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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主义高压下，有的人既不引退，也不招惹杀身之祸，蛇委曲折，如蚯蚓钻洞，是软泥就钻，是硬石就绕，在空隙中活动，在空隙中生存，在空隙中施展才华。 不可否认，武则天是位能干的女皇帝，既是皇帝就有皇帝的阳刚之气，她如其他皇帝一样也视臣下如奴仆，有才能者则用，不合者则罢，有过者则杀。大胆提拔，放肆杀戮，像摆棋子一样轻快。所以，武则天每升一官，宫中的女婢就私下议论说：“鬼朴又来矣。”果然不过一个月新官又变新鬼。在这种气氛下当官，怎能不叫人觉得恐怖！
武则天 武则天手下有一位大臣叫娄师德，他文韬武略，出将入相。在高宗时曾应募之“猛士”，赴边疆服役，可谓有胆量，到了武则天当皇帝时他晋升为相，反而变得胆小了。他的弟弟被任为代州刺史，娄师德临别赠言说，我已是宰相了，你又做了州牧，“荣宠过盛”，这是为人所妒忌的，怎么可以“自免”？他弟弟跪在地下回答说：自今后虽然有人唾我面，我“拭之而已”，哥哥不必为我担忧。娄师德严肃地说，这正是我所以担忧的！人唾你的面，是因为恨你，你当面拭之，不是拂人意吗？不是更加激怒他吗？“夫唾，不拭自干，当笑而受之。” 有一次性格谦缓的娄师德与骄躁的李德昭要一同“入朝”，娄师德“体肥行缓”，李德昭“屡待之不至”，“怒骂”娄师德为“田舍夫”，娄师德笑着说，我娄师德不做“田舍夫”，哪个做！对待大臣尚且如此，可以想见他是怎样处理与皇帝的关系了，《旧唐书》评论说，娄师德之所以得以善终，就是因为他“虽参知政事，深怀畏避”。 怕有各种，以上姑且叫作娄师德的怕吧！ 西汉，自武帝之后，在皇位继承问题上险象环生，这是西汉后期的最尖锐最敏感的问题，有的人对这个问题怕沾一点点边。杨敞，是大司马霍光的亲信，先做霍光幕府军司马，后霍光提拔他为大司农，霍光之所以“爱厚”，可能就是看中了他胆小，不会做危及他的事。在昭帝时，有人将“上官桀等反谋”事，告诉杨敞，凭着他与霍光的亲近关系，他应该报告霍光。但由于他“畏事”，“不敢言”，故装病回避，昭帝死，迎昌邑王即位，后霍光以昌邑王“淫乱”，决定废昌邑王，并派田延年告知杨敞，杨敞得知“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一个多月后即死，大概是吓死的。 如果说娄师德的怕是软弱的怕，那么杨敞的怕则是懦夫的怕，更加窝囊。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陈平这个历史人物。
陈平 刘邦得天下，陈平功多，史书称他“凡六出奇计”：第一，他“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使项羽不信武将钟离眛、谋士范增；第二，韩信求封齐王，“陈平蹑汉王”，劝阻刘邦的“怒骂”；第三，闻“楚王韩信反”向刘邦献“游云梦”之策；第四，平城围困，陈平疏通阏氏以解围；第五，平陈豨反，以计从；第六，平黥布反，又以计从。所以刘邦说：“吾用先生谋计，战胜克敌，非功而何？”只是奇计“颇秘，世莫能闻也”。以致今天我们不知其详。 陈平自己也说：“我多阴谋。”刘邦在世时，他辅佐刘邦用以对付项羽、韩信、陈豨、黥布等人，刘邦去世后，就用来为自己排除险情了。 刘邦刚带兵平定黥布回长安，燕王卢绾又反，刘邦派樊哙带兵平卢绾，樊哙刚刚走，就有人告发樊哙，年老多病的刘邦大怒说，看见我病，就希望我死。刘邦用陈平的计，召周勃与陈平一起在床前“受诏”，刘邦吩咐说，“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令陈平到了军中“即斩哙头”。在途中，陈平与周勃商量说，樊哙是皇帝的“故人”，又是吕后的妹夫，“有亲且贵”，现在皇帝在气愤中下令，万一“后悔”了呢，那就不好办了，不如囚载回长安，由皇帝“自诛之”。陈平押着樊哙囚车，在返回长安的途中，听到刘邦已死。假如陈平真的按刘邦的吩咐办，岂不是要招来不可挽回的祸殃吗？不过，陈平还有点怕，樊哙被夺兵权被囚能不恼怒吗？何况他背后还有吕后和吕后的妹妹吕媭呢。为此，陈平提前赶到长安。 就在这个时候，吕后使“使者诏”陈平与灌婴驻军于荥阳，陈平此时要不要不见吕后马上“受诏”去荥阳？这着棋走对走错关系重大。而陈平“立复驰至宫”，在吕后面前痛哭，诉说受刘邦诏，逮捕樊哙事的原委，以释“谗怒”。好在樊哙没有杀，好在陈平赶在别人进谗之前，所以吕后当时未发作，只对他说，你辛苦了，休息去吧！陈平仍感到事情还未过去，为此他一再请求不去荥阳，要“宿卫中”，吕后任他为“郎中令”，“傅教孝惠”。这样才使“吕媭谗”“不得行”。 这件事有四个环节：（1）军中杀不杀樊哙；（2）闻刘邦死，要不要提前赶回长安；（3）要不要立即进宫向吕后释谗；（4）要不要请求留宿卫中。这四个环节都埋藏着祸害，陈平稍有差池，对任何一个环节处理不当，都会遭杀身灭族之祸。多险呀！唯有陈平才这样小心、细心，在小心细心中施展着智谋，在险象环生中脱祸。 陈平脱离了险境又进入了险境。刘邦死后，吕后偏向娘家违背丈夫的盟约，要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照实回答，违高祖约，不可。问陈平，陈平回答说：“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欲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出了宫廷，王陵责问陈平说：“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陈平回答说，“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但安定天下局势，稳住刘家天下，“君亦不如臣”。 吕后对王陵来个明升暗降，升他为惠帝太傅，夺了他的右丞相权，由陈平代替。王陵发闷气，杜门不出，十年后死。陈平仍然知道，吕后对他的防备并未解除，陈平虽然居相位并不瞎忙乎，“日饮醇酒，戏妇女”。要抓陈平辫子的人，到吕后那里去告陈平的状，“吕太后闻之，私独喜”。吕后反而要主动解除陈平的思想顾虑。当着吕媭的面对陈平说：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你看我对君怎么样，不必顾虑吕媭之谗。历史验证了，稳住刘家天下的是陈平，是陈平联合武将周勃所起的作用。 从道德上讲，陈平一贯玩弄权术，而且还讲假话、讲违心的话。从历史作用上讲，辅佐刘邦战胜项羽定天下，他的作用不亚于韩信、张良、萧何、周勃等；他与吕后周旋，安刘家天下则是众多老臣宿将所不能做到的，或者所不及的。有的身亡过早，有的暴露过早，有的勇敢有余而智谋不足，唯独有陈平担此重任。陈平不玩弄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的权术，躲过种种暗礁，也就没有与吕后周旋、击败诸吕的陈平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道德的评价与历史的评价的二律背反。可以断言，在专 制主义统治下，这种离奇的背反是不会绝迹的。 大凡新王朝统治地位稳固之后，有功的老臣们都应该时时小心，处处提防。其中尤其是武将，在专制主义统治下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 唐初，李靖、李勣二位名将，赫赫战功，李世民即位，始终将一双警惕的眼睛盯着他们。他们俩也感觉这一双眼睛，如芒在背，时刻不忘。如李靖平时装着大智若愚的样子，不多讲话，“每与时宰参议，恂恂然似不能言”。当到战争基本告以结束时，他就“以足疾上表”求退，这正合李世民的胃口，所以李世民称赞他说，“朕观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朕今”“成公雅志”，使“公为一代楷模”。也就是暗示唐初的老臣们要向李靖学习。因此，李靖得以善终。 李世民很欣赏李勣的才智，有心想让他辅佐将来的高宗，但是又不放心，所以李世民对太子李治说，李勣才智有余，然而你对他“无恩”，恐怕你不能“怀服”他。我今“黜之”，让他“以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去做边地叠州都督，他“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他若“即行”，等我死后，你取用他为宰相，加以重用。这埋伏着多么险恶的杀机。李勣摸准了李世民的意图，“受诏，不至家而去”。有人评论说：“太宗以机数御李世勣（李勣），世勣亦以机心而事君。”好在李世勣用了这个“机心”，不然，他早被砍杀了，哪还有后来的善终呢？ 李世民手下还有猛将尉迟敬德，出身草莽，性格粗鲁，居功自傲，每见大臣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短长“必面折廷辩”，致使与当朝者不协调。有一次，他与任城王李道宗争功，“拳殴道宗目，几至眇”。 此时，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说，我曾读汉史，见汉高祖的“功臣获全者少”，心中很不快，到了我做了皇帝，“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而，看到你动辄“犯宪法”，才知道韩信、彭越被杀，不完全是汉高祖的过错。尉迟敬德听了皇上这半训斥半警告的话，清醒了、收敛了。叱咤风云的尉迟敬德晚年转为“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常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故得以避祸。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相位，加强皇权，更加专制，设有锦衣卫暗中监视大臣。据说，国子祭酒宋讷有一天独坐生气，面有怒容，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问他昨天生什么气，宋讷大吃一惊，只得照实说。朱元璋还叫人把暗中给他画的像拿出来看。这种阴森恐怖的气氛，使得包括李善长在内的大臣都日夜提心吊胆，连咳嗽都怕墙外有人。在这种气氛笼罩下叫人怎么不时时小心、处处提防呢？ 徐达是朱元璋手下头号大将，相当于刘邦手下的韩信，但是，徐达比韩信才智更高，他“言简虑精”，“延礼儒生，谈议终日，雍雍如也”，但在朱元璋面前却“恭谨如不能言”，朱元璋不放心，对他做过试探：一天，朱元璋到徐达官邸，故意将徐达灌醉，蒙上被子，抬到“正寝”去睡觉，徐达醒来，在惊恐中匆匆忙忙“下阶”，“俯伏呼死罪”。朱元璋见此状，心中高兴。要是徐达丧失了这个警觉，那岂不是大难临头吗？ 汤和也是朱元璋重要将领之一，朱元璋到了晚年，和其他皇帝一样，考虑到他的身后事，“意不欲诸将久典兵”，在徐达、朱文忠死后，朱元璋最要防备的就是汤和，而汤和也揣摩到朱元璋的心事，于是汤和找空从容地向朱元璋说，臣年龄大了，不能胜任“驱策”，“愿得归故乡”为墓穴，以待埋葬骸骨。朱元璋听了非常高兴，“当时公、侯诸宿将坐奸党”先后伏法，唯独汤和得以幸免，这完全是用自己的小心提防换来的。 众所周知，雍正上台，是得力于隆科多和年羹尧的，雍正力报之以厚，使这两位功臣所得的荣誉盖过所有的大臣，可是曾几何时，功臣变成罪人，雍正在整治这俩人时曾表白说：“朕御极之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腹，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德，彼竟有二心。”说得多漂亮，其实应从反面读；隆科多、年羹尧对雍正“视为一德”，雍正“竟有二心”。其间原因，就是因为在雍正夺位时，他们两位陷得太深，知道得太多，事成后又不避嫌引退。为皇帝策划和参与干见不得人的事，事成又享其利，皇帝恐其泄者，身危。隆科多、年羹尧属于此类。年羹尧“幕客”汪景祺借此大发议论说：“功高不赏，挟震主之威，不能善自弢晦，故鲜有以功名终者。” 在专制主义统治下，不论是非功过如何，不得放胆做人（不管好人、歹人都不得明明白白地做），要小心火烛。而且愈是处高位者愈要小心，不然的话，为什么岑文本拜相，对来贺者说：“今受吊，不受贺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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