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有先生仕于吴，进不能称往古以厉主意，退不能扬君美以显其功，默然无言者三年矣。吴王怪而问（因怪而问）之曰：“寡人获先人之功，寄于众贤之上，夙兴夜寐，未尝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举，远集吴地，将以辅治寡人，诚窃嘉之。体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虚心定志欲闻流议者三年于兹矣。今先生进无以辅治，退不扬主誉，窃不为先生取之也。盖怀能而不见，是不忠也；见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
点评：此文章之引子。由吴王之怪，引出非有先生之论。
吴王曰：“可以谈矣，寡人将竦意而听焉。”先生曰：“于戏！可乎哉？可乎哉？谈何容易！（一言“谈何容易”）夫谈者有悖于目、拂于耳、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说于目、顺于耳、快于心而毁于行者，非有明王圣主，孰能听之矣？”吴王曰：“何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先生试言，寡人将听焉。”先生对曰：“昔者关龙逄深谏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此二臣者，皆极虑尽忠，闵主泽不下流，而万民骚动，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之荣，除主之祸也。今则不然，反以为诽谤君之行，无人臣之礼，果纷然伤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为天下笑。故曰：谈何容易！（再言“谈何容易”）
点评：此文章第一层也。由“龙逄深谏、比干直言”，却“戮及先人，为天下笑”，一叹“谈何容易”。
是以辅弼之臣瓦解，而邪谄之人并进，遂及飞廉、恶来革等。二人皆诈伪，巧言利口，以进其身；阴奉雕琢刻镂之好，以纳其心。务快耳目之欲，以苟容为度。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庙崩弛，国家为虚。放戮贤臣，亲近谗夫。《诗》不云乎？'谗人罔极，交乱四国’，此之谓也。故卑身贱体，说色微辞，愉愉呴呴终无益于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为也。将俨然作矜庄之色，深言直谏，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损百姓之害；则忤于邪主之心，历于衰世之法。故养寿命之士莫肯进也，遂居深山之间，积土为室，编蓬为户，弹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风，亦可以乐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齐避周，饿于首阳之下，后世称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谈何容易！（三言“谈何容易”）”
点评：此文章第二层也。由“夷齐避周，世称其仁”，引出“邪主之行，固足畏也”，反面论证“谈何容易”。
于是吴王戄然易容，捐荐去几，危坐而听。先生曰：“接舆避世，箕子被发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浊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圣主，得赐清燕之间，宽和之色，发愤毕诚，图画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体，下以便万民，则五帝三王之道，可几而见也。故伊尹蒙耽辱，负鼎俎和五味以干汤；太公钓于渭之阳，以见文王。心合意同，谋无不成，计无不从，诚得其君也。深念远虑，引义以正其身，推恩以广其下；本仁祖谊，襃有德，禄贤能，诛恶乱；总远方，壹统类，美风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则天地和洽，远方怀之，故号圣王，臣子之职即加矣。于是裂地定封，爵为公侯；传国子孙，名显后世，民到于今称之，以遇汤与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龙逄、比干独如彼，岂不哀哉！故曰：谈何容易！（四言“谈何容易”）”
点评：此文章第三层也。由“太公伊尹以如此，龙逄、比干独如彼”，正反对比论证“谈何容易”。
于是吴王穆然，俯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颐，曰：“嗟乎！余国之不亡也，绵绵连连，殆哉世之不绝也。”于是正明堂之朝，齐君臣之位。举贤才，布德惠，施仁义，赏有功；躬亲节俭，减后宫之费，捐车马之用；放郑声，远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宫馆，坏苑囿，填池堑，以与贫民无产业者。开内藏，振贫穷，存耆老，恤孤独，薄赋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内晏然，天下大治，阴阳和调，万物咸得其宜。国无灾害之变，民无饥寒之色，家给人足，畜积有余，囹圄空虚。凤凰来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远方异俗之人，向风慕义，各奉其职而来朝贺。
点评：此文章之结尾。由吴王闻此言之态度，天下行此事之结果，印证非有先生所论非虚。
故治乱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见，而君人者莫肯为也。臣愚窃以为过，故《诗》曰：“王国克生，惟周之贞。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此文章之“论赞”，楚辞之“乱曰”，扬雄所谓“曲终奏雅”者也。东方朔以此文讽谏皇帝，唯恐皇帝不解其意，末尾再次申明其本旨，引诗证之，其体例自《左传》有之。）
点评：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东方朔初入长安就向皇帝上书，用了三千奏牍，此后也一直找机会对皇帝进行进谏，可见他是有政治抱负的，可是，汉武帝却始终视他为俳优（“上颇俳优畜之”——《汉书·严助传》）。东方朔有话难言，故而假托“非有先生”写作此文，意在讽喻武帝。
东方朔借“非有先生”与“吴王”的对话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这种形式显然是借鉴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就连“非有先生”的名字也与《子虚赋》中的主人公子虚、乌有、亡是公之名如出一辙。此人名为“非有”，然而，于东方朔而言，他是希望其有的。东方朔自然希望武帝是个“吴王”式的君主，而自己则是那个“非有先生”。把自己的“偶像”名为“非有”，这似乎隐约展现了东方朔本人思想上的矛盾。
《汉书》中记载了东方朔的另一篇文章——《答客难》，说的是有人故意刁难东方朔（这当然也是借鉴了司马相如赋的形式，并非真有其人），问了他一个问题：张仪当万乘之主，身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您而悉力尽忠，旷日持久，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这是为什么呢？东方朔引用古人的话为自己辩解说：“天下无害，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大意是说今天下安定，自己因此英雄无用武之地。两篇文章对比，我们就能发现，一方面，东方朔希望自己的进言能被采纳，进而干出一番事业；另一方面，他又时常动摇，认为治世之下，抱负难施也是理所当然。因此，班固评价他说“不根持论（意为不能坚持自己，出自《汉书·严助传》）”。正是这种矛盾的思想，才使得东方朔在文中多次“欲语还休”，再三感叹“谈何容易”。
当时，朝廷多贤材，像公孙弘、董仲舒、司马相如、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终军、司马迁等人，都是“辩知闳达，溢于文辞”。武帝既招英俊，用之如不及。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位至公卿，而东方朔独不得大官。因此，他为求试用，“言专商鞅、韩非之语”，本文的观点就基本上来自《韩非子·说难》一篇。
本文思想上并无多少新意，只是言辞颇为滑稽，是其可取之处。东方朔当时大概写作许多这类文章，然而，“终不见用”。所以班固认为，东方朔写这些文章是“用位卑以自慰谕”，我认为是很正确的。
这篇文章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它虽然名为“论”，实则全用“赋体”。文中反复论证“谈何容易”，真正想进言的内容只是“治乱之道”一段，不过数十字而已，这与司马相如的赋毫无二致。汉代的扬雄就曾说“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华丽的辞赋，鼓励奢侈的言词与倡言节俭的言词是一百比一的关系，这就如同尽情演奏郑、卫之音，而在曲终之时演奏一点雅乐一样）。”照这样做，目的怎么能达到呢？以司马相如之才尚不能为武帝所用，东方朔以这种形式进谏，自然无法达到目的，也难怪武帝对东方朔一直以“俳优畜之”！
