《文昭关》，会看点风水，会批八字儿。他知道怎么养鸽子，养鸟，养骡子与金鱼。”人们尽可批评当时的旗人真本事不大而杂能耐不少，但是，读了这本小说，也许可以体会出，那些命里注定要一辈子被紧箍在八旗制度底下的满人，他们的生存本身就是个大悲剧，在悲剧中为生命找寻一点点儿可怜的小情趣，总可以算是正当的人生本能。热爱生活，毕竟不是坏事情。
凡事常常利弊兼收。京城满人把整个生活艺术化，也给今天的社会留下了一些有益的东西。譬如说到北京话，它已经在当代中国成为普遍推广的普通话的语音基础，说明其在语音学方面的价值很大。须知，清代的京城满洲人在普遍改操汉语之后，确实对北京语音的最终定型，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一点，已为语言学家们所证实。读了《正红旗下》，也就不难理解，这些日常“连笑声的高低，与请安的深浅，都要恰到好处，有板眼，有分寸”的旗人，是自然不会放松对于语言尤其是语音的艺术性修炼的。写福海二哥的时候，老舍说：“至于北京话呀，他说得是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是的，他的前辈们不但把一些满文词儿收纳在汉语之中，而且创造了一种清脆快当的腔调；到了他这一辈，这腔调有时过于清脆快当，以至有时候使外乡人听不大清楚。”这里，不妨再援引一小段作品，具体欣赏一下出于福海二哥之口的北京话，该有多么流畅、舒巧、动听和够味儿：
“是！”二哥急忙答应，他知道母亲要说什么。“您放心，全交给我啦！明天洗三，七姥姥八姨的总得来十口八口儿的，这儿二妹妹管装烟倒茶，我跟小六儿……当厨子，两杯水酒，一碟炒蚕豆，然后羊肉酸菜热汤儿面，有味儿没味儿，吃个热乎劲儿。好不好？您哪！”
《正红旗下》是少有的满族民俗小说，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一个时代的满族风习、语言、心理、气质。旗族各色人等日常的言谈、举止、礼节、嗜好、装扮，样样记录得中规中矩，连不同辈份的人们之间如何请安、过小年如何祭灶、青年考补兵缺时如何作弊雇他人作“枪手”等等，都有维妙维肖的介绍。满人在清末的语言，还处在由满语向汉语过渡的后期，用着汉语，又保留较多的满语词汇，如称呼“妈妈”为“奶奶”，叫“去”为“克”，以及“牛录”、“栅栏”等等，也都留存了满人习惯用语的原汁原味儿。
此外，这部作品，在艺术处理上，亦颇多可圈可点之处。作者一向不大喜欢依据离奇突变的情节和层层叠加的悬念来推进故事，他坚持认为：“小说的成败，是以人物为准，不仗着事实。世事万千，都转瞬即逝，一时新颖，不久即归陈腐，只有人物足垂不朽。” 《正红旗下》出场人物个个活生生，有的只三五言、一二事，便让人过目不忘。定禄设宴，写坐陪的满族翰林的心理：“他直看着牛牧师的腿，要证实鬼子的腿，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确是直的。假如他们都是直腿，一倒下就起不来，那就好办了——只须长竹竿捅他们的膝盖，弄倒他们，就可以像捉仰卧的甲虫那样，从从容容捉活的就是了。”这个过场人物，仅几笔，就被牢牢地胶粘到社会图画中他专有的位置上，告诉人们，“有知识”的上层旗人闭目塞听自大自误，发展得有多严重。
《正红旗下》的语言，以注重口语化见长。清代满洲作家文学已形成了远文言、近口语的传统，老舍在写作这部满族特色浓郁的长篇时，更体现了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口语化艺术水平。他毕生孜孜探寻语言运用的高妙境界，本来，他调动北京方言土语的本领出神入化，但是，当他发觉一味地以地方话写作，会给外埠读者带来较大的阅读障碍，就开始努力屏弃叫人容易产生疑问的方言僻字，创造出符合广大读者口语习惯的以北京语音为基础的普通话语言风格。《正红旗下》是这种风格的集中表达，其中的嘻笑怒骂各类言谈，均自然畅达，哪怕写下层家庭生活，也力戒陋词土语冒头，而优先选用富于表现力的大白话。这种看似平易实则深奥的格调，出自驾御语言的高超造诣。清代的满族文学评论家裕瑞评曹雪芹时讲过：“俗亵之言，一经雪芹取择，所收纳者，烹炼点化，便为雅韵，究其手笔俊耳。” 把这样的赞誉转赠给老舍，是刚好合适的。裕瑞在其小说评著里，很注意考究语言，甚至把《红楼梦》续书中“用字不当者”，一一剔出正误，足见满人对作品字句严格遴选的态度。老舍作品写得那么通俗，看似不费吹灰之力，实则不然。如他自己所说，须用心反复改，有时一千多字要写两三天。他不仅讲字义，常把字音的平仄也要调配得当，以便朗读时获得快感。这要耗费多大的心血！《正红旗下》里边，姑母假模假式地说，早该把家中的难处对她提，“父亲只搭讪着嘻嘻了一阵。心里说：好家伙，用你的银子作满月，我的老儿子会叫你骂化了！”这“骂化了”三个字，俏皮又实在，把父亲对独子的疼爱和对姑母的褒贬和盘托出，读起来叮咚带着响儿。
老舍式的幽默又在这部作品中以新的面貌与世人见面。他的善意戏谑，妙趣盎然，白姥姥给“我”作洗三，“拾起一根葱打了我三下，口中念念有词：‘一打聪明，二打伶俐！’这到后来也应验了，我有时的确和大葱一样聪明。”白姥姥是取“葱”之谐音，而“我”调皮，偏取字义，使人捧腹，也流露了作者对旧时劳动群众盲目讨取吉兆的微讽。写“大姐夫”的附庸风雅，说他“别出心裁地自称多甫，并且在自嘲的时候，也自称豆腐。多甫也罢，豆腐也罢，总比没有号好得多。若是人家拱手相问：您台甫？而回答不出，岂不比豆腐更糟糕么？”这是挖苦无聊之徒，揶揄份量加重不少。至于对付人间丑类，幽默嘲弄近乎绝情，书中多老大打比方：“牧师专收有罪的人，正好像买破烂儿的专收碎铜烂铁。”市井无赖的比喻就这么蹩脚，可是也真熨贴，洋牧师收买中国的民族败类，和买破烂儿的真就酷似得很。
《正红旗下》的思想、艺术和社会认识价值，异常厚重。这部未完成的作品，充分显示了老舍晚年文学功力的炉火纯青。它是老舍艺术的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